中 美 战 略 经 济 对 话

两周前，"半杯清茶社" 邀请著名新闻工作者、前《中国时报》驻华府特派员、专栏作家傅建中先生发表题为"中美外交之回顾"的演讲，并同半杯社友及侨界人士进行座谈和交流，以此纪念中美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傅建中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从历史的纵深和世界舞台的广度，分析说明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中美领导人的互动轶闻和背景资料，以及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间众多的政治人物和外交事件在傅建
中先生的演讲中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到今日，从昔日的敌人，已俨然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怀想，在他看来，“中美联合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全球经济系统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这个共同体拥有全世界13%的大陆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总量。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单个经济体而言，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的最大债权国。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打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蜜月还会继续延续，彼此为对方提供经济增长的燃料。未来美中两国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完全
有共治世界的可能。
正当人们憧憬着“中美国”时代的到来，推测新总统奥巴马首次出访可能造访北京时，中美经贸磨擦却在近日浮出水面。美国候任财长盖特纳于参院审批他的任命案期间，在致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美国新政
府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甚至表示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已故的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 1979年建交、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盖特纳此言既出，又再次让人们回想起李慎之先生的“逢九必变”论。不过，中美间不少的国际问题分析家们都认为：根据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趋向，“逢九必变”律在今年或被突破。
盖特纳曾任纽约联储行行长，早年学过中文，并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主修“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人士，许多报道指出：盖特纳 “学过中文和日文，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今天国际市场的语言。” 但是，盖特纳的一番“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表示，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意外。不过，有评论家指出，保尔森推动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相关协商机制将保留，而新财长盖特纳无疑仍将是美制定对华财经政策的执牛耳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的，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成功举办五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
、能源节约、促进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领域共取得了近150项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双方协商对话的进程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众所周知，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财长曾是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手，对此投入的心力甚多。前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时，我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部分华裔员工们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去会场提供相关会议服务和帮助。去年六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位于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
军官校举行，美国方面对会谈显得相当重视，会谈前后在海军官校分别举行冷餐会和大型晚宴，欢迎由王岐山副总理率领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大型晚宴上还有高水准的艺术表演节目
为来宾助兴，除了保尔森财长和多位其他内阁部长作陪外，时任国务卿莱斯也专程从华府赶来海军官校赴会，可谓盖冠云集, 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的工作时，还有一项收获 – 请王岐山副总理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上签名。
一九八三年《走向未来》丛书面世，该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论”成为这套丛书的特征和标志，其中的许多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除了前年已过世的包遵信担任主编外，丛书的
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顶尖学者和高层智囊，如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而编委中还有王岐山的大名在列。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发端、
社会影响和其后的命运，笔者曾于前年的一期“来去集”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当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怀着对“走向未来”的憧憬，常常在新华书店找寻最新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那套丛书爱不释手。在同王岐山副总理简短交谈时，我发现这位主管中国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对他二十五年前参与编辑的
《走向未来》丛书仍然有很深厚的情感，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欣然提笔在书上印有编委姓名的扉衬页签上他的名字，还同我谈起了其他几本他认为质量不错的丛书书籍。

温故而知新。王岐山副总理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在想，日后他也许会根据与美国谈判对手打交道的经历，撰写一本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共同“走向未来”的专著, 那一定不乏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