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三）

丘 霖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九一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洋，去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胡家家道中落，亲人敦促他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尤其是他哥哥要求他学开矿或铁路，告诫他千万别学没有
用的文学、哲学等。胡适应允后同七十位同学登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胡适思考着专业的选择：开矿没兴趣，特路也无意愿，既然要学有用之学，只好采折衷
方案，去康奈尔大学学农，而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正好又是全美最好的农学院。当时考入康大农学院的学生除不需付学费外，还能每月领到八十元的学生津贴。家境不济，而国家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于公于私，学农就成为胡适当时的首选。学农学到第二年，胡适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再难学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了。据胡适
事后回忆，当时思考如何改专业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一是“我” –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么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好像从科学家到修马桶的，社会什么都需要。因此，胡适得出结论，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而在选择专业时，重要
的是要依着自己的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便成为胡适选定自己所学专业时的依据，而且，他的这一信条还深深影响了后代无数莘莘学子在选择专业时所作出的决定。
按“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胡适转到了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和英国文学为副。日后胡适常常对学生说，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科，就像一位有文学才华的人，不去文学系学诗词，却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的医生，这是社会的损失，
也是个人的损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琢磨出的名言，以及他日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所取得的地位及成就，对后世青年人选择专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但是，胡适
对当时的一位同龄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多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
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得空时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
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听众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咨询过胡适，胡适赞成并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一向呼吁“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呼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的主张，他在湖南长沙还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教育问题” 、“湖南问题” 、“劳工问题” 、“孔子问题”等共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不过，毛泽东在研究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
社会革命，这同胡适主张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南辕北辙，最后毛胡决裂，实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