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 霖
在今年稍早的“来去集”中，我曾谈到当年时因为一位拉大提琴的邻居而迷上交响音乐会的往事。身临其境聆听交响乐，音响和视觉效果固然极佳，也是对交响乐曲的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但是，这里有一个审美成本问题。一张音乐会票所费不赀，不要说是学生，就是对有工资收入的人们来说，也不是可以常常负担得起的“文化高消费”。因此，买一台品质好一些的家庭音响设备，就成了我首要的购物目标。工作后，待积纂到足够钱的时候，我便急不可待地到商场买了一台菲力普立体声唱机。记得，当时柜台旁的另一位顾客还好意地嘀咕道：瞧这人怎么这样，也不开箱检查一下?
我急于回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家里有一张早几天刚买的舒伯特第八交响乐《未完成交响曲》的唱片。那时，CD 光碟刚刚露面，价格很贵，普通消费者大多还只能选购黑胶密纹大唱片和普通唱机。我是在靠近西藏路和南京路交口的上海音乐书店买的这张唱片。去年回上海时，路经西藏路和南京路口，发现八十年代时人潮如涌的那一片商店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地铁站和宽阔的公共地带。当时买那张唱片的时侯，我还没有听过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可能是因为舒伯特的盛名，或是演出乐团的权威性，也可能是《未完成交响曲》这一曲名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在尚未购买唱机的情况下，“超前”挑选了这张唱片，准备日后在家中一举完成对这部《未完成交响曲》的“审美历程”。
说起舒伯特的作品，人们对他的《圣母颂》、《鳟鱼》、《即兴曲》、《音乐瞬间》、《小夜曲》和《幻想曲》等音乐作品都耳熟能详。舒伯特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他的六百多首优美委婉的艺术歌曲，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耀眼的光辉，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舒柏特生活在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部分音乐风格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舒伯特完美的抒情意境令李斯特称他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然而，长期的困顿生活，使舒伯特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1828年11月19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舒伯特在维也纳溘然长逝，被人们崇敬地安葬在贝多芬墓旁。
《未完成交响曲》于1865年12月在维也纳首次公演，大获成功，立即成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代表作。可惜，舒伯特没能亲眼看见盛况。首次公演的那年，距舒伯特离开人世已经三十七年了。 舒伯特创作第八交响乐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我常常在想，如果上帝多给舒伯特几十年的生命，世界音乐史又会是如何一番景观呢？
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因为仅有两个乐章被后人称为《未完成交响曲》，而交响曲一般应有四个乐章。但是，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未完成交响曲》完全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忧郁的沉思、诗意的气氛、丰富而优美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意境充溢着整部交响曲，令人难以忘怀。她的第一乐章是悲剧性的。缓慢、低沉的引子神秘而阴郁，呈示部的主部主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唱，好似饱含着泪水的激笑，凄美动人。副部主题由大提琴深情地奏出，旋律优美的歌谣曲调明朗而纯朴，音乐转向愉快和兴奋。缠绵、温婉的小提琴重复着主部主题。展开部主要的情绪是痛苦的呻吟和艰难的抗争。再现部和尾声在感怀和伤感的意境中结束。第二乐章极具田园风光和抒情性，音乐比第一乐章明朗许多，主部宽广而温柔，副部朴实无华的牧歌主题深情地倾诉，整个乐章隐隐透着淡淡的冥思与遐想，最后，音乐在朦胧入睡似的恬静中结束。
乐评家们一直认为，《未完成交响曲》如果再加上其他乐章，均有画蛇添足的感觉。所以，《未完成交响曲》在形式上虽然未完成，但实际上是完整的，并因此而显得结构新颖，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未完成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忧伤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透明清纯、优美丰富的旋律，不加装饰和声，这种作曲手法非常新颖，这是《未完成交响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的重要原因。
说实话，对于交响乐，我比较钟爱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如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所表达的忧郁和挣扎、沉思与感怀，很能激荡我的心灵，令人思绪万千。我想，如果对奥地利作曲家们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句中国古话，大多数西欧音乐大师可能不会认同；而如果换了俄罗斯作曲家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应会深解其意的。但是，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中，我却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灵魂深处的悲欢与离合，阴晴和圆缺。而且，乐曲中虽不乏无奈、挣扎和苦苦追求的心绪表露，但是，整部作品的意境非常高远，美不胜收，交响乐的美感，尽在其中。来到美国的二十年时间里，我都未曾好好地静下心来欣赏《未完成交响曲》。最近，偶然在车中播放的音乐节目里听到了熟悉的“未完成”旋律，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刚到美国时的一个难忘时刻。
二十年前，我告别了太太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美国。我的美国之旅的第一站是西岸的洛杉矶。中午下了飞机后，至朋友家歇脚。由于时差关系，午饭后竟昏然大睡，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醒来，发现自己正孤独地处在一片漆黑中，朋友打工尚未回来，四周空无一人，昏睡醒来的晕眩，更令我的心情跌向谷底。于是，我在心中“正告”自己：快兴奋起来吧，你已经在梦寐以求的美国新大陆了！可是，这项“自我命令”对提振心情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开始拆包理箱，想借此为情绪打岔。当取出记事本时，一张女儿的照片从中滑落了出来，我拿起照片，端视着女儿可爱的小脸，泪水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甚至感觉自己已无力站立起来。随身的包中还有一个从国内带来的袖珍收音机，我打开收音机，带上耳机，慢慢搜寻着电台的交响音乐节目，忽然，耳边响起了非常优美和熟悉的旋律，那正是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婉约悠长的副部主题! 到美国的首日，天旋地转，不辨东西，唯有这部我喜爱的音乐作品，多少给了我带来了心灵上的慰籍。听着听着，我忽然想到，自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经历了很多的周折，终于实现愿望来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 但是，这手中女儿的照片和回响中的音乐旋律，分明是在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跨洋之旅，还远远没有完成…
Saturday, July 18, 2009
Thursday, July 9, 2009
寻 访 老 上 海 （五）
丘 霖
说到老上海，自然离不开上海的租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租界”两字又是何其的沉重。租界（Settlement）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租界是指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上海则是列强在中国设立第一个租界的城市。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
，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但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拥有立法权限。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简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
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商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
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上海, 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分别于l848和1849年在上海建立租界。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无力扩展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势力。所以美国自己不设立特区和租界，只是要求在其他国家的租界内
享有同等的特权，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844年8月美国任命了第一任领事费信登，但是他一直没有到任。随着美国在沪贸易的开展，1848年底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成了列强在远东的"冒险家乐园"。但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其经济繁荣的程度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城市之上，租界内的商务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对传播近代民主观念和科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租界内公共设施管理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也为部分政治流亡者和进步人士提供了庇护。
最近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提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围绕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中，政府高层人士对此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特区决策的批评者们“搞了一些材料，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可见，虽然“租界”已成为历史一页，但是它的影响力依然持续着，成为了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议题。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政当局就有意编撰一部《上海租界志》，但直到二00一年才最终定稿出版。《上海租界志》的前言表示：“... 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产生的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外国列强在租界进行的扩张、侵权，对中国民众的歧视和伤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一部租界史，其实质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众多外国侨民的入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而使租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
明的窗口。租界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相对有利的空间，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租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界打破禁区，客观而科学地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几年来，学术界有关租界研究的成果纷出，力求对租界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的文章时有发表，这一切，为我们编纂这部志书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本栏前几期的“寻访老上海”系列，介绍了部分上海租界内的名人故居。毫无疑问，上海的租界地区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聚居地，引领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风气之先。但是，正如《上海租界
志》的前言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上海租界中藏垢纳污之地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繁华街市的背后，也有着大量挤身于狭弄暗宅的社会底层人物，因
为他们的存在，使得上海城市的繁华总伴着一股苍凉和无奈。 曾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郭沫若，冬日的清晨在静安寺前的广场散步，看见衣衫褴褛的瞎眼女乞丐和她四岁女儿在街边母女情深、相依为命的一幕，不禁感慨万千：“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郭沫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街头发出的叹息和拷问，成为了大文学家的惊世名言。作为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大都市，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上海就一直是左翼革命者和激进思想家的
温床和策源地。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租界历史，给国人留下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海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屈辱和不幸。但是，如果要客观地考察租界的公共工程建设和
城市管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对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有人可能会因此背负上“洋奴”等罪名。《上海租界志》一编就是十数载，个中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晚清的中国，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紧锁的中国大门，
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和强者的姿态去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温良恭俭让”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时， "适者生存"的信条就开始代替了“无为而为”的千年古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六君子；从武昌起义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由此迈出了二十世纪自强不息的步伐。
当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寻访老上海，驻足眺望浦江两岸的旧貌和新颜，感受浦江上习习微风吹来的历史沧桑和时代气息，老上海的意义便会远远超出上海本身。（完）
说到老上海，自然离不开上海的租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租界”两字又是何其的沉重。租界（Settlement）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租界是指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上海则是列强在中国设立第一个租界的城市。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
，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但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拥有立法权限。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简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
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商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
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上海, 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分别于l848和1849年在上海建立租界。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无力扩展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势力。所以美国自己不设立特区和租界，只是要求在其他国家的租界内
享有同等的特权，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844年8月美国任命了第一任领事费信登，但是他一直没有到任。随着美国在沪贸易的开展，1848年底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成了列强在远东的"冒险家乐园"。但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其经济繁荣的程度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城市之上，租界内的商务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对传播近代民主观念和科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租界内公共设施管理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也为部分政治流亡者和进步人士提供了庇护。
最近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提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围绕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中，政府高层人士对此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特区决策的批评者们“搞了一些材料，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可见，虽然“租界”已成为历史一页，但是它的影响力依然持续着，成为了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议题。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政当局就有意编撰一部《上海租界志》，但直到二00一年才最终定稿出版。《上海租界志》的前言表示：“... 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产生的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外国列强在租界进行的扩张、侵权，对中国民众的歧视和伤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一部租界史，其实质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众多外国侨民的入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而使租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
明的窗口。租界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相对有利的空间，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租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界打破禁区，客观而科学地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几年来，学术界有关租界研究的成果纷出，力求对租界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的文章时有发表，这一切，为我们编纂这部志书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本栏前几期的“寻访老上海”系列，介绍了部分上海租界内的名人故居。毫无疑问，上海的租界地区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聚居地，引领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风气之先。但是，正如《上海租界
志》的前言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上海租界中藏垢纳污之地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繁华街市的背后，也有着大量挤身于狭弄暗宅的社会底层人物，因
为他们的存在，使得上海城市的繁华总伴着一股苍凉和无奈。 曾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郭沫若，冬日的清晨在静安寺前的广场散步，看见衣衫褴褛的瞎眼女乞丐和她四岁女儿在街边母女情深、相依为命的一幕，不禁感慨万千：“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郭沫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街头发出的叹息和拷问，成为了大文学家的惊世名言。作为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大都市，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上海就一直是左翼革命者和激进思想家的
温床和策源地。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租界历史，给国人留下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海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屈辱和不幸。但是，如果要客观地考察租界的公共工程建设和
城市管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对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有人可能会因此背负上“洋奴”等罪名。《上海租界志》一编就是十数载，个中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晚清的中国，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紧锁的中国大门，
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和强者的姿态去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温良恭俭让”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时， "适者生存"的信条就开始代替了“无为而为”的千年古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六君子；从武昌起义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由此迈出了二十世纪自强不息的步伐。
当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寻访老上海，驻足眺望浦江两岸的旧貌和新颜，感受浦江上习习微风吹来的历史沧桑和时代气息，老上海的意义便会远远超出上海本身。（完）
寻 访 老 上 海 （四）
“寻访老上海”系列的开篇，介绍的多是位于上海虹口一带所谓“日租界”的名人旧宅。上海的租界有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英、美租界合并后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而“日租界”只是“公共租界”中北面日人聚居的一个区域，“八一三淞沪战役”后被日军完全控制，公共租界因此被分割成两个部分。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借地合并为“公共租界”，曾经力邀资浅的“法租界”加入，却被法国人断然拒绝。高雅的“高卢雄鸡”，不愿意和张扬的“约翰牛”、笨拙的“杨基佬”混在一起，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66年法国断然退出由美英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民族自豪感极强的法国人在文化、政治、外交、生活观念上特立独行，不愿与商业强势的英语民族混同起来，关于这一点，十九世纪的上海人就已经领教了。
上海法租界，位于现在的上海市卢湾和徐汇两区内，是近代中国四个法租界中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的一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沙面）
。最近国内一部非常走红的惊险电视连续剧《潜伏》，讲的就是发生在军统局天津站的地下谍报工作，其中有关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天津抢收敌产一节，相信其接受的目标多是在法租
界中那些身价不凡的洋楼洋产。四个在华法租界都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在华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
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的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 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日后就不可能对上海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东方巴黎”。据报道，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时，有人便指出:讲到“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和风情，法国建筑和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
可以这么说，上海最有情调的街道，大都集中于原法租界一代。我看了一篇题为“上海最值得逛的十条街”的报道，其中就有五条街道位于法租界地带，如衡山路酒吧一条街、绍兴路文化出版街、淮海路商业街等。就连在“最革命”的“文革”期间，孩子们都知道沪上的“上只角”指的是何处。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大院便设在法租界内洋楼林立的康平路上, 这里可能是全中国最洋派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了。上海的不少法租界地区有类似的街景特点：道路整洁，路上行人和车辆稀少，沿街参天的梧桐树遮掩着风格别致的建筑，幽雅静谧的街
道，散发着别致的欧陆风情。如果要罗列一下在上海法租界住过的达官贵人、名流雅士，恐怕离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录就相去不远了。
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军政要人、社会贤达，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到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再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国民政府陆军
总司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宋庆龄及父亲宋耀如，社会活动家杨杏佛，鲁迅夫人
许广平，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邹韬奋，实业家盛宣怀; 而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有科学家竺可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画家徐悲鸿、丰子恺、颜文梁，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郑君里、舒绣文、王人美、
赵丹；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盖叫天、俞振飞；作家巴金、郁达夫、史学家吕思勉、周谷成、王伯祥、谭其骧、李平心；经济学家孙冶方、陈翰笙，法学家施复亮，哲学家熊十力，戏剧
史专家赵景深，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称的潘序伦，...真可谓名流荟萃，鸿儒云集。
在上海的法租界地区，发生过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的；建于1929年的华懋公寓，一度是老上海最高的建筑，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北楼），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富盛名的国宾馆，七十年代因中美两国在此签署《上海公报》而闻名世界。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曾同父母和姐姐一起去过位于老锦江饭店北楼11层的“老夜上海”餐厅就餐，不过，与其说是去就餐，还不如说是去“怀旧”的。锦江饭店座落在市中心的茂名路上，靠近淮海路商业街，饭店的建筑、布局呈花园式酒店结构，三幢欧式建筑和两个花园协调排列。“老夜上海”餐厅的内部装潢布置，体现了30年代夜上海风情，圆形的天花板吊高两层，明清的古色吊灯，古典的壁炉，柔软的手工羊毛地毯，欧式古典餐桌椅及手绘工笔画墙面，墙上挂着各种老上海的生活照片，背景音乐播放
的是30、40年代的怀旧歌曲，或名曰“靡靡之音”，置身其间，恍如隔世。改革开放前，锦江饭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下榻的国宾馆，门禁森严，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现如今沪上一家比一家豪华壮观的酒店，早已把老锦江饭店挤
压得”花容失色”，但是，锦江饭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岁月沧桑，却是难以被取代的。
说到当年的租界名人，当然也包括叱咤租界风云、被称为上海滩帮派“三大流氓”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中，杜月笙称得上是当时上海夜生活的统治者。有五个姨太太的杜月笙在上海留下七处公馆，上面提到的文化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我见识过由他的两
处公馆改建的餐厅和会所– “老洋房花园饭店”和“笙馆”。这两处豪宅都是杜月笙给他四姨太的房产，解放后成为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办公楼。前几年，怀旧风吹及此地，办公楼摇身一变，“笙馆”和“老洋房花园饭店”应运而生，由于我的一位同学在绍兴路上的出版社工作，前两次回沪时都蒙老同学“接风”，分别在杜月笙的两家前公馆秉茶叙旧，笑谈当年。二十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前尘旧事交织在一起，都随着那缕缕茶烟和清朗的笑声，飘散而去…
上海法租界，位于现在的上海市卢湾和徐汇两区内，是近代中国四个法租界中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的一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沙面）
。最近国内一部非常走红的惊险电视连续剧《潜伏》，讲的就是发生在军统局天津站的地下谍报工作，其中有关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天津抢收敌产一节，相信其接受的目标多是在法租
界中那些身价不凡的洋楼洋产。四个在华法租界都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在华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
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的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 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日后就不可能对上海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东方巴黎”。据报道，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时，有人便指出:讲到“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和风情，法国建筑和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
可以这么说，上海最有情调的街道，大都集中于原法租界一代。我看了一篇题为“上海最值得逛的十条街”的报道，其中就有五条街道位于法租界地带，如衡山路酒吧一条街、绍兴路文化出版街、淮海路商业街等。就连在“最革命”的“文革”期间，孩子们都知道沪上的“上只角”指的是何处。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大院便设在法租界内洋楼林立的康平路上, 这里可能是全中国最洋派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了。上海的不少法租界地区有类似的街景特点：道路整洁，路上行人和车辆稀少，沿街参天的梧桐树遮掩着风格别致的建筑，幽雅静谧的街
道，散发着别致的欧陆风情。如果要罗列一下在上海法租界住过的达官贵人、名流雅士，恐怕离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录就相去不远了。
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军政要人、社会贤达，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到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再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国民政府陆军
总司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宋庆龄及父亲宋耀如，社会活动家杨杏佛，鲁迅夫人
许广平，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邹韬奋，实业家盛宣怀; 而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有科学家竺可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画家徐悲鸿、丰子恺、颜文梁，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郑君里、舒绣文、王人美、
赵丹；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盖叫天、俞振飞；作家巴金、郁达夫、史学家吕思勉、周谷成、王伯祥、谭其骧、李平心；经济学家孙冶方、陈翰笙，法学家施复亮，哲学家熊十力，戏剧
史专家赵景深，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称的潘序伦，...真可谓名流荟萃，鸿儒云集。
在上海的法租界地区，发生过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的；建于1929年的华懋公寓，一度是老上海最高的建筑，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北楼），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富盛名的国宾馆，七十年代因中美两国在此签署《上海公报》而闻名世界。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曾同父母和姐姐一起去过位于老锦江饭店北楼11层的“老夜上海”餐厅就餐，不过，与其说是去就餐，还不如说是去“怀旧”的。锦江饭店座落在市中心的茂名路上，靠近淮海路商业街，饭店的建筑、布局呈花园式酒店结构，三幢欧式建筑和两个花园协调排列。“老夜上海”餐厅的内部装潢布置，体现了30年代夜上海风情，圆形的天花板吊高两层，明清的古色吊灯，古典的壁炉，柔软的手工羊毛地毯，欧式古典餐桌椅及手绘工笔画墙面，墙上挂着各种老上海的生活照片，背景音乐播放
的是30、40年代的怀旧歌曲，或名曰“靡靡之音”，置身其间，恍如隔世。改革开放前，锦江饭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下榻的国宾馆，门禁森严，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现如今沪上一家比一家豪华壮观的酒店，早已把老锦江饭店挤
压得”花容失色”，但是，锦江饭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岁月沧桑，却是难以被取代的。
说到当年的租界名人，当然也包括叱咤租界风云、被称为上海滩帮派“三大流氓”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中，杜月笙称得上是当时上海夜生活的统治者。有五个姨太太的杜月笙在上海留下七处公馆，上面提到的文化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我见识过由他的两
处公馆改建的餐厅和会所– “老洋房花园饭店”和“笙馆”。这两处豪宅都是杜月笙给他四姨太的房产，解放后成为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办公楼。前几年，怀旧风吹及此地，办公楼摇身一变，“笙馆”和“老洋房花园饭店”应运而生，由于我的一位同学在绍兴路上的出版社工作，前两次回沪时都蒙老同学“接风”，分别在杜月笙的两家前公馆秉茶叙旧，笑谈当年。二十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前尘旧事交织在一起，都随着那缕缕茶烟和清朗的笑声，飘散而去…
寻 访 老 上 海 （三）
丘 霖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是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二十六日下午，来自中外乐坛的老、中、青三代音乐人聚会在上海交响乐团，在共同的记忆中怀念这首中国最美丽的乐曲。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年仅十八岁的小提琴独奏者俞丽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成功首演了由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俞丽拿拉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寂静无声
，数秒钟过后，掌声和喝彩如雷鸣响彻大厅，经久不息。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情景，如今已年届六十八岁的俞丽拿记忆犹新。她表示，当年没有想到的是，《梁祝》首演成功后，这首美
丽的乐曲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在有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几天前我读到《梁祝》作曲者之一陈钢同香港《文汇报》记者的一段访谈录 – “面对现今乐坛难出经典的窘状，陈钢感慨万千。他说，如今所谓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来自欧美、传过日本，再从港台输入内地，已成‘三手原创’，处于创作的下游。历史仿佛在嘲弄上海，过去许多老上海的歌曲传入港台，几十年后，‘老上海’反而从港台传入内地。 许多香港人都有种‘上海情节’，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李安的《色，戒》，里面都有老上海的片段，如今很多上海老歌要请费玉清、蔡琴唱才有味道，要香港的导演拍上海风情才有感觉。内
地大导演一碰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陈钢的这番话，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年的《上海滩》由港星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主题歌也是用粤语演唱，居然让上海人看得如痴如醉
，晚间一到电视剧放映时间，人人在家争睹、评说，平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竟变得万人空巷，一片安静，那时坊间便有“一放《上海滩》，上海就瘫掉了”之说。
说到“上海滩”中的这个滩字，有“学术超男”之称的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读城记》系列《上海滩》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
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
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
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
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
爱她也好，恨她也罢，上海这座并无深厚历史渊源的滩涂之城，居然撼动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古老国家，并主导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重要事件。上世纪初，上海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叫板抗争；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
"协进社"的社团，成为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活动基地；一九二一年，改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地正式成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曾
为“东方巴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滩在上世纪中叶，摇身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开启全中国“夺权”、“武斗”之先声...
关于上海人何以让人爱恨交织，甚至口诛笔伐，当今许多文人都对此花了不少笔墨试图加以解释和说明，如余秋雨之《上海人》、易中天的《上海滩》等，甚至连对岸的文化名人龙应
台女士也加入评说上海人的队伍，十几年前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啊，上海男人》一文。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九0年又来了美国，对上海的历史可谓知之甚少，所以名人们对上海的种种点评都让我感到获益匪浅，因此我也同意易中天在《上海滩》一文中的观察，即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上海，同
上海的租界历史和东西文化在此地的交汇是分不开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各地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当我们
阅读了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资料后，往往又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划一。就以被誉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
先生为例，他弃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定居，长期居住在公共租界北面、人称“日租界”的地区，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就取自于“租界”二字。其他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黄炎培、杨度、蔡元培、何香凝、邹韬奋、郭沫若、史良、茅盾、夏衍、等等等等，都曾择上海租界而居。上海之所
以在短时期内汇聚累积成如此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海派文化，同当年无数革命家、进步人士、文人墨客留在那里的足迹是分不开的。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是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二十六日下午，来自中外乐坛的老、中、青三代音乐人聚会在上海交响乐团，在共同的记忆中怀念这首中国最美丽的乐曲。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年仅十八岁的小提琴独奏者俞丽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成功首演了由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俞丽拿拉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寂静无声
，数秒钟过后，掌声和喝彩如雷鸣响彻大厅，经久不息。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情景，如今已年届六十八岁的俞丽拿记忆犹新。她表示，当年没有想到的是，《梁祝》首演成功后，这首美
丽的乐曲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在有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几天前我读到《梁祝》作曲者之一陈钢同香港《文汇报》记者的一段访谈录 – “面对现今乐坛难出经典的窘状，陈钢感慨万千。他说，如今所谓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来自欧美、传过日本，再从港台输入内地，已成‘三手原创’，处于创作的下游。历史仿佛在嘲弄上海，过去许多老上海的歌曲传入港台，几十年后，‘老上海’反而从港台传入内地。 许多香港人都有种‘上海情节’，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李安的《色，戒》，里面都有老上海的片段，如今很多上海老歌要请费玉清、蔡琴唱才有味道，要香港的导演拍上海风情才有感觉。内
地大导演一碰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陈钢的这番话，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年的《上海滩》由港星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主题歌也是用粤语演唱，居然让上海人看得如痴如醉
，晚间一到电视剧放映时间，人人在家争睹、评说，平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竟变得万人空巷，一片安静，那时坊间便有“一放《上海滩》，上海就瘫掉了”之说。
说到“上海滩”中的这个滩字，有“学术超男”之称的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读城记》系列《上海滩》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
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
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
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
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
爱她也好，恨她也罢，上海这座并无深厚历史渊源的滩涂之城，居然撼动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古老国家，并主导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重要事件。上世纪初，上海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叫板抗争；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
"协进社"的社团，成为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活动基地；一九二一年，改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地正式成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曾
为“东方巴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滩在上世纪中叶，摇身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开启全中国“夺权”、“武斗”之先声...
关于上海人何以让人爱恨交织，甚至口诛笔伐，当今许多文人都对此花了不少笔墨试图加以解释和说明，如余秋雨之《上海人》、易中天的《上海滩》等，甚至连对岸的文化名人龙应
台女士也加入评说上海人的队伍，十几年前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啊，上海男人》一文。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九0年又来了美国，对上海的历史可谓知之甚少，所以名人们对上海的种种点评都让我感到获益匪浅，因此我也同意易中天在《上海滩》一文中的观察，即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上海，同
上海的租界历史和东西文化在此地的交汇是分不开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各地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当我们
阅读了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资料后，往往又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划一。就以被誉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
先生为例，他弃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定居，长期居住在公共租界北面、人称“日租界”的地区，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就取自于“租界”二字。其他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黄炎培、杨度、蔡元培、何香凝、邹韬奋、郭沫若、史良、茅盾、夏衍、等等等等，都曾择上海租界而居。上海之所
以在短时期内汇聚累积成如此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海派文化，同当年无数革命家、进步人士、文人墨客留在那里的足迹是分不开的。
寻 访 老 上 海 （二）
丘 霖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前去位于人民广场东北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在展示馆二楼的历史文化名城厅中，陈列有许多有关老上海的文字史料和珍贵图片，驻足参观之余，还在
老上海地标之一的外白渡桥模型旁留了影。那段时间，上海的外白渡桥正在拆卸修缮之中，我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在桥的模型旁留影，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来美国之前，我们家住在上海市区的北面，如果要去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和其他繁华的市中心地段，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自小时候起，这座桥在我的心里就代表着通往繁荣闹市的
一个入口。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白渡桥, 是近现代上海兴衰荣辱的见证人，桥梁所处的重要交通位置和上部桁架的钢结构造型，使得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海派文化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百多年来承载着上海数代人关于“外婆桥”的童年回忆。
日前,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读到：记载上海沧桑历史的城市地标—外白渡桥百年来首度移桥大修后（外白渡桥除桥墩以外部分被从原处拆下，送往上海船厂进行大修，再运至原址复位，重现原貌），于四月八日至十日开放游览，大批市民和游客闻讯
纷至沓来，人们或欢喜过桥，或驻足回味,整个外白渡桥俨然成为一个嘉年华大会场，一股老上海的集体记忆由此泛起。
闻名中外的外白渡桥处于苏州河下游河口，濒临黄浦江，周边遍布“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俄国驻沪领事馆（1916年至今）、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等著名历史建筑，是上海市区连接沪北、沪东的重要通道, 以及苏州河两岸与外滩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现今人们看到的外白渡桥，其实已经是“白渡”家族的第三代“儿孙”了。
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英国人威尔斯和二十余人集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150多年前，苏州河上几乎没有一座桥，人来人往都靠摆渡船摆渡过河。其时威尔斯等人造桥纯粹为牟利，人行需交“过桥税”，且只向华人收税，外国侨民车辆及仆役一概免去。继之，上海居民愤起抗争，粤人詹若愚在今日的山西路口设置义渡，免费接送两岸过路华人，以示不屈。因市民不用付钱，乃称之
为“白渡”。 租界工部局迫于众怒难犯，于1876年在威尔斯桥近侧造了木质浮桥，过桥免费。因其毗邻外滩公园，当年被命名为“公园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 ，并在桥头立铜质纪念碑刻字记载（1949年后铜碑被毁），而百姓则直呼为“外摆渡桥”。 从此，这里过桥不再付费，而威尔斯桥则由工部局收购后拆除。这也是第二代外白渡桥的由来。 后来数十年，民间渐将“外摆渡桥”读成“外白渡桥”，于是，“外白渡桥” 的桥名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木桥几经补修，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工部局决定另建钢桥代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桥竣工。该桥上部结构为下承式简支铆接钢珩架，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桥面铺设电车轨道。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由当时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持修造，钢材从英国进口，由英国工程人员完成整座桥梁的设计和架设，这就是第三代外白渡桥的原型了。
同其他名城相比，于近代崛起的上海城，历史谈不上悠久，但是，发生在外白渡桥上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却是惊天动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有“革命元勋”之称的陈其美奉命派人在此桥上刺杀了袁系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上打响了孙袁对垒的重要一役；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攻打上海，数万难民通过外白渡桥逃离日军轰炸的场
面，曾经震惊世界，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对此有较为真实的再现。当时，中国军队也曾在桥头筑起街垒，抵抗日寇，激战中，数百日军不堪中国军队的炮火，慌不择路逃过外白渡桥，被租界英军缴械，关进外滩公园；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军百万大军下江南，直逼上海。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据守在苏州河北百老汇大厦等高楼之中，并在外白渡桥上堆起炸药、欲炸毁该桥以阻挡解放军前进，聂
凤智军长指挥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先头部队，及时割断导火索，使外白渡桥化险为夷。当年五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也曾在桥上列队经过，宣告曾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之正式解放……
提到电影《太阳帝国》，不能不令人回想起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人称“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因此得“孤岛”之称，战争期间孤岛地区涌进了40万中国难民。
在淞沪会战中，日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市中区，从外白渡桥经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上海东北区一带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后，日军
在连接桥南英美租界和桥北虹口日占区的外白渡桥中央，派驻荷枪实弹的哨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凡是要过桥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必须在离哨兵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向
日军哨兵行大和民族的九十度鞠躬礼，然后保持这一姿势，一直等到哨兵发出一声像是驱赶牲口的吼声，才允许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和黑暗往事，在李安导演
的影片《色.戒》中有悲沉的再现，令作为观众的我在感到铭心刻骨的同时，感谢李安对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后代能记取伤痛，不忘国耻。其实，在李安导演的《色.戒》中，有许多处不露声色的历史场景再现，如上海汪伪地盘上的阴森冷酷、黑牢中的恐怖悚然、日军的野蛮狠毒，以及学生和民众们高昂的爱国激情、国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气概
……, 此乃“寻访老上海”的题外之话，就此打住。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前去位于人民广场东北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在展示馆二楼的历史文化名城厅中，陈列有许多有关老上海的文字史料和珍贵图片，驻足参观之余，还在
老上海地标之一的外白渡桥模型旁留了影。那段时间，上海的外白渡桥正在拆卸修缮之中，我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在桥的模型旁留影，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来美国之前，我们家住在上海市区的北面，如果要去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和其他繁华的市中心地段，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自小时候起，这座桥在我的心里就代表着通往繁荣闹市的
一个入口。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白渡桥, 是近现代上海兴衰荣辱的见证人，桥梁所处的重要交通位置和上部桁架的钢结构造型，使得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海派文化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百多年来承载着上海数代人关于“外婆桥”的童年回忆。
日前,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读到：记载上海沧桑历史的城市地标—外白渡桥百年来首度移桥大修后（外白渡桥除桥墩以外部分被从原处拆下，送往上海船厂进行大修，再运至原址复位，重现原貌），于四月八日至十日开放游览，大批市民和游客闻讯
纷至沓来，人们或欢喜过桥，或驻足回味,整个外白渡桥俨然成为一个嘉年华大会场，一股老上海的集体记忆由此泛起。
闻名中外的外白渡桥处于苏州河下游河口，濒临黄浦江，周边遍布“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俄国驻沪领事馆（1916年至今）、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等著名历史建筑，是上海市区连接沪北、沪东的重要通道, 以及苏州河两岸与外滩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现今人们看到的外白渡桥，其实已经是“白渡”家族的第三代“儿孙”了。
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英国人威尔斯和二十余人集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150多年前，苏州河上几乎没有一座桥，人来人往都靠摆渡船摆渡过河。其时威尔斯等人造桥纯粹为牟利，人行需交“过桥税”，且只向华人收税，外国侨民车辆及仆役一概免去。继之，上海居民愤起抗争，粤人詹若愚在今日的山西路口设置义渡，免费接送两岸过路华人，以示不屈。因市民不用付钱，乃称之
为“白渡”。 租界工部局迫于众怒难犯，于1876年在威尔斯桥近侧造了木质浮桥，过桥免费。因其毗邻外滩公园，当年被命名为“公园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 ，并在桥头立铜质纪念碑刻字记载（1949年后铜碑被毁），而百姓则直呼为“外摆渡桥”。 从此，这里过桥不再付费，而威尔斯桥则由工部局收购后拆除。这也是第二代外白渡桥的由来。 后来数十年，民间渐将“外摆渡桥”读成“外白渡桥”，于是，“外白渡桥” 的桥名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木桥几经补修，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工部局决定另建钢桥代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桥竣工。该桥上部结构为下承式简支铆接钢珩架，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桥面铺设电车轨道。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由当时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持修造，钢材从英国进口，由英国工程人员完成整座桥梁的设计和架设，这就是第三代外白渡桥的原型了。
同其他名城相比，于近代崛起的上海城，历史谈不上悠久，但是，发生在外白渡桥上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却是惊天动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有“革命元勋”之称的陈其美奉命派人在此桥上刺杀了袁系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上打响了孙袁对垒的重要一役；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攻打上海，数万难民通过外白渡桥逃离日军轰炸的场
面，曾经震惊世界，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对此有较为真实的再现。当时，中国军队也曾在桥头筑起街垒，抵抗日寇，激战中，数百日军不堪中国军队的炮火，慌不择路逃过外白渡桥，被租界英军缴械，关进外滩公园；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军百万大军下江南，直逼上海。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据守在苏州河北百老汇大厦等高楼之中，并在外白渡桥上堆起炸药、欲炸毁该桥以阻挡解放军前进，聂
凤智军长指挥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先头部队，及时割断导火索，使外白渡桥化险为夷。当年五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也曾在桥上列队经过，宣告曾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之正式解放……
提到电影《太阳帝国》，不能不令人回想起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人称“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因此得“孤岛”之称，战争期间孤岛地区涌进了40万中国难民。
在淞沪会战中，日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市中区，从外白渡桥经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上海东北区一带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后，日军
在连接桥南英美租界和桥北虹口日占区的外白渡桥中央，派驻荷枪实弹的哨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凡是要过桥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必须在离哨兵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向
日军哨兵行大和民族的九十度鞠躬礼，然后保持这一姿势，一直等到哨兵发出一声像是驱赶牲口的吼声，才允许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和黑暗往事，在李安导演
的影片《色.戒》中有悲沉的再现，令作为观众的我在感到铭心刻骨的同时，感谢李安对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后代能记取伤痛，不忘国耻。其实，在李安导演的《色.戒》中，有许多处不露声色的历史场景再现，如上海汪伪地盘上的阴森冷酷、黑牢中的恐怖悚然、日军的野蛮狠毒，以及学生和民众们高昂的爱国激情、国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气概
……, 此乃“寻访老上海”的题外之话，就此打住。
寻 访 老 上 海 （一）
丘 霖
前一期的来去集里谈到了欣赏民乐时所心生之重回年少梦乡的遐思和感怀，以及涌动的一股难抑的思乡之情。其实，我出生、长大于上海，少时未曾在乡间住过，像“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只是从书本上和音像作品中得到的画面，自小深植于心灵之间。因此，月前在赏乐时心中泛起的思乡之情，应说成是思念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更为准
确。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由上海来到美国，待生活稍稍安定点后，每隔二、三年回沪上看望父母亲和姐姐，飞回美国后也总写一些回乡有感之类的短文。我离开家乡的这二十年，是上海变化
发展最快的二十年，在目睹眼花缭乱的巨变的同时，每次我还总是想找回一些老上海的感觉，这其实也不算太困难，如走访一下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和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等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最近的一次返乡之旅是在去年的深秋。回到美国后，在“半杯网”（tea4soul.org）张贴了一篇名为“上海见闻”的杂谈，并向半杯杯友们提议展开“上海色.戒游”- 参观张爱玲故居和凯司令咖啡馆等，不意竟得到杯友们的热情回应。作为大城市的上海，那里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观光景点，如外滩、陆家嘴金融中心、豫园和南京路等等，如果在
上海走马观花的话，游客很容易被光鲜亮丽的商店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所“吞没”，而忘了上海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深厚的人文名城，仅仅是上海的名人故居，便多得令人目不暇给。沪上的名人故居，除了叱咤风云、改变历史的政治人物外，以文人墨
客居多，而文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人生足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或忧郁，或柔美，或壮烈，或辉煌，黄炎培 、蔡元培、瞿秋白、聂耳、曹聚仁、鲁迅、茅盾、丁玲、丰子恺、叶圣陶、冯雪峰、巴金、沈尹默、张爱玲、郭沫若……他们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上海，用自己的生命篇章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这是上海的巨大精神财富（现在多称为“软实力”）之所在，也是当今文学和历史“朝圣者”们不能不前往瞻仰的“文化遗迹”。写下“文化遗迹”这几个字后，我心中不免生出一阵苍凉感 – 那都是昨日沪上的绝代风华，而当下的上海，除了华丽的高楼大厦外，又能给今人的后代们留下多少精神遗绪呢？
上海的名人故居多，多得不胜枚举，本期的短文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北四川路一带讲起。
讲到老上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上海的主要租界，即公共（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而这四川北路一带原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人称"日本租界"。有一种误解认为，英租界里都是住的英国人，法租界住的都是法国人，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租界中的外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据资料显示，从1853年起，在上海租界人口中，华人（包括华侨）一直占了95％，可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住在租界，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有日本留学和生活经历者住在日租界里；还有一些游学欧美的文化名人也多住在英、法租界中。在日租界中，溧阳路、山
阴路、多伦路和四川北路上的文人故居较为集中。我的大姑妈，生前就住在溧阳路上，小时候每次去姑妈家，我都爱走在树林茂密和幽静恬适的溧阳路上，一旁的洋房虽年久失修，而
且由多家人家分住，但是，宽阔花园中的红色砖式楼房，依然透出当年的尊贵之气。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条街上的西式住宅中，曾住过曹聚仁、郭沫若等大学者。
在四川北路另一端，离溧阳路不远处的多伦路，虽只是弯弯的小街一条，却拥有“现代文学重镇”的美名。三十年代中国一群左联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柔石等人，曾在此密集地进行文学交流和讲学活动，现在的多伦路201弄2号还留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与纪念馆，而不少左翼文学健将们的故居也多在这条小路上。另外，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更使得多伦
路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除了名人故居遗址外，多伦路上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包括“筷子博物馆”（多伦路191号）、目前亚洲最大的一家古钱币展览馆（四川北路203弄35号原汤公馆）、南京钟博物馆（多伦路193号）、文风奇石藏馆（多伦路189号）等。其他的私人收藏馆还有：藏书票馆、集报馆、古陶瓷收藏馆等。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将多伦路改建为“文化名人街”，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以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古玩字画、书屋文苑、茶室吧廊成为国内外游客怀旧休闲、文化观光，体味“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好去处。
山阴路132弄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是一处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式里弄房屋，鲁迅故居陈列着主人生前用过的珍贵物品和写作用具。故居按照鲁迅当年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
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南窗糊着彩色玻
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花具，窗边壁上的日历维持着原状：民国25年（1936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鲁迅逝世的日期和时间。三楼前间有阳台和卧室，除一张大床外，室内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在这里鲁迅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
。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在山阴路上，还有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以及瞿秋白和茅盾的旧居，而茅盾的旧居就在鲁迅故居对面。
走出闹中取静的住宅区就来到车水马龙的四川北路, 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但是，名人旧址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有秋瑾旧居遗址（四川北路1515弄91号），正是在这里, 秋瑾在发行了《中国女报》；拉摩斯公寓旧居位于四川北路2099号，鲁迅和冯雪峰曾居住于此, 著名作家巴金在这幢大楼的三楼生活了18年，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后二部《春》、《秋》和名著《寒夜》的创作 。四川北路2050号，现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原是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曾保护过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遗憾的是，这里的名人旧址日后大多成为一般民居或商号，没有作为历史故
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驻足、徜佯在这一带的街区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在你的身边汇聚着、飘散着。
前一期的来去集里谈到了欣赏民乐时所心生之重回年少梦乡的遐思和感怀，以及涌动的一股难抑的思乡之情。其实，我出生、长大于上海，少时未曾在乡间住过，像“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只是从书本上和音像作品中得到的画面，自小深植于心灵之间。因此，月前在赏乐时心中泛起的思乡之情，应说成是思念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更为准
确。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由上海来到美国，待生活稍稍安定点后，每隔二、三年回沪上看望父母亲和姐姐，飞回美国后也总写一些回乡有感之类的短文。我离开家乡的这二十年，是上海变化
发展最快的二十年，在目睹眼花缭乱的巨变的同时，每次我还总是想找回一些老上海的感觉，这其实也不算太困难，如走访一下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和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等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最近的一次返乡之旅是在去年的深秋。回到美国后，在“半杯网”（tea4soul.org）张贴了一篇名为“上海见闻”的杂谈，并向半杯杯友们提议展开“上海色.戒游”- 参观张爱玲故居和凯司令咖啡馆等，不意竟得到杯友们的热情回应。作为大城市的上海，那里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观光景点，如外滩、陆家嘴金融中心、豫园和南京路等等，如果在
上海走马观花的话，游客很容易被光鲜亮丽的商店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所“吞没”，而忘了上海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深厚的人文名城，仅仅是上海的名人故居，便多得令人目不暇给。沪上的名人故居，除了叱咤风云、改变历史的政治人物外，以文人墨
客居多，而文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人生足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或忧郁，或柔美，或壮烈，或辉煌，黄炎培 、蔡元培、瞿秋白、聂耳、曹聚仁、鲁迅、茅盾、丁玲、丰子恺、叶圣陶、冯雪峰、巴金、沈尹默、张爱玲、郭沫若……他们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上海，用自己的生命篇章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这是上海的巨大精神财富（现在多称为“软实力”）之所在，也是当今文学和历史“朝圣者”们不能不前往瞻仰的“文化遗迹”。写下“文化遗迹”这几个字后，我心中不免生出一阵苍凉感 – 那都是昨日沪上的绝代风华，而当下的上海，除了华丽的高楼大厦外，又能给今人的后代们留下多少精神遗绪呢？
上海的名人故居多，多得不胜枚举，本期的短文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北四川路一带讲起。
讲到老上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上海的主要租界，即公共（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而这四川北路一带原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人称"日本租界"。有一种误解认为，英租界里都是住的英国人，法租界住的都是法国人，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租界中的外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据资料显示，从1853年起，在上海租界人口中，华人（包括华侨）一直占了95％，可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住在租界，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有日本留学和生活经历者住在日租界里；还有一些游学欧美的文化名人也多住在英、法租界中。在日租界中，溧阳路、山
阴路、多伦路和四川北路上的文人故居较为集中。我的大姑妈，生前就住在溧阳路上，小时候每次去姑妈家，我都爱走在树林茂密和幽静恬适的溧阳路上，一旁的洋房虽年久失修，而
且由多家人家分住，但是，宽阔花园中的红色砖式楼房，依然透出当年的尊贵之气。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条街上的西式住宅中，曾住过曹聚仁、郭沫若等大学者。
在四川北路另一端，离溧阳路不远处的多伦路，虽只是弯弯的小街一条，却拥有“现代文学重镇”的美名。三十年代中国一群左联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柔石等人，曾在此密集地进行文学交流和讲学活动，现在的多伦路201弄2号还留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与纪念馆，而不少左翼文学健将们的故居也多在这条小路上。另外，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更使得多伦
路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除了名人故居遗址外，多伦路上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包括“筷子博物馆”（多伦路191号）、目前亚洲最大的一家古钱币展览馆（四川北路203弄35号原汤公馆）、南京钟博物馆（多伦路193号）、文风奇石藏馆（多伦路189号）等。其他的私人收藏馆还有：藏书票馆、集报馆、古陶瓷收藏馆等。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将多伦路改建为“文化名人街”，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以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古玩字画、书屋文苑、茶室吧廊成为国内外游客怀旧休闲、文化观光，体味“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好去处。
山阴路132弄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是一处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式里弄房屋，鲁迅故居陈列着主人生前用过的珍贵物品和写作用具。故居按照鲁迅当年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
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南窗糊着彩色玻
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花具，窗边壁上的日历维持着原状：民国25年（1936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鲁迅逝世的日期和时间。三楼前间有阳台和卧室，除一张大床外，室内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在这里鲁迅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
。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在山阴路上，还有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以及瞿秋白和茅盾的旧居，而茅盾的旧居就在鲁迅故居对面。
走出闹中取静的住宅区就来到车水马龙的四川北路, 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但是，名人旧址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有秋瑾旧居遗址（四川北路1515弄91号），正是在这里, 秋瑾在发行了《中国女报》；拉摩斯公寓旧居位于四川北路2099号，鲁迅和冯雪峰曾居住于此, 著名作家巴金在这幢大楼的三楼生活了18年，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后二部《春》、《秋》和名著《寒夜》的创作 。四川北路2050号，现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原是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曾保护过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遗憾的是，这里的名人旧址日后大多成为一般民居或商号，没有作为历史故
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驻足、徜佯在这一带的街区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在你的身边汇聚着、飘散着。
"天 使 与 魔 鬼"
依我过去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美国社会的主流宗教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而天主教在美国的影响力并不像她在欧洲和中南美洲那样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和同事聊天时，我发现美国人信奉天主教的并不在少数，而且很多私立学校都是天主教会办的.其实，天主教学校构成了美国私立中、小学的最大部分，其学生多于一半的私立学校在校生之总和，而其它宗教团体所办的学校仅占私立学校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作为北美新移民社区的成员，我们似乎很少讨论该送孩子去哪所私立学校就读的问题，在我所住的蒙哥马利郡，一个好的公立学校学区周围，往往都会住有不少华人家庭.我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既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一天，一位同事同我谈起她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大吐苦水，说私立学校的申请难、费用大，而我在电脑上看到她寻访的学校，竟多是天主教学校.我们的讨论时间持续得很短，因为我对天主教学校根本是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决定同女儿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天使与魔鬼》
(Angels and Demons).选择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有三，一是正回家过暑假的女儿表示有兴趣；二是诗人文友路阳曾大力推荐丹•布朗所著的同名小说，只因自己闲杂事情太多，没能定下心来阅读，去看一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算对路诗人的热心导读有半个交待；第三，因为日前与同事的那场短暂对话，觉
得自己应多方面了解些天主教文化才是.
2006年上映的《达芬奇密码》相信不少影迷还有印象，这部《天使与魔鬼》也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丹•布朗是美国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多为将密码学与科技、宗教、历史、艺术相结合的惊悚悬疑小说，目前他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五部作品预计将于今年九月上架.虽然电影《天使与魔鬼》后于《达芬奇密码》上映，但实际上《天使与魔鬼》并不是续集，而是前传(该小说早于《达芬奇密码》一书三年面世).
电影《天使与魔鬼》的故事情节从大型强子对撞器的实验开始.在虔诚的信徒心目中，上帝的存在毋庸置疑，可是从来却没有科学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列奥纳多，毕生致力于以科学证明上帝确实存在，经过多年努力，经由实验成功制造出人类所知最具威力的能源──“反物质”.“反物质”拥有超级强大的力量，甚至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就在列奥纳多准备公布这一重大成果前夕，却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不但眼珠被挖走，胸口上还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印记，之后，多位被绑架的主教先后遇害，胸口上都烙有相同的
神秘印记.哈佛大学密码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临危受命前往梵蒂冈进行调查，意大利科学家维多莉娅和教皇内侍帕特里克成为其助手和联络人.经过一番搜证和分析，罗伯特•兰登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光明会据说成立于公元1600年，是集结了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与医师等知识分子的秘密会社，他们的信念和理论与天主教会相悖，为了逃避迫害，光明会员秘密隐藏了四百年，但他们的势力仍悄悄渗透进各
地重要机构中，俟机从事动摇罗马天主教会基础的工作.电影中，令人震惊的剧情是，失窃的“反物质”据传藏在梵蒂冈城某处，而这一天正是梵蒂冈举行闭门会议的重要日子，全球各地的红衣主教们聚集在西斯庭教堂内，投票选出下一任教宗人选.如果在24小时内找不出幕后黑手藏匿“反物质”的地点，那么致命的大爆炸就会摧毁整个梵蒂冈城.为了拯救全世界的宗教圣地、宗教领袖和大批民众，罗伯特•兰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才智，沿着400多年的历史轨迹，破译晦涩艰深的宗教密码，力挽狂澜于既倒……
惊悚片往往都引人入胜，但是，丹•布朗的悬念作品，集最新科技、历史、宗教艺术和文化、天主教圣规、符号学等于一体，而电影通过对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高科技加工，用案情和悬念将罗马城内和梵蒂冈中风格各异的
教堂等著名而恢宏的宗教场所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天使与魔鬼》之所以比一般惊悚片更引人入胜，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天使与魔鬼》更像是一部令人目不暇接的风光片，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绘画和雕塑，如伯尼尼的宗教
神殿和米开朗基罗的传世杰作，接踵而至，闪亮登场，其中穿插贯通着的是案情的悬念、历史的深遂、和宗教文化的奥密背景.我虽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当看到人类基于对人生和死亡之意义的苦苦思考和不懈探索，而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与物质遗产，审美之情油
然而生.
记得《达芬奇密码》上映时，罗马天主教会曾对此展开猛烈抨击，认为丹•布朗蓄意抹黑天主教，亵渎神灵.但是，这次《天使与魔鬼》在初夏时节登上银幕时，罗马天主教会却显得十分平静，有人认为这是梵蒂冈汲取教训，不再为丹•布朗和电影《天使与魔鬼》“免费造势”.但是，我觉得，《天使与魔鬼》的内容较之《达芬奇密码》而言，其宗教上的揭密性和争议性少了很多，可能这才是此次天主教会保持沉默的主因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使与魔鬼》开片时描述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就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城外.读者一定还记得去年九月有关大型强子对撞器的报道.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CERN) 集合了来自大约80个国家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首次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一束氢原子核（即质子）发射到其最新的粒子加速器──价值80亿美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长达27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中，以重演宇宙诞生或“宇宙大爆炸”之后十亿分之一秒的景象，希望解开生命源头之谜.当时反对此项试验的人士担心实验结果可能形成小黑洞而吞噬地球，并形容这是“末日实验”，一时，世界末日论传言四起.不过CERN的发言人否认试验将会有任何灾难后果 ，最后测试获得成功，而地球也安然无恙.在电影《天使与魔鬼》拍摄期间，正巧遇上研究中心启动大型强子对撞器，让剧组工作人员都兴奋不己，认为艺术创作走到了科学实验的前面.这也使得电影《天使与魔鬼》产生了“未演先轰动”的观众期待效应.
看完《天使与魔鬼》，对天主教并没有增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电影就是电影，娱乐性是首要的.我想，虽然我与同事关于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对话时间不会因此而变得长些，但是我却发现，同女儿的跨代文化交流在看完电影之后，又多了不少有意义的话题...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决定同女儿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天使与魔鬼》
(Angels and Demons).选择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有三，一是正回家过暑假的女儿表示有兴趣；二是诗人文友路阳曾大力推荐丹•布朗所著的同名小说，只因自己闲杂事情太多，没能定下心来阅读，去看一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算对路诗人的热心导读有半个交待；第三，因为日前与同事的那场短暂对话，觉
得自己应多方面了解些天主教文化才是.
2006年上映的《达芬奇密码》相信不少影迷还有印象，这部《天使与魔鬼》也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丹•布朗是美国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多为将密码学与科技、宗教、历史、艺术相结合的惊悚悬疑小说，目前他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五部作品预计将于今年九月上架.虽然电影《天使与魔鬼》后于《达芬奇密码》上映，但实际上《天使与魔鬼》并不是续集，而是前传(该小说早于《达芬奇密码》一书三年面世).
电影《天使与魔鬼》的故事情节从大型强子对撞器的实验开始.在虔诚的信徒心目中，上帝的存在毋庸置疑，可是从来却没有科学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列奥纳多，毕生致力于以科学证明上帝确实存在，经过多年努力，经由实验成功制造出人类所知最具威力的能源──“反物质”.“反物质”拥有超级强大的力量，甚至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就在列奥纳多准备公布这一重大成果前夕，却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不但眼珠被挖走，胸口上还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印记，之后，多位被绑架的主教先后遇害，胸口上都烙有相同的
神秘印记.哈佛大学密码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临危受命前往梵蒂冈进行调查，意大利科学家维多莉娅和教皇内侍帕特里克成为其助手和联络人.经过一番搜证和分析，罗伯特•兰登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光明会据说成立于公元1600年，是集结了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与医师等知识分子的秘密会社，他们的信念和理论与天主教会相悖，为了逃避迫害，光明会员秘密隐藏了四百年，但他们的势力仍悄悄渗透进各
地重要机构中，俟机从事动摇罗马天主教会基础的工作.电影中，令人震惊的剧情是，失窃的“反物质”据传藏在梵蒂冈城某处，而这一天正是梵蒂冈举行闭门会议的重要日子，全球各地的红衣主教们聚集在西斯庭教堂内，投票选出下一任教宗人选.如果在24小时内找不出幕后黑手藏匿“反物质”的地点，那么致命的大爆炸就会摧毁整个梵蒂冈城.为了拯救全世界的宗教圣地、宗教领袖和大批民众，罗伯特•兰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才智，沿着400多年的历史轨迹，破译晦涩艰深的宗教密码，力挽狂澜于既倒……
惊悚片往往都引人入胜，但是，丹•布朗的悬念作品，集最新科技、历史、宗教艺术和文化、天主教圣规、符号学等于一体，而电影通过对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高科技加工，用案情和悬念将罗马城内和梵蒂冈中风格各异的
教堂等著名而恢宏的宗教场所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天使与魔鬼》之所以比一般惊悚片更引人入胜，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天使与魔鬼》更像是一部令人目不暇接的风光片，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绘画和雕塑，如伯尼尼的宗教
神殿和米开朗基罗的传世杰作，接踵而至，闪亮登场，其中穿插贯通着的是案情的悬念、历史的深遂、和宗教文化的奥密背景.我虽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当看到人类基于对人生和死亡之意义的苦苦思考和不懈探索，而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与物质遗产，审美之情油
然而生.
记得《达芬奇密码》上映时，罗马天主教会曾对此展开猛烈抨击，认为丹•布朗蓄意抹黑天主教，亵渎神灵.但是，这次《天使与魔鬼》在初夏时节登上银幕时，罗马天主教会却显得十分平静，有人认为这是梵蒂冈汲取教训，不再为丹•布朗和电影《天使与魔鬼》“免费造势”.但是，我觉得，《天使与魔鬼》的内容较之《达芬奇密码》而言，其宗教上的揭密性和争议性少了很多，可能这才是此次天主教会保持沉默的主因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使与魔鬼》开片时描述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就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城外.读者一定还记得去年九月有关大型强子对撞器的报道.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CERN) 集合了来自大约80个国家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首次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一束氢原子核（即质子）发射到其最新的粒子加速器──价值80亿美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长达27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中，以重演宇宙诞生或“宇宙大爆炸”之后十亿分之一秒的景象，希望解开生命源头之谜.当时反对此项试验的人士担心实验结果可能形成小黑洞而吞噬地球，并形容这是“末日实验”，一时，世界末日论传言四起.不过CERN的发言人否认试验将会有任何灾难后果 ，最后测试获得成功，而地球也安然无恙.在电影《天使与魔鬼》拍摄期间，正巧遇上研究中心启动大型强子对撞器，让剧组工作人员都兴奋不己，认为艺术创作走到了科学实验的前面.这也使得电影《天使与魔鬼》产生了“未演先轰动”的观众期待效应.
看完《天使与魔鬼》，对天主教并没有增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电影就是电影，娱乐性是首要的.我想，虽然我与同事关于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对话时间不会因此而变得长些，但是我却发现，同女儿的跨代文化交流在看完电影之后，又多了不少有意义的话题...
百 分 之 百 的 美 丽
丘 霖
春天的华府，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享誉大华府地区的钢琴家杨佳月和她的音乐伙伴们，联袂于五月十五日晚在华盛顿圣殿访客中心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名为《春之声音乐会》的独奏
、独唱和重唱音乐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向华府地区的音乐爱好者献上了一台将声乐和器乐、古典与现代揉合为一体的中外名曲音乐晚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和多样化的曲目与形式，
受到此间乐迷们的喝彩和高度评价。
由旅美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这台风韵独特的音乐盛会，节目精彩多元、名曲荟萃，艺术感和抒情性兼具。虽然是在周五晚上举行，音乐会仍吸引了众多乐迷前往观赏，整个音乐厅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听众只能驻足聆听。音乐会上，参演的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厚的舞台魅力。著名小提琴家、任教于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高翔教授，同钢琴家杨佳月一
起演奏优美动人的中国乐曲“渔舟唱晚”、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 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等中外名曲。自二十七岁起便在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任教的的高翔教授, 曾被“华盛顿邮报”赞誉为"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他杰出的音乐技艺受到美国乐评人士的普遍关注，称他“是可以与 Joshua Bell, Gil Shaham，郎朗等相媲美的世界一流独奏家。”当晚，华府的音乐爱好者们有幸见证了这位著名艺术家的卓越风采和高超琴艺。可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演出的前夜，高翔突然角膜发病，但是第二天他仍坚持抱病前来华府参加演
出，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顿，高翔在临上场前仍需休息静养。然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却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高翔在演奏前对乐曲的解说，中西合璧，声情并茂，在演奏时倾
情演绎，浑然忘我，深长的意境、隽永的美感跃然弦上，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在音乐会上，钢琴家杨佳月除了全场伴奏外，还独奏了中国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著名钢琴曲。三首乐曲风格迥异，在杨佳月的弹奏下，时而喜气飞扬，时而深沉婉约，美不胜收。杨佳月是这台音乐会的灵魂人物，她以细腻、丰富而敏
锐的音乐感悟，以及在和声及对位方面的精深造诣，将独唱歌曲改编成多声部重唱曲目搬上舞台，手法清新流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整个音乐会的曲目组合和形式安排，都体现了
杨佳月深厚的功力和匠心独运的巧思。
为大华府听众所熟悉的、来自纽约的歌唱家丁羔，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独唱歌曲有黄自的"踏雪寻梅"、中南美洲民歌“Besame Mucho”、意大利歌曲“Di Spagna sono la bella”、以及“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等。女高音歌唱家白海波献上新疆歌曲“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歌唱家彭瑜的倾情独唱曲目是“桥”。三位歌唱家的优美嗓音和舞台魅力，展现出了他们精深的艺术造诣与兼收并蓄的宽阔审美情怀。
音乐会中的合唱曲目同样是中西合璧，精彩纷呈。著名歌唱家裔国芳，李航燕，王小红，张丽慧，彭瑜演唱了由杨佳月改编的中外抒情歌曲和经典老歌，如：“月之故乡”、“三十里铺”、“红彩妹妹”、“Music of the Night”, “ Bring Him Home”, “Over the Rainbow” 等，充分展现声乐之美以及和声的悠扬、浑厚，加上艺术家们的动静组合，挥洒自如，舞台效果绝佳。而甄理捷悠扬的萨克斯管独奏和伴奏，也为音乐会增添一道风味独特的风景线，
他和王小红合作表演的格什温名曲“夏日”（Summer Times），散发着新奥尔良式的浓郁爵士风情，曲调悠长，柔美亮丽。李航燕的民歌唱法和西洋唱法变化跨越巨大，而她却运用自如，在两种唱法上皆有出色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大华府地区著名建筑及开发商 Foulger-Pratt Co. 的创建人、年逾九旬的企业家佛杰（Mr. Sid Foulger）为此次音乐会提供全额赞助，让华府的乐迷们得以免费欣赏到这台高品质的音乐晚会。记得，有一次佛杰先生曾说起，他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但是华盛顿地区是他最喜爱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和宁静安逸的生活环境的理想结合处。他认为，选择来华府地区的安家落户者都是很有境界和智慧的人。热爱音乐的佛杰，不仅多次对华府地区的艺
术演出活动给与了慷慨的资助，他的爱心和善良还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偏远地区。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佛杰先后十二次走访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在广西山区的一处偏
远乡村，他出资兴建了一所小学和宿舍，修筑了山间道路，向当地的残疾人捐款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外，他还向当地一所中学就读的学生承诺，如果有学生考上南宁大学，他
就资助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已有多名学生正接受"老佛杰"的资助，开始他们的大学生生活。在当天的音乐会上，组织者们通过音像放映，介绍了这位爱心老人的动人事迹，全体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佛杰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应主持人胡
宏的邀请，老人再次走上舞台，亲自弹奏了德彪西的著名钢琴曲“月光梦幻曲”，爱心老人的优美乐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对于音乐会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著名歌唱家裔国芳表示，“我们排练、演奏演唱的曲目并不在于追求什么票房价值，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应，场上场下的真情互动，尤其令人感佩。虽然在美国做艺术家大不易，但我们钟情于艺术，矢志不渝，
无怨无悔，华府有这么好的观众, 大家的内心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作为音乐爱好者，我曾参加过不少次的音乐和声乐艺术表演活动，正如同歌唱家裔国芳所说的，《春之声音乐会》上热情、爱乐、好礼的观众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佳观众群体之一。
春之声是清新、美妙的，而集高雅音乐与高尚爱心为一体的《春之声音乐会》，带给了人们以无限的艺术美感和春天畅想。小提琴家高翔教授在演奏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前对听众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此言妙哉！而我想要说的是，《春之声音乐会》中可敬的艺术家和他们动人的旋律与天籁般的歌声，那是百分之
百的美丽！
春天的华府，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享誉大华府地区的钢琴家杨佳月和她的音乐伙伴们，联袂于五月十五日晚在华盛顿圣殿访客中心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名为《春之声音乐会》的独奏
、独唱和重唱音乐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向华府地区的音乐爱好者献上了一台将声乐和器乐、古典与现代揉合为一体的中外名曲音乐晚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和多样化的曲目与形式，
受到此间乐迷们的喝彩和高度评价。
由旅美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这台风韵独特的音乐盛会，节目精彩多元、名曲荟萃，艺术感和抒情性兼具。虽然是在周五晚上举行，音乐会仍吸引了众多乐迷前往观赏，整个音乐厅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听众只能驻足聆听。音乐会上，参演的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厚的舞台魅力。著名小提琴家、任教于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高翔教授，同钢琴家杨佳月一
起演奏优美动人的中国乐曲“渔舟唱晚”、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 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等中外名曲。自二十七岁起便在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任教的的高翔教授, 曾被“华盛顿邮报”赞誉为"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他杰出的音乐技艺受到美国乐评人士的普遍关注，称他“是可以与 Joshua Bell, Gil Shaham，郎朗等相媲美的世界一流独奏家。”当晚，华府的音乐爱好者们有幸见证了这位著名艺术家的卓越风采和高超琴艺。可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演出的前夜，高翔突然角膜发病，但是第二天他仍坚持抱病前来华府参加演
出，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顿，高翔在临上场前仍需休息静养。然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却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高翔在演奏前对乐曲的解说，中西合璧，声情并茂，在演奏时倾
情演绎，浑然忘我，深长的意境、隽永的美感跃然弦上，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在音乐会上，钢琴家杨佳月除了全场伴奏外，还独奏了中国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著名钢琴曲。三首乐曲风格迥异，在杨佳月的弹奏下，时而喜气飞扬，时而深沉婉约，美不胜收。杨佳月是这台音乐会的灵魂人物，她以细腻、丰富而敏
锐的音乐感悟，以及在和声及对位方面的精深造诣，将独唱歌曲改编成多声部重唱曲目搬上舞台，手法清新流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整个音乐会的曲目组合和形式安排，都体现了
杨佳月深厚的功力和匠心独运的巧思。
为大华府听众所熟悉的、来自纽约的歌唱家丁羔，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独唱歌曲有黄自的"踏雪寻梅"、中南美洲民歌“Besame Mucho”、意大利歌曲“Di Spagna sono la bella”、以及“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等。女高音歌唱家白海波献上新疆歌曲“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歌唱家彭瑜的倾情独唱曲目是“桥”。三位歌唱家的优美嗓音和舞台魅力，展现出了他们精深的艺术造诣与兼收并蓄的宽阔审美情怀。
音乐会中的合唱曲目同样是中西合璧，精彩纷呈。著名歌唱家裔国芳，李航燕，王小红，张丽慧，彭瑜演唱了由杨佳月改编的中外抒情歌曲和经典老歌，如：“月之故乡”、“三十里铺”、“红彩妹妹”、“Music of the Night”, “ Bring Him Home”, “Over the Rainbow” 等，充分展现声乐之美以及和声的悠扬、浑厚，加上艺术家们的动静组合，挥洒自如，舞台效果绝佳。而甄理捷悠扬的萨克斯管独奏和伴奏，也为音乐会增添一道风味独特的风景线，
他和王小红合作表演的格什温名曲“夏日”（Summer Times），散发着新奥尔良式的浓郁爵士风情，曲调悠长，柔美亮丽。李航燕的民歌唱法和西洋唱法变化跨越巨大，而她却运用自如，在两种唱法上皆有出色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大华府地区著名建筑及开发商 Foulger-Pratt Co. 的创建人、年逾九旬的企业家佛杰（Mr. Sid Foulger）为此次音乐会提供全额赞助，让华府的乐迷们得以免费欣赏到这台高品质的音乐晚会。记得，有一次佛杰先生曾说起，他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但是华盛顿地区是他最喜爱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和宁静安逸的生活环境的理想结合处。他认为，选择来华府地区的安家落户者都是很有境界和智慧的人。热爱音乐的佛杰，不仅多次对华府地区的艺
术演出活动给与了慷慨的资助，他的爱心和善良还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偏远地区。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佛杰先后十二次走访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在广西山区的一处偏
远乡村，他出资兴建了一所小学和宿舍，修筑了山间道路，向当地的残疾人捐款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外，他还向当地一所中学就读的学生承诺，如果有学生考上南宁大学，他
就资助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已有多名学生正接受"老佛杰"的资助，开始他们的大学生生活。在当天的音乐会上，组织者们通过音像放映，介绍了这位爱心老人的动人事迹，全体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佛杰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应主持人胡
宏的邀请，老人再次走上舞台，亲自弹奏了德彪西的著名钢琴曲“月光梦幻曲”，爱心老人的优美乐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对于音乐会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著名歌唱家裔国芳表示，“我们排练、演奏演唱的曲目并不在于追求什么票房价值，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应，场上场下的真情互动，尤其令人感佩。虽然在美国做艺术家大不易，但我们钟情于艺术，矢志不渝，
无怨无悔，华府有这么好的观众, 大家的内心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作为音乐爱好者，我曾参加过不少次的音乐和声乐艺术表演活动，正如同歌唱家裔国芳所说的，《春之声音乐会》上热情、爱乐、好礼的观众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佳观众群体之一。
春之声是清新、美妙的，而集高雅音乐与高尚爱心为一体的《春之声音乐会》，带给了人们以无限的艺术美感和春天畅想。小提琴家高翔教授在演奏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前对听众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此言妙哉！而我想要说的是，《春之声音乐会》中可敬的艺术家和他们动人的旋律与天籁般的歌声，那是百分之
百的美丽！
《念 故 乡》
丘 霖
先前的“来去集”中曾为文介绍了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文章贴至半杯网（tea4soul.org）后，文友路阳在他的评论中，就《自新大陆》 第二乐章中的“思乡”主题作了说明，他写道：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由英国管独奏，后又加入双簧管和长笛等木管乐器和圆号等铜管乐器的第一主题被冠以“思乡曲”，是德沃夏克融合交响表现手段和北美大陆音乐元素的传神之作，已经被广泛改编成不同的音乐形式。第二主题是长笛和双簧管交替奏出的优美旋律，紧接着出现的欢快舞蹈旋律像是
波西米亚人丰收后的庆祝。结束前又由英国管再现了“思乡”主题。酷爱音乐与文学的路阳兄被“半杯”众文友们称为“路诗人”，他的这段说明言简意赅、既专业又传神，令人叫绝。
另一位“半杯”文友倪凡，也是一位科学家兼音乐迷，工作之余还参加华盛顿地区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一日晚，倪凡打来电话，除了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哥伦
比亚盛华合唱团将于今春参加“海华文艺季”的合唱汇演，而他们表演的合唱曲目之一就是德沃夏克作曲的《念故乡》。
说到《念故乡》这首歌曲, 我们中很多人对她并不会陌生，因为《念故乡》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就流传到中原大地。当年, 德沃夏克的学生以“自新大陆”中第二乐章的思乡主题为基础, 填词而成一首独唱歌曲, 取名为《回家》(《Going Home》)，这就是中文版《念故乡》的源头。
《自新大陆》 中的“思乡”主题本身是一个慢板,音乐优美而感伤，这一旋律以后被配上怀念故乡的歌词内容，扣人心弦，充满了思乡游子的忧郁情思, 在美国演出时,令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沾巾。德沃夏克曾表示：“这些美丽而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有人说《自新大陆》撷取了美国黑人灵歌《Going Home》的章节，不过也有人说是德沃夏克在纽约时，他的助手作曲家波雷把《自新大陆》的手稿转成各种不同乐器的乐谱时，谱出了《Going Home》的旋律，再由德沃夏克的学生斐雪填词，成为脍炙人口的《念故乡》歌词：
Going home, going home
I'll be going home
Quiet light, some still day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Going to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olk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ll the friends I knew
Nothing's lost, all's gain
No more fret nor pain
No more stumbling on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oam no more
......
这首思乡的歌谣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汉语的歌词，言约意长，词韵俱佳，一时间风行全国，传唱甚广：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同享从前
乐，同享从前乐。”
五月九日的“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上，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在彭瑜的指挥下，倾情演唱《念故乡》这首乡恋的歌谣，歌声时而浑厚低沉，时而情深悠长，把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闻之不禁令人思绪飞扬，感怀万千。过去曾听说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中国歌曲，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她的中文歌词，朴素自然，琅琅上口，一气呵成，意味深长，与其说是汉译而来，还
不如说是源自本土的词曲作品。
“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那天的上午，"半杯清茶社"邀请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巫宁坤教授主讲有关翻译及文学创作的甘苦，出席座谈会的"半杯"文友们同巫宁坤教授和华府学界闻人刘缘子、陈一川、傅建中、张郎郎等就汉英互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对翻译始终抱有兴趣，当天在听了宿儒
和文友们所列举和讨论的经典汉译案例后，深感"信、达、雅" 境界之高，非中西学养深厚者难以企及也。当晚，再次聆听到由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念故乡》，被优美的乐曲和歌词的意境所深深感染。《念故乡》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足以证明歌词的感人和隽永，"信、达、雅"之真意，《念故乡》中可窥一二。在网上搜寻《念故乡》的填译词者半天，只找到“由郑萍因、李抱忱填配”一句，我孤陋寡闻，不知两位前辈是何方大家，在此就教于读者诸君。
先前的“来去集”中曾为文介绍了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文章贴至半杯网（tea4soul.org）后，文友路阳在他的评论中，就《自新大陆》 第二乐章中的“思乡”主题作了说明，他写道：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由英国管独奏，后又加入双簧管和长笛等木管乐器和圆号等铜管乐器的第一主题被冠以“思乡曲”，是德沃夏克融合交响表现手段和北美大陆音乐元素的传神之作，已经被广泛改编成不同的音乐形式。第二主题是长笛和双簧管交替奏出的优美旋律，紧接着出现的欢快舞蹈旋律像是
波西米亚人丰收后的庆祝。结束前又由英国管再现了“思乡”主题。酷爱音乐与文学的路阳兄被“半杯”众文友们称为“路诗人”，他的这段说明言简意赅、既专业又传神，令人叫绝。
另一位“半杯”文友倪凡，也是一位科学家兼音乐迷，工作之余还参加华盛顿地区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一日晚，倪凡打来电话，除了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哥伦
比亚盛华合唱团将于今春参加“海华文艺季”的合唱汇演，而他们表演的合唱曲目之一就是德沃夏克作曲的《念故乡》。
说到《念故乡》这首歌曲, 我们中很多人对她并不会陌生，因为《念故乡》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就流传到中原大地。当年, 德沃夏克的学生以“自新大陆”中第二乐章的思乡主题为基础, 填词而成一首独唱歌曲, 取名为《回家》(《Going Home》)，这就是中文版《念故乡》的源头。
《自新大陆》 中的“思乡”主题本身是一个慢板,音乐优美而感伤，这一旋律以后被配上怀念故乡的歌词内容，扣人心弦，充满了思乡游子的忧郁情思, 在美国演出时,令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沾巾。德沃夏克曾表示：“这些美丽而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有人说《自新大陆》撷取了美国黑人灵歌《Going Home》的章节，不过也有人说是德沃夏克在纽约时，他的助手作曲家波雷把《自新大陆》的手稿转成各种不同乐器的乐谱时，谱出了《Going Home》的旋律，再由德沃夏克的学生斐雪填词，成为脍炙人口的《念故乡》歌词：
Going home, going home
I'll be going home
Quiet light, some still day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Going to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olk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ll the friends I knew
Nothing's lost, all's gain
No more fret nor pain
No more stumbling on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oam no more
......
这首思乡的歌谣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汉语的歌词，言约意长，词韵俱佳，一时间风行全国，传唱甚广：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同享从前
乐，同享从前乐。”
五月九日的“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上，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在彭瑜的指挥下，倾情演唱《念故乡》这首乡恋的歌谣，歌声时而浑厚低沉，时而情深悠长，把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闻之不禁令人思绪飞扬，感怀万千。过去曾听说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中国歌曲，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她的中文歌词，朴素自然，琅琅上口，一气呵成，意味深长，与其说是汉译而来，还
不如说是源自本土的词曲作品。
“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那天的上午，"半杯清茶社"邀请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巫宁坤教授主讲有关翻译及文学创作的甘苦，出席座谈会的"半杯"文友们同巫宁坤教授和华府学界闻人刘缘子、陈一川、傅建中、张郎郎等就汉英互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对翻译始终抱有兴趣，当天在听了宿儒
和文友们所列举和讨论的经典汉译案例后，深感"信、达、雅" 境界之高，非中西学养深厚者难以企及也。当晚，再次聆听到由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念故乡》，被优美的乐曲和歌词的意境所深深感染。《念故乡》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足以证明歌词的感人和隽永，"信、达、雅"之真意，《念故乡》中可窥一二。在网上搜寻《念故乡》的填译词者半天，只找到“由郑萍因、李抱忱填配”一句，我孤陋寡闻，不知两位前辈是何方大家，在此就教于读者诸君。
黄 玫 瑰 红 玫 瑰
丘 霖
每年的2月14日, 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
来到美国后，总不免入乡随俗，虽然自己对这个洋节一知半解，但也总想尝试着浪漫地过一下这一年一度的日子。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想到要给太太送一束鲜花表达心意，下了
班搭完地铁后就先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家超市，在鲜花柜台前驻足选花。在过节送礼上，我向来是“拖到最后族”之一员。往年都是下班后在地铁站外的小摊那儿买束玫瑰回家，今年因为想到还要去超市购物，可以顺便在那儿买花，于是就急急地乘上地铁往城外赶。可能那天到了店里的时间已经
太晚，节前的花柜里剩下的花束都不太吸引人，倒是一束黄玫瑰在周边红色的鲜花包围中显得亭亭玉立，绰约多姿。于是我打开冷藏室的门，缓缓提起那一束我中意的黄玫瑰，轻轻将
花束放在购物篮中，然后前往其它柜台继续我的节前选购。七、八点间的晚饭时间，超市中顾客并不多，诺大的店面显得多少有点儿冷清。我从鲜花柜台朝另一端的冷冻食品柜走去，
过道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正在货架前找着什么，驼着背的她撑着助行推车慢慢地左右打量着，当看到我正朝向她走过去时，老妇人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不是，是我的购物篮
上。老妇人满头白发，面容慈祥，年轻时拥有的清丽面容依稀可辨。她眯着眼睛，看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从她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中，我确定她不是在寻求帮助，于是我便微笑着从
她的身边走过。刚过去几步，身后传来了那位老人略带沙哑却很认真的声音- “Buy her red roses！” 我回过头去，但见那老妇人仍盯着我蓝里的黄玫瑰花束，又对我重复了一遍她刚才的“指令性”建议- “Buy her red roses”，不过这回语气比先前的那次放和缓了许多。诧异之间，我不知如何回应她的“指令”，正想问黄玫瑰和红玫瑰之间的涵义差别时，老妇人却开口问道：“Does she like yellow roses？”我多少有点惭愧地摇头说我并不确知，于是，老妇人侧起头微笑着再次向我善意地“命令”道- “Then buy her red roses”。她的神态和蔼亲切，发自内心的话语却很执著，俨然是花神芙罗拉的代言人，让不解花意的我感到除了执行她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向老人恭敬地答了一声“will do”，就原路折返向花柜而去。走到拐角处，回头望去，发现老妇人仍拄着她的助行推车，目送着我的背影，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在鲜花柜台售货员的帮助下，我在冷藏柜中比较靠里的位置终于找到一束不错的红玫瑰。回家的路上，老人的身影和她那句“Buy her red roses”的“命令”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弥漫着，挥之不去。我对自己没有带着红玫瑰去向老人道别并致谢，或者询问她一下关于黄玫瑰和红玫瑰的不同寓意而感到有些愧疚和遗憾。那位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只身一人在商场购物，我猜想，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可能已经离她而去，如今她只有独自一人在心中感怀曾经使她缠绵、令她心醉的浪漫日子。也许，她的心上人曾经买错了
情人节的鲜花；也许，她们曾在红色的玫瑰花瓣上走向了婚礼的殿堂；也许，她曾经坐在玫瑰花车上头戴桂冠接受人们的欢呼和献花……，人到老时，浮华散尽，孓然一身，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那天我所遇见的这位年迈妇人，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岁月的沧桑给她留下了无情的印记，但是，在
我看来，老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无比的年轻、善良和光彩照人。当她遇到我这个在情人节前夜买花的陌路人，虽然只是一句听似简单的“Buy her red roses”，寥寥一言和真诚的微笑，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我相信，在老太太的一生中，她曾收到过鲜花无数，也十分了解玫瑰花对爱人的意义和在感情天平上的份量。那晚，老人有自家
的用品要添置，出外购物对她而言也一定有诸多的不便，但是，她为了一个偶遇的情人节买花者和一位素昧平生的受花人，老妇人愿意停下购物，长时间拄着扶轮站在商场的一角，以
一种近似庄严的口吻，向一个不知所以的路人传递着关于鲜花的情感故事。应该承认，我过去在情人节买花送花时，多少有一些“行礼如仪”的任务感，今次老太太的出现，则为情人节送花给自己的另一半赋予了全新的意涵，一种我不曾体会过的庄重和虔诚。同时，我也确信，以后当我遇见陌生人在为如何挑选情人节玫瑰
花而犹豫不决时，我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长久以来，我时时在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到中年尤甚，而今年情人节前那晚同老妇人的邂逅，冥冥之中好像给了我某种启示 - 让真诚、善良和美丽播撒开来，并代代相传，这也许就是历史长河瞬间中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每年的2月14日, 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
来到美国后，总不免入乡随俗，虽然自己对这个洋节一知半解，但也总想尝试着浪漫地过一下这一年一度的日子。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想到要给太太送一束鲜花表达心意，下了
班搭完地铁后就先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家超市，在鲜花柜台前驻足选花。在过节送礼上，我向来是“拖到最后族”之一员。往年都是下班后在地铁站外的小摊那儿买束玫瑰回家，今年因为想到还要去超市购物，可以顺便在那儿买花，于是就急急地乘上地铁往城外赶。可能那天到了店里的时间已经
太晚，节前的花柜里剩下的花束都不太吸引人，倒是一束黄玫瑰在周边红色的鲜花包围中显得亭亭玉立，绰约多姿。于是我打开冷藏室的门，缓缓提起那一束我中意的黄玫瑰，轻轻将
花束放在购物篮中，然后前往其它柜台继续我的节前选购。七、八点间的晚饭时间，超市中顾客并不多，诺大的店面显得多少有点儿冷清。我从鲜花柜台朝另一端的冷冻食品柜走去，
过道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正在货架前找着什么，驼着背的她撑着助行推车慢慢地左右打量着，当看到我正朝向她走过去时，老妇人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不是，是我的购物篮
上。老妇人满头白发，面容慈祥，年轻时拥有的清丽面容依稀可辨。她眯着眼睛，看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从她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中，我确定她不是在寻求帮助，于是我便微笑着从
她的身边走过。刚过去几步，身后传来了那位老人略带沙哑却很认真的声音- “Buy her red roses！” 我回过头去，但见那老妇人仍盯着我蓝里的黄玫瑰花束，又对我重复了一遍她刚才的“指令性”建议- “Buy her red roses”，不过这回语气比先前的那次放和缓了许多。诧异之间，我不知如何回应她的“指令”，正想问黄玫瑰和红玫瑰之间的涵义差别时，老妇人却开口问道：“Does she like yellow roses？”我多少有点惭愧地摇头说我并不确知，于是，老妇人侧起头微笑着再次向我善意地“命令”道- “Then buy her red roses”。她的神态和蔼亲切，发自内心的话语却很执著，俨然是花神芙罗拉的代言人，让不解花意的我感到除了执行她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向老人恭敬地答了一声“will do”，就原路折返向花柜而去。走到拐角处，回头望去，发现老妇人仍拄着她的助行推车，目送着我的背影，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在鲜花柜台售货员的帮助下，我在冷藏柜中比较靠里的位置终于找到一束不错的红玫瑰。回家的路上，老人的身影和她那句“Buy her red roses”的“命令”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弥漫着，挥之不去。我对自己没有带着红玫瑰去向老人道别并致谢，或者询问她一下关于黄玫瑰和红玫瑰的不同寓意而感到有些愧疚和遗憾。那位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只身一人在商场购物，我猜想，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可能已经离她而去，如今她只有独自一人在心中感怀曾经使她缠绵、令她心醉的浪漫日子。也许，她的心上人曾经买错了
情人节的鲜花；也许，她们曾在红色的玫瑰花瓣上走向了婚礼的殿堂；也许，她曾经坐在玫瑰花车上头戴桂冠接受人们的欢呼和献花……，人到老时，浮华散尽，孓然一身，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那天我所遇见的这位年迈妇人，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岁月的沧桑给她留下了无情的印记，但是，在
我看来，老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无比的年轻、善良和光彩照人。当她遇到我这个在情人节前夜买花的陌路人，虽然只是一句听似简单的“Buy her red roses”，寥寥一言和真诚的微笑，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我相信，在老太太的一生中，她曾收到过鲜花无数，也十分了解玫瑰花对爱人的意义和在感情天平上的份量。那晚，老人有自家
的用品要添置，出外购物对她而言也一定有诸多的不便，但是，她为了一个偶遇的情人节买花者和一位素昧平生的受花人，老妇人愿意停下购物，长时间拄着扶轮站在商场的一角，以
一种近似庄严的口吻，向一个不知所以的路人传递着关于鲜花的情感故事。应该承认，我过去在情人节买花送花时，多少有一些“行礼如仪”的任务感，今次老太太的出现，则为情人节送花给自己的另一半赋予了全新的意涵，一种我不曾体会过的庄重和虔诚。同时，我也确信，以后当我遇见陌生人在为如何挑选情人节玫瑰
花而犹豫不决时，我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长久以来，我时时在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到中年尤甚，而今年情人节前那晚同老妇人的邂逅，冥冥之中好像给了我某种启示 - 让真诚、善良和美丽播撒开来，并代代相传，这也许就是历史长河瞬间中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布 拉 格 之 春"
丘 霖
年初的"来去集"短篇中，谈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和盛况。当提到全球的交响乐盛事时，除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外，人们不能不论及另一项享誉世界的音乐盛会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布拉格之春” 这一名词有二重涵义，一是政治上的，一是音乐上。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和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布拉格之春”指的是１９６８年初
开始的一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旨在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８月２０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以二十万大军闪电般入侵捷克，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
才告终结。 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The Prague Spring Music Festival)，则要比“布拉格之春”运动历史长些，举办至今整整６０多个年头，可说是长盛不衰，享誉全球。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历史，得先从捷克爱乐乐团开始。这个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著名乐团，前身是捷克民族剧院管弦乐团，１８９６年正式更名为捷克爱乐乐团，同年在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月前的"来去集"曾为文介绍)亲自指挥下，演奏了他的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１９４６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欢欣，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重新燃起捷克人的文化和艺术激情。
当年５月１１日，为纪念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为期三周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就此拉开帷幕。音乐节开幕之初就"马到成功"，首届盛会吸引了各国音乐大师如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参加。在随后的六十年中，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等世界级音乐家都曾与布拉格之
春联系在一起，与其他乐坛大师共同造就了音乐节的辉煌历史。
自１９５２年开始，在捷克音乐之父斯美塔那的忌日 - ５月１２日这天，音乐节都会演奏斯美塔那 (Bedrich Smetana) 的名作 ─ 交响诗《我的祖国》，并成为音乐节固定的传统曲目保留至今。与本土血脉相连的音乐家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的作品，以及与布拉格渊源颇深的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在旅居布拉格期间创作了包括交响曲《布拉格》在内的多部名曲)，也是音乐节的主要经典曲目。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每年都有不同主题，其中音乐节的一项传统项目是大提琴和风琴比赛，这也是一年一度重要的国际音乐竞赛。大提琴比赛尤其意义深远，因为最著名的《ｂ小调大提
琴协奏曲》就是由德沃夏克创作的，它也是决赛阶段的指定比赛曲目，在整支交响乐团伴奏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手参赛演出。音乐赛事体现出音乐节浓厚的民族色彩，同时也
不断巩固捷克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布拉格之春"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也正得益于此。
而说到"布拉格之春"浓厚的民族色彩，当首推捷克音乐史上的灵魂人物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是他们让捷克音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斯美塔那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在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方面，斯美塔那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虽极少直接采用民歌主题，作品却处处充满了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的风
格及意味。斯美塔那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作曲家，对祖国和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他的音乐中。斯美塔那的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娘》等，器乐作品方面，标题交响诗套曲
《我的祖国》最为著名，她像一幅富于浪漫诗意的壮阔画卷，抒发了作曲家对祖国深沉挚爱的感情。《我的祖国》是斯美塔那标题交响音乐的杰出代表作，作曲家在继承李斯特首创的
单乐章交响诗体裁的前提下，通过统一的构思和主题贯穿的手法，创造性地将六首各自独立的交响诗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新的“交响诗套曲”结构。他的音乐作品植根于捷克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并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在立意和结构上均有创新的音乐作品成为后来史诗性交响乐
写作的范本。
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交响诗《沃尔塔瓦河》，是一首撼人心魄、充满无限魅力和诗情画意的交响音乐，也是斯美塔那作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曲中所描写的沃尔塔瓦河
由南向北纵贯美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引子中运用长笛和单簧管的音色，逼真地描绘了沃尔塔瓦河源头的两支山泉，潺潺流水，渐渐汇入大河，大河流过回响着猎人号角
的森林, 奏出最为著名的河流奔腾的主题，展示了沃尔塔瓦河瑰丽宽广的景象。随着河水的奔流，一个村庄出现在河岸，村中传来捷克民间的波尔卡舞曲，这是农民在欢乐地举行婚礼。乐声渐
渐远去，河水向前奔流，月光下一群水仙女唱着歌，在水面嬉戏。穿过峡谷，沃尔塔瓦河的激流冲击着石坎和峭壁，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沃尔塔瓦河流过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河面渐渐
变得宽广，最终，沃尔塔瓦河波涛滚滚流向无尽的远方，这是一段激奋而欢乐的音乐，旋律抒情明媚，音乐在史诗般的音响中，随着小提琴的波动旋律滚滚而前，宛如河水从容地流向
天际…
话题再回到作为政治运动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在历史上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国家，受外族统治似乎从未停止过：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将捷克这片山林环绕、郁郁葱葱的国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捷克民族虽
然苦难深重，但波希米亚人那种和平、善良、快乐的天性却似乎从未改变过。在欧洲文化和音乐史上，捷克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布拉格更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古都之一，布拉
格的老城区诞生和养育了欧洲文化史上无数伟大的人物。1968年夏天，捷共中央推动的民主化运动 “布拉格之春”被长驱直入的苏军坦克碾碎后，布拉格电台的广播里响起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她宽广、雄浑和悠长的旋律，在布拉格上空飞翔着，回荡着，寄托着无数捷克人民心中对祖国
与家园真挚的情感和执著的信念, 就像他们的母亲河 - 伏尔塔瓦河的波涛一般，坚定而从容……
年初的"来去集"短篇中，谈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和盛况。当提到全球的交响乐盛事时，除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外，人们不能不论及另一项享誉世界的音乐盛会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布拉格之春” 这一名词有二重涵义，一是政治上的，一是音乐上。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和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布拉格之春”指的是１９６８年初
开始的一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旨在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８月２０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以二十万大军闪电般入侵捷克，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
才告终结。 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The Prague Spring Music Festival)，则要比“布拉格之春”运动历史长些，举办至今整整６０多个年头，可说是长盛不衰，享誉全球。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历史，得先从捷克爱乐乐团开始。这个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著名乐团，前身是捷克民族剧院管弦乐团，１８９６年正式更名为捷克爱乐乐团，同年在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月前的"来去集"曾为文介绍)亲自指挥下，演奏了他的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１９４６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欢欣，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重新燃起捷克人的文化和艺术激情。
当年５月１１日，为纪念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为期三周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就此拉开帷幕。音乐节开幕之初就"马到成功"，首届盛会吸引了各国音乐大师如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参加。在随后的六十年中，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等世界级音乐家都曾与布拉格之
春联系在一起，与其他乐坛大师共同造就了音乐节的辉煌历史。
自１９５２年开始，在捷克音乐之父斯美塔那的忌日 - ５月１２日这天，音乐节都会演奏斯美塔那 (Bedrich Smetana) 的名作 ─ 交响诗《我的祖国》，并成为音乐节固定的传统曲目保留至今。与本土血脉相连的音乐家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的作品，以及与布拉格渊源颇深的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在旅居布拉格期间创作了包括交响曲《布拉格》在内的多部名曲)，也是音乐节的主要经典曲目。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每年都有不同主题，其中音乐节的一项传统项目是大提琴和风琴比赛，这也是一年一度重要的国际音乐竞赛。大提琴比赛尤其意义深远，因为最著名的《ｂ小调大提
琴协奏曲》就是由德沃夏克创作的，它也是决赛阶段的指定比赛曲目，在整支交响乐团伴奏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手参赛演出。音乐赛事体现出音乐节浓厚的民族色彩，同时也
不断巩固捷克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布拉格之春"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也正得益于此。
而说到"布拉格之春"浓厚的民族色彩，当首推捷克音乐史上的灵魂人物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是他们让捷克音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斯美塔那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在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方面，斯美塔那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虽极少直接采用民歌主题，作品却处处充满了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的风
格及意味。斯美塔那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作曲家，对祖国和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他的音乐中。斯美塔那的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娘》等，器乐作品方面，标题交响诗套曲
《我的祖国》最为著名，她像一幅富于浪漫诗意的壮阔画卷，抒发了作曲家对祖国深沉挚爱的感情。《我的祖国》是斯美塔那标题交响音乐的杰出代表作，作曲家在继承李斯特首创的
单乐章交响诗体裁的前提下，通过统一的构思和主题贯穿的手法，创造性地将六首各自独立的交响诗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新的“交响诗套曲”结构。他的音乐作品植根于捷克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并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在立意和结构上均有创新的音乐作品成为后来史诗性交响乐
写作的范本。
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交响诗《沃尔塔瓦河》，是一首撼人心魄、充满无限魅力和诗情画意的交响音乐，也是斯美塔那作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曲中所描写的沃尔塔瓦河
由南向北纵贯美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引子中运用长笛和单簧管的音色，逼真地描绘了沃尔塔瓦河源头的两支山泉，潺潺流水，渐渐汇入大河，大河流过回响着猎人号角
的森林, 奏出最为著名的河流奔腾的主题，展示了沃尔塔瓦河瑰丽宽广的景象。随着河水的奔流，一个村庄出现在河岸，村中传来捷克民间的波尔卡舞曲，这是农民在欢乐地举行婚礼。乐声渐
渐远去，河水向前奔流，月光下一群水仙女唱着歌，在水面嬉戏。穿过峡谷，沃尔塔瓦河的激流冲击着石坎和峭壁，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沃尔塔瓦河流过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河面渐渐
变得宽广，最终，沃尔塔瓦河波涛滚滚流向无尽的远方，这是一段激奋而欢乐的音乐，旋律抒情明媚，音乐在史诗般的音响中，随着小提琴的波动旋律滚滚而前，宛如河水从容地流向
天际…
话题再回到作为政治运动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在历史上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国家，受外族统治似乎从未停止过：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将捷克这片山林环绕、郁郁葱葱的国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捷克民族虽
然苦难深重，但波希米亚人那种和平、善良、快乐的天性却似乎从未改变过。在欧洲文化和音乐史上，捷克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布拉格更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古都之一，布拉
格的老城区诞生和养育了欧洲文化史上无数伟大的人物。1968年夏天，捷共中央推动的民主化运动 “布拉格之春”被长驱直入的苏军坦克碾碎后，布拉格电台的广播里响起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她宽广、雄浑和悠长的旋律，在布拉格上空飞翔着，回荡着，寄托着无数捷克人民心中对祖国
与家园真挚的情感和执著的信念, 就像他们的母亲河 - 伏尔塔瓦河的波涛一般，坚定而从容……
羌 管 悠 悠 霜 满 地
丘 霖
年初的几期“来去集”中，谈了自己欣赏交响乐的一些感受。我自小便喜爱听音乐，包括交响乐。记得上初中时得一袖珍收音机，晚上常常在被窝里轻轻地打开小收音机收听各类音乐广播节目。那时袖珍收
音机的音质相当糟糕，我却乐此不疲，怡然自得。我的邻居中有一位拉大提琴的艺术家，在上海的一个乐团任大提琴师，他有时会邀上几位邻里的青年人去听他练琴，而我总是欣然前
往。对我来说，悠扬深长的大提琴声，总是那么的悦耳好听、动人心弦。有一天，大提琴师说他们的乐团要在音乐厅演出，于是，我就成了当晚音乐会的“特邀”听众。第一次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交响乐团的整场演出，当时那个临场感受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很晚回到家后仍激动地久久难以入睡。从此以后，电视和收音机中的音乐对我不再具有吸
引力了，我开始时常留意报纸上有关音乐会的广告和新闻...
来到美国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这类活动几成生活中的绝响，而更要命的是，有一阵还特别害怕听到我曾十分喜爱的维瓦尔第的《四季》组曲。那时我在一家“走高级路线”的中餐馆打工，除了中餐外，这家餐馆还提供西式正餐服务，而餐馆在晚间正餐时间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可想而知，美丽、舒缓和优雅的《四季》组曲，在
我压力沉重、身心俱疲时留给我的心境和记忆是颇为不堪的，以致于在离开餐馆后的很长的时间里，我尽量避免去听这组过去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优美乐曲。
当在美国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后，我们还会选择在节庆或生日之时一家去音乐厅“审美”一下；而电脑网路技术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轻按指尖便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音乐表演节目，在书桌旁近距离观赏音乐家们的精湛演出。无论是在音乐会现场还是在书房，古典音乐及交
响音乐依然时时让我激动、震撼和入迷。然而，最近我发现，有一类乐曲却让我心生古典音乐不曾带给我的遐思和感怀，有时甚至是止不住的感伤。那类音乐，就是民乐。
一日，我去马州洛城的美心超市购物，走进熙熙攘攘的店里，正准备挑些早餐餐点时，忽闻笛乐飘来，轻快幽雅的旋律，如林中鸟语，似谷涧泉水，扬起我内心的一股亲切感和喜悦之
情，再细一听，乐曲原来是根据王菲演唱的<<红豆>>改编而成的笛子曲。王菲的这首情歌曾流行一时，也是我女儿最喜欢的中文歌之一，由悠扬清脆的笛子吹奏，听来别有一番风味。在结账时，<<红豆>>结束后的背景音乐换成了由笛子吹奏的张柏芝的<<星语心愿>>，这也是一首女儿非常喜爱的中文歌，深情婉约，煞是好听。女儿从小在美国长大，很少有机会领略到民族乐器的美妙和意境，心想如果给她买上这张笛子曲，也许会加深女儿对民乐
之美的了解和感受。于是我便向收银员询问这张正在播放的CD的名字，年轻的收银员说她不是很清楚放的究竟是哪张碟片，不过她建议我去隔壁的音像店在有关笛子的音乐CD中找一找。果然，旁边那家音像店的营业员为我找出了不少笛子音乐碟片。根据在超市听到的乐曲顺序，我确信一盒包装不错，印有中国笛子字样和笛子及山水图案的两片装CD，就是我想要找到的国乐碟片。回到家后，取出碟片，再次欣赏由笛子演奏的<<红豆>>和<<星语心愿>>，不错，那正是我在超市听到的美妙乐曲。
按着CD中乐曲的顺序接着往下听，《又见炊烟》、《家乡》、《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歌》、《弯弯的月亮》... 纯净动听的笛声，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谣，在诗一般的意境中如清风扑面而来，悠悠响起，环绕心间，为我带来纵情于青山绿水、峡谷清泉般的诗情快意。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悠扬
的笛声了，她拂去了岁月的风尘，让我重回到年少时的梦乡，我的眼前仿佛是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般天籁之音，摄人心魄，启人幽思。不知不觉中，随着阵阵笛声我的脑海里泛起了王之涣的那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和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那一声长叹。屋外树影摇曳，屋内清韵绕梁，半杯清茶在手，满怀愁肠无语，刹那间的遐想和恍惚，竟让人莫名的伤感起来。天高，水长，横笛声声锁空楼，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沉吟良久, 竟浑然不知身在何方，今世何世……
那晚，我还是让那美妙的笛声伴我夜读。太太闻乐而来，竟也和着乐曲，陶醉其中，其乐融融。过了一会儿，她悄悄离去，又提着相机重回客厅，远远地拍下了乐声中读书的我。太太
过去一直视摄影为“畏途”，从不会主动拿起相机拍照，我笑问为何今晚突有"奇举"，太太答曰: 无关读者，笛声使然。
年初的几期“来去集”中，谈了自己欣赏交响乐的一些感受。我自小便喜爱听音乐，包括交响乐。记得上初中时得一袖珍收音机，晚上常常在被窝里轻轻地打开小收音机收听各类音乐广播节目。那时袖珍收
音机的音质相当糟糕，我却乐此不疲，怡然自得。我的邻居中有一位拉大提琴的艺术家，在上海的一个乐团任大提琴师，他有时会邀上几位邻里的青年人去听他练琴，而我总是欣然前
往。对我来说，悠扬深长的大提琴声，总是那么的悦耳好听、动人心弦。有一天，大提琴师说他们的乐团要在音乐厅演出，于是，我就成了当晚音乐会的“特邀”听众。第一次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交响乐团的整场演出，当时那个临场感受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很晚回到家后仍激动地久久难以入睡。从此以后，电视和收音机中的音乐对我不再具有吸
引力了，我开始时常留意报纸上有关音乐会的广告和新闻...
来到美国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这类活动几成生活中的绝响，而更要命的是，有一阵还特别害怕听到我曾十分喜爱的维瓦尔第的《四季》组曲。那时我在一家“走高级路线”的中餐馆打工，除了中餐外，这家餐馆还提供西式正餐服务，而餐馆在晚间正餐时间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可想而知，美丽、舒缓和优雅的《四季》组曲，在
我压力沉重、身心俱疲时留给我的心境和记忆是颇为不堪的，以致于在离开餐馆后的很长的时间里，我尽量避免去听这组过去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优美乐曲。
当在美国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后，我们还会选择在节庆或生日之时一家去音乐厅“审美”一下；而电脑网路技术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轻按指尖便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音乐表演节目，在书桌旁近距离观赏音乐家们的精湛演出。无论是在音乐会现场还是在书房，古典音乐及交
响音乐依然时时让我激动、震撼和入迷。然而，最近我发现，有一类乐曲却让我心生古典音乐不曾带给我的遐思和感怀，有时甚至是止不住的感伤。那类音乐，就是民乐。
一日，我去马州洛城的美心超市购物，走进熙熙攘攘的店里，正准备挑些早餐餐点时，忽闻笛乐飘来，轻快幽雅的旋律，如林中鸟语，似谷涧泉水，扬起我内心的一股亲切感和喜悦之
情，再细一听，乐曲原来是根据王菲演唱的<<红豆>>改编而成的笛子曲。王菲的这首情歌曾流行一时，也是我女儿最喜欢的中文歌之一，由悠扬清脆的笛子吹奏，听来别有一番风味。在结账时，<<红豆>>结束后的背景音乐换成了由笛子吹奏的张柏芝的<<星语心愿>>，这也是一首女儿非常喜爱的中文歌，深情婉约，煞是好听。女儿从小在美国长大，很少有机会领略到民族乐器的美妙和意境，心想如果给她买上这张笛子曲，也许会加深女儿对民乐
之美的了解和感受。于是我便向收银员询问这张正在播放的CD的名字，年轻的收银员说她不是很清楚放的究竟是哪张碟片，不过她建议我去隔壁的音像店在有关笛子的音乐CD中找一找。果然，旁边那家音像店的营业员为我找出了不少笛子音乐碟片。根据在超市听到的乐曲顺序，我确信一盒包装不错，印有中国笛子字样和笛子及山水图案的两片装CD，就是我想要找到的国乐碟片。回到家后，取出碟片，再次欣赏由笛子演奏的<<红豆>>和<<星语心愿>>，不错，那正是我在超市听到的美妙乐曲。
按着CD中乐曲的顺序接着往下听，《又见炊烟》、《家乡》、《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歌》、《弯弯的月亮》... 纯净动听的笛声，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谣，在诗一般的意境中如清风扑面而来，悠悠响起，环绕心间，为我带来纵情于青山绿水、峡谷清泉般的诗情快意。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悠扬
的笛声了，她拂去了岁月的风尘，让我重回到年少时的梦乡，我的眼前仿佛是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般天籁之音，摄人心魄，启人幽思。不知不觉中，随着阵阵笛声我的脑海里泛起了王之涣的那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和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那一声长叹。屋外树影摇曳，屋内清韵绕梁，半杯清茶在手，满怀愁肠无语，刹那间的遐想和恍惚，竟让人莫名的伤感起来。天高，水长，横笛声声锁空楼，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沉吟良久, 竟浑然不知身在何方，今世何世……
那晚，我还是让那美妙的笛声伴我夜读。太太闻乐而来，竟也和着乐曲，陶醉其中，其乐融融。过了一会儿，她悄悄离去，又提着相机重回客厅，远远地拍下了乐声中读书的我。太太
过去一直视摄影为“畏途”，从不会主动拿起相机拍照，我笑问为何今晚突有"奇举"，太太答曰: 无关读者，笛声使然。
中 美 战 略 经 济 对 话
两周前，"半杯清茶社" 邀请著名新闻工作者、前《中国时报》驻华府特派员、专栏作家傅建中先生发表题为"中美外交之回顾"的演讲，并同半杯社友及侨界人士进行座谈和交流，以此纪念中美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傅建中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从历史的纵深和世界舞台的广度，分析说明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中美领导人的互动轶闻和背景资料，以及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间众多的政治人物和外交事件在傅建
中先生的演讲中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到今日，从昔日的敌人，已俨然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怀想，在他看来，“中美联合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全球经济系统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这个共同体拥有全世界13%的大陆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总量。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单个经济体而言，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的最大债权国。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打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蜜月还会继续延续，彼此为对方提供经济增长的燃料。未来美中两国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完全
有共治世界的可能。
正当人们憧憬着“中美国”时代的到来，推测新总统奥巴马首次出访可能造访北京时，中美经贸磨擦却在近日浮出水面。美国候任财长盖特纳于参院审批他的任命案期间，在致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美国新政
府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甚至表示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已故的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 1979年建交、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盖特纳此言既出，又再次让人们回想起李慎之先生的“逢九必变”论。不过，中美间不少的国际问题分析家们都认为：根据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趋向，“逢九必变”律在今年或被突破。
盖特纳曾任纽约联储行行长，早年学过中文，并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主修“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人士，许多报道指出：盖特纳 “学过中文和日文，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今天国际市场的语言。” 但是，盖特纳的一番“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表示，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意外。不过，有评论家指出，保尔森推动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相关协商机制将保留，而新财长盖特纳无疑仍将是美制定对华财经政策的执牛耳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的，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成功举办五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
、能源节约、促进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领域共取得了近150项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双方协商对话的进程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众所周知，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财长曾是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手，对此投入的心力甚多。前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时，我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部分华裔员工们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去会场提供相关会议服务和帮助。去年六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位于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
军官校举行，美国方面对会谈显得相当重视，会谈前后在海军官校分别举行冷餐会和大型晚宴，欢迎由王岐山副总理率领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大型晚宴上还有高水准的艺术表演节目
为来宾助兴，除了保尔森财长和多位其他内阁部长作陪外，时任国务卿莱斯也专程从华府赶来海军官校赴会，可谓盖冠云集, 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的工作时，还有一项收获 – 请王岐山副总理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上签名。
一九八三年《走向未来》丛书面世，该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论”成为这套丛书的特征和标志，其中的许多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除了前年已过世的包遵信担任主编外，丛书的
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顶尖学者和高层智囊，如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而编委中还有王岐山的大名在列。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发端、
社会影响和其后的命运，笔者曾于前年的一期“来去集”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当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怀着对“走向未来”的憧憬，常常在新华书店找寻最新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那套丛书爱不释手。在同王岐山副总理简短交谈时，我发现这位主管中国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对他二十五年前参与编辑的
《走向未来》丛书仍然有很深厚的情感，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欣然提笔在书上印有编委姓名的扉衬页签上他的名字，还同我谈起了其他几本他认为质量不错的丛书书籍。
温故而知新。王岐山副总理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在想，日后他也许会根据与美国谈判对手打交道的经历，撰写一本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共同“走向未来”的专著, 那一定不乏真知灼见。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中美领导人的互动轶闻和背景资料，以及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间众多的政治人物和外交事件在傅建
中先生的演讲中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到今日，从昔日的敌人，已俨然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怀想，在他看来，“中美联合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全球经济系统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这个共同体拥有全世界13%的大陆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总量。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单个经济体而言，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的最大债权国。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打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蜜月还会继续延续，彼此为对方提供经济增长的燃料。未来美中两国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完全
有共治世界的可能。
正当人们憧憬着“中美国”时代的到来，推测新总统奥巴马首次出访可能造访北京时，中美经贸磨擦却在近日浮出水面。美国候任财长盖特纳于参院审批他的任命案期间，在致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美国新政
府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甚至表示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已故的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 1979年建交、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盖特纳此言既出，又再次让人们回想起李慎之先生的“逢九必变”论。不过，中美间不少的国际问题分析家们都认为：根据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趋向，“逢九必变”律在今年或被突破。
盖特纳曾任纽约联储行行长，早年学过中文，并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主修“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人士，许多报道指出：盖特纳 “学过中文和日文，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今天国际市场的语言。” 但是，盖特纳的一番“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表示，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意外。不过，有评论家指出，保尔森推动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相关协商机制将保留，而新财长盖特纳无疑仍将是美制定对华财经政策的执牛耳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的，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成功举办五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
、能源节约、促进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领域共取得了近150项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双方协商对话的进程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众所周知，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财长曾是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手，对此投入的心力甚多。前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时，我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部分华裔员工们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去会场提供相关会议服务和帮助。去年六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位于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
军官校举行，美国方面对会谈显得相当重视，会谈前后在海军官校分别举行冷餐会和大型晚宴，欢迎由王岐山副总理率领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大型晚宴上还有高水准的艺术表演节目
为来宾助兴，除了保尔森财长和多位其他内阁部长作陪外，时任国务卿莱斯也专程从华府赶来海军官校赴会，可谓盖冠云集, 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的工作时，还有一项收获 – 请王岐山副总理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上签名。
一九八三年《走向未来》丛书面世，该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论”成为这套丛书的特征和标志，其中的许多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除了前年已过世的包遵信担任主编外，丛书的
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顶尖学者和高层智囊，如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而编委中还有王岐山的大名在列。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发端、
社会影响和其后的命运，笔者曾于前年的一期“来去集”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当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怀着对“走向未来”的憧憬，常常在新华书店找寻最新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那套丛书爱不释手。在同王岐山副总理简短交谈时，我发现这位主管中国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对他二十五年前参与编辑的
《走向未来》丛书仍然有很深厚的情感，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欣然提笔在书上印有编委姓名的扉衬页签上他的名字，还同我谈起了其他几本他认为质量不错的丛书书籍。
温故而知新。王岐山副总理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在想，日后他也许会根据与美国谈判对手打交道的经历，撰写一本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共同“走向未来”的专著, 那一定不乏真知灼见。
品 读 辜 鸿 铭
丘 霖
在上海期间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下飞机打开行李后不久，转眼间又到了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家的时候了。想着要买些民乐CD带回家欣赏，于是由就读艺术系的外甥带路，来到上海书城五角场分店音乐柜“探乐”。找了半天，却没有挑到合意的民乐专辑，因为不愿就此空手而回，我们又转到文史类图书区“淘书”，无意间在书架一隅看到了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便一起翻阅了数页，而我发现外甥对这位国学大师也极有兴趣，于是我们就人手一本，结账后就紧接着去了附近的
一家甜品店，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随便要了些冷饮，便开始品读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
我们手中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师典藏汉英版”系列图书中的一种，书中上半页为英文，下半页是原文的汉译，书的英文名是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曾将书名翻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这本于1915年在北京出版的书籍，发行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惨烈的战争将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已的文明来。因此，辜鸿铭写作
此书的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并在论述中旁征博引，证明中国文明何以高于欧洲文明，并弘扬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阅读《中国人的精神》时，读者可以发现作者随处引用西方哲人、文豪和政治家的
名言及典故，来映衬中国文化的精深；再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直指西人的种种缺陷。如辜鸿铭在书中的序言中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
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因此，“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
在完成了地理上的东西方跨越回到美国后，我这才把这本纵论东西文明的《中国人的精神》读完，感觉辜鸿铭在讨论儒家思想、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理性力量方面时，循循善诱，娓娓
道来，称得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上他贯通中西的表达方式和深厚的西学涵养，对西方读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他对西方文明的俯视和抨击，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难怪当时有西方人评论道：
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加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当《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发行后，有德国人还为此结社研究“辜鸿铭思想”。在中国，有“狂儒”之称，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也受到了孙中山和林语堂等人的高度评价，称他的语言天赋是“中国第一”。李大钊则表示：“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博中通洋”式的论述，在他以下的文字中可见一端：
“在中国国教的儒家思想中，对父母的爱是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基础…基督教教导人们说：“敬畏上帝，顺从上帝”。而孔子的儒教却说：“尊敬皇帝，效忠皇帝”。基督教说：“想要敬畏并顺从上帝，首先要爱基督”。儒教说：“要想尊敬并效忠皇帝，首先要爱你的父母”。在辜鸿铭看来，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是一个儒教的教堂，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盖源于此，这显然是中国人重视家教传统的忠实呈现，但是，辜鸿铭关于效忠帝王的论述在今
天的读者看来，显然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方：
“有些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有意忘记、放弃或丢弃名誉法典- 中国国教中的名分大义，也就是教导他们绝对效忠于皇帝的道德法则，像这些丧失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人，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当然，辜鸿铭并不是“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之人，他坚守自己的信念，捍卫皇权，矢志不渝，人格值得人们的敬重。当年，主张“兼容并蓄”办学原则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辜鸿铭到北大担任教授，那时民国都十年了，辜鸿铭头上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掛在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听闻此言，刚才还狂傲不羁的北大学生们一下子变得静默无声。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其他在今天看来已没有说服力的内容还有：低估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危害；力主妇女服膺“三从四德”，认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此外，辜鸿铭极力为中国男人的“三妻四妾”辩护，认为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一夫多妻比洋人的偷偷摸摸高尚得很多，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纳妾纳到了东洋，留下许多闲闻轶事，此乃后话。
在上海期间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下飞机打开行李后不久，转眼间又到了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家的时候了。想着要买些民乐CD带回家欣赏，于是由就读艺术系的外甥带路，来到上海书城五角场分店音乐柜“探乐”。找了半天，却没有挑到合意的民乐专辑，因为不愿就此空手而回，我们又转到文史类图书区“淘书”，无意间在书架一隅看到了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便一起翻阅了数页，而我发现外甥对这位国学大师也极有兴趣，于是我们就人手一本，结账后就紧接着去了附近的
一家甜品店，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随便要了些冷饮，便开始品读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
我们手中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师典藏汉英版”系列图书中的一种，书中上半页为英文，下半页是原文的汉译，书的英文名是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曾将书名翻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这本于1915年在北京出版的书籍，发行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惨烈的战争将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已的文明来。因此，辜鸿铭写作
此书的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并在论述中旁征博引，证明中国文明何以高于欧洲文明，并弘扬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阅读《中国人的精神》时，读者可以发现作者随处引用西方哲人、文豪和政治家的
名言及典故，来映衬中国文化的精深；再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直指西人的种种缺陷。如辜鸿铭在书中的序言中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
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因此，“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
在完成了地理上的东西方跨越回到美国后，我这才把这本纵论东西文明的《中国人的精神》读完，感觉辜鸿铭在讨论儒家思想、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理性力量方面时，循循善诱，娓娓
道来，称得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上他贯通中西的表达方式和深厚的西学涵养，对西方读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他对西方文明的俯视和抨击，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难怪当时有西方人评论道：
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加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当《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发行后，有德国人还为此结社研究“辜鸿铭思想”。在中国，有“狂儒”之称，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也受到了孙中山和林语堂等人的高度评价，称他的语言天赋是“中国第一”。李大钊则表示：“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博中通洋”式的论述，在他以下的文字中可见一端：
“在中国国教的儒家思想中，对父母的爱是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基础…基督教教导人们说：“敬畏上帝，顺从上帝”。而孔子的儒教却说：“尊敬皇帝，效忠皇帝”。基督教说：“想要敬畏并顺从上帝，首先要爱基督”。儒教说：“要想尊敬并效忠皇帝，首先要爱你的父母”。在辜鸿铭看来，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是一个儒教的教堂，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盖源于此，这显然是中国人重视家教传统的忠实呈现，但是，辜鸿铭关于效忠帝王的论述在今
天的读者看来，显然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方：
“有些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有意忘记、放弃或丢弃名誉法典- 中国国教中的名分大义，也就是教导他们绝对效忠于皇帝的道德法则，像这些丧失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人，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当然，辜鸿铭并不是“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之人，他坚守自己的信念，捍卫皇权，矢志不渝，人格值得人们的敬重。当年，主张“兼容并蓄”办学原则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辜鸿铭到北大担任教授，那时民国都十年了，辜鸿铭头上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掛在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听闻此言，刚才还狂傲不羁的北大学生们一下子变得静默无声。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其他在今天看来已没有说服力的内容还有：低估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危害；力主妇女服膺“三从四德”，认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此外，辜鸿铭极力为中国男人的“三妻四妾”辩护，认为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一夫多妻比洋人的偷偷摸摸高尚得很多，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纳妾纳到了东洋，留下许多闲闻轶事，此乃后话。
德 沃 夏 克 与 “自 新 大 陆”
丘 霖
上周的“来去集”介绍了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几个亮点，以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由来和一些往事。来美国之前，尽管当时国内的资讯并不发达，我还是对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盛会非常关注
，常常留意在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台音乐节目中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报道和介绍。到美国后，应该算是人来到了欧美世界，但是自己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心理距离”却更加遥远了。我不记得在美国的工作场所和聚会场合中，曾经与同事或同学聊起过任何关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话题。在美国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而元旦假日就象是圣诞大节刚过
后的一个小节日，电视报道的节庆重点好象都集中于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焰火晚会和在美国南加州举行的新年花车游行上。今年新年刚过不久，科学家兼诗人路 阳博士，在"半杯"网上张贴了多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录像片段的链接，只须轻轻一按钮，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回荡的优美酣畅之圆舞曲，以及阵容庞大、水准高超的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通过网上视频的优质音响和清晰画
面，丰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也为新年节日平添许多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久违了的施特劳思的维也纳新年圆舞曲，时而悠长，时而轻盈，就象春燕一般，似曾
相识，今又归来。
交响音乐美之真谛，在于视觉和旋律的整体性，缺一不可。乐队指挥、乐团的阵容所形成的气势，个体的魅力和整体的划一，加上或和谐或酣畅或震撼的音乐美，构成了人们在视觉和
听觉上完整的审美体验。我家中有一些自己爱听的交响乐CD，音响设备也不算太差，平时有时间会放上几段欣赏一番。但是，在家里欣赏交响乐，断难达到置身于音乐会现场时心生的那股昂然兴致和情绪投入，究其因，欠缺临场的视觉美感矣
。拜网路科技之赐，现在网上随时可得的高质量视频画面以及音响效果，稍稍弥补了人们不能身临其境参与音乐会的缺憾。
自新年以后，我便着迷般地在 Youtube 上寻找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演出片断。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乐团极高的演奏水准和绝妙的“维也纳音色”使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为之倾倒。除了新年音乐会外，乐团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演奏精选的著名交响乐曲，其中就有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 而正是这位捷克大音乐家，把美洲大陆的风土神韵融会到了他的交响乐创作中，使他成为了一位跨地域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
十九世纪末，当德沃夏克的作曲事业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位名叫珍妮特•瑟波尔的美国女企业家邀请德沃夏克担任她筹建的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这位百万富翁的女士曾经当过钢琴教师，十分热爱音乐，她为美国没有代表自己的音乐作品而感到十分苦恼
，希望德沃夏克能够以他的作曲才能和浪漫情怀为这个缺乏文化的北美大陆带来创新和骄傲，期待着这位来自欧洲的作曲家以其独特的触觉和视角发掘出属于美国自己的音乐。
1892年9月，德沃夏克携家人来到了纽约，踏上了令人神往的新大陆。在四年的旅美期间，他创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交响乐第九号自新大陆”和“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德沃夏克在这两部作品中糅入了印第安人和黑人音乐元素，并以斯拉夫人特有的热情和忧郁将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用欧洲传统乐式加以阐述和发挥。德沃夏克在描绘新大陆生机勃
勃的同时，还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民族文化表现出很大热情，他们的悲苦命运与德沃夏克心中对民族前途的忧郁和思乡情怀撞击着，产生出令人激动的共鸣。德沃夏克的作品为美国的
本土交响音乐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使全世界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了美国这一文化板块上的“新大陆”。 德沃夏克曾经这样写道：“美国的土壤能够产生出多姿多彩的创作主题，这个源泉就是美国的民歌。美国的作曲家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丰富的宝藏。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1893年5月，“From the New World”终于创作完毕。德沃夏克把乐稿寄回给布拉格出版商的时候，在信封上用母语写下了“ZNovehoSveta”—“自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新大陆”是一部属于美国民族的交响乐。有意思的是，德沃夏克在创作这部美国式交响乐的同时却越来越思念家乡捷克。在“自新大陆”完成后，德沃夏克一家在学生库瓦利克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爱荷华州的捷克村斯比尔维尔度假。库瓦利克是美国捷克人的后裔，一直在布拉格音乐学院跟随德沃夏克学习大提琴，他的
家就在斯比尔维尔村，这里居住的几乎完全是早年来美的捷克人后裔。这个小村子坐落于河畔，风景优美，与德沃夏克家乡波西米亚的田园风光非常相似，而且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说捷
克语。德沃夏克一来到这儿就被迷住了，让来美国后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纽约的德沃夏克兴奋不已。回家的感觉让德沃夏克才思泉涌，在刚刚到达斯比尔维尔的两天之内，他就写下了著
名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在这期间，正巧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巡回演出团到爱荷华演出，使他接触到了印第安人的音乐形式。据说，德沃夏克著名的《幽默曲》就从印第安人音乐中获得了灵感。德沃夏克的音
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平易近人，感染力强，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德沃夏克挖掘了民族音乐的宝藏，使各个民族文化中优秀的财富展现在世人面前，也使人们更深的理解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表述的真正含义。
1895年德沃夏克回到祖国捷克，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1904年，德沃夏克在63岁这年离开人世。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位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使者和音乐大师带给世人的激励与感悟还在震撼着、延续着。
上周的“来去集”介绍了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几个亮点，以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由来和一些往事。来美国之前，尽管当时国内的资讯并不发达，我还是对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盛会非常关注
，常常留意在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台音乐节目中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报道和介绍。到美国后，应该算是人来到了欧美世界，但是自己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心理距离”却更加遥远了。我不记得在美国的工作场所和聚会场合中，曾经与同事或同学聊起过任何关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话题。在美国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而元旦假日就象是圣诞大节刚过
后的一个小节日，电视报道的节庆重点好象都集中于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焰火晚会和在美国南加州举行的新年花车游行上。今年新年刚过不久，科学家兼诗人路 阳博士，在"半杯"网上张贴了多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录像片段的链接，只须轻轻一按钮，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回荡的优美酣畅之圆舞曲，以及阵容庞大、水准高超的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通过网上视频的优质音响和清晰画
面，丰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也为新年节日平添许多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久违了的施特劳思的维也纳新年圆舞曲，时而悠长，时而轻盈，就象春燕一般，似曾
相识，今又归来。
交响音乐美之真谛，在于视觉和旋律的整体性，缺一不可。乐队指挥、乐团的阵容所形成的气势，个体的魅力和整体的划一，加上或和谐或酣畅或震撼的音乐美，构成了人们在视觉和
听觉上完整的审美体验。我家中有一些自己爱听的交响乐CD，音响设备也不算太差，平时有时间会放上几段欣赏一番。但是，在家里欣赏交响乐，断难达到置身于音乐会现场时心生的那股昂然兴致和情绪投入，究其因，欠缺临场的视觉美感矣
。拜网路科技之赐，现在网上随时可得的高质量视频画面以及音响效果，稍稍弥补了人们不能身临其境参与音乐会的缺憾。
自新年以后，我便着迷般地在 Youtube 上寻找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演出片断。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乐团极高的演奏水准和绝妙的“维也纳音色”使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为之倾倒。除了新年音乐会外，乐团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演奏精选的著名交响乐曲，其中就有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 而正是这位捷克大音乐家，把美洲大陆的风土神韵融会到了他的交响乐创作中，使他成为了一位跨地域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
十九世纪末，当德沃夏克的作曲事业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位名叫珍妮特•瑟波尔的美国女企业家邀请德沃夏克担任她筹建的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这位百万富翁的女士曾经当过钢琴教师，十分热爱音乐，她为美国没有代表自己的音乐作品而感到十分苦恼
，希望德沃夏克能够以他的作曲才能和浪漫情怀为这个缺乏文化的北美大陆带来创新和骄傲，期待着这位来自欧洲的作曲家以其独特的触觉和视角发掘出属于美国自己的音乐。
1892年9月，德沃夏克携家人来到了纽约，踏上了令人神往的新大陆。在四年的旅美期间，他创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交响乐第九号自新大陆”和“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德沃夏克在这两部作品中糅入了印第安人和黑人音乐元素，并以斯拉夫人特有的热情和忧郁将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用欧洲传统乐式加以阐述和发挥。德沃夏克在描绘新大陆生机勃
勃的同时，还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民族文化表现出很大热情，他们的悲苦命运与德沃夏克心中对民族前途的忧郁和思乡情怀撞击着，产生出令人激动的共鸣。德沃夏克的作品为美国的
本土交响音乐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使全世界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了美国这一文化板块上的“新大陆”。 德沃夏克曾经这样写道：“美国的土壤能够产生出多姿多彩的创作主题，这个源泉就是美国的民歌。美国的作曲家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丰富的宝藏。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1893年5月，“From the New World”终于创作完毕。德沃夏克把乐稿寄回给布拉格出版商的时候，在信封上用母语写下了“ZNovehoSveta”—“自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新大陆”是一部属于美国民族的交响乐。有意思的是，德沃夏克在创作这部美国式交响乐的同时却越来越思念家乡捷克。在“自新大陆”完成后，德沃夏克一家在学生库瓦利克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爱荷华州的捷克村斯比尔维尔度假。库瓦利克是美国捷克人的后裔，一直在布拉格音乐学院跟随德沃夏克学习大提琴，他的
家就在斯比尔维尔村，这里居住的几乎完全是早年来美的捷克人后裔。这个小村子坐落于河畔，风景优美，与德沃夏克家乡波西米亚的田园风光非常相似，而且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说捷
克语。德沃夏克一来到这儿就被迷住了，让来美国后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纽约的德沃夏克兴奋不已。回家的感觉让德沃夏克才思泉涌，在刚刚到达斯比尔维尔的两天之内，他就写下了著
名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在这期间，正巧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巡回演出团到爱荷华演出，使他接触到了印第安人的音乐形式。据说，德沃夏克著名的《幽默曲》就从印第安人音乐中获得了灵感。德沃夏克的音
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平易近人，感染力强，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德沃夏克挖掘了民族音乐的宝藏，使各个民族文化中优秀的财富展现在世人面前，也使人们更深的理解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表述的真正含义。
1895年德沃夏克回到祖国捷克，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1904年，德沃夏克在63岁这年离开人世。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位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使者和音乐大师带给世人的激励与感悟还在震撼着、延续着。
新 年 赏 乐
丘 霖
今年的新年庆祝好像注定要同音乐联系在一起。岁末之时，"半杯"文友海培给大家送来贺节邮件，并附上"五首歌曲与君共度新年 -让大家一起在音乐这个世界大同的心灵语言里共享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欢快，伤痛，挑战，和梦想"。这五首歌曲分别是：约翰. 列农的 "Happy Christmas (And War is Over)"和"Imagine"，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ABBA 演唱组的 "Happy New Year"，以及Scorpions 的"Wind of Change"。不用说，海培兄所精选的这五首歌曲，都是很有思想内涵的音乐作品，长久以来拥有众多的歌迷和广泛的影响力。月前辞旧迎新之际，陪着我一起守夜的就有约翰. 列农的"Imagine"。之后，根据当时赏乐的感受，笔者在本栏写了一篇名为"品半杯清茶足矣"的短文，同读者分享新年感怀。
"半杯"文友们通常每月聚会一次，工作之余能有机会聆听演讲或品茶叙谈，当然是人生乐事。然而，才思如泉涌的"半杯"诸君平时讨论"热点话题"，切磋翻译难题，或激情所至，赋诗一首与文友分享，或引吭高歌一曲抒发情感，大家并不用苦侯一月一次的聚会时间，而是通过"半杯清茶网" (www.tea4soul.org) 这一网上"茶社"随时展开交流互动，或闲云野鹤，或燃烧诗情。文友丽川兄(笔名"云天"，半杯网用名"正心品茶")文史功底了得，同时也是高新科技的弄潮儿，他建立和维护的"半杯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虚拟"而又实在的多媒体"茶馆"，每天光顾这家全天候 "茶馆"的"茶友墨客"络绎不绝，有人披星戴月不辞辛劳，也有人忙里偷闲小坐片刻，在那里留下美文佳乐无数和诗情画意翩翩。
新年伊始，家住马州巴尔地摩城北的文友路 阳兄，在"半杯"网上茶社中的 "远郊农夫馆" 里张贴了多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录像片段的链接，优质的音响和清晰的画面，将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回荡的优美酣畅之圆舞曲，以及阵容庞大、水准高超的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丰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令观者赏心悦目，平添新年节日的喜庆气氛。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众所瞩目的音乐盛会，多年以来已俨然成为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一个美丽的新年庆祝传统。维也纳国家剧院新年音乐会的入场票券，
通常是在一年前就得预定，票价所费不赀，而且需抽签决定，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票。所幸现在每年都有电视实况转播，近年来拜网路科技之赐，人们随时可在网上观赏，借助网上
优势贴近感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盛况和激情。
每年的1月1日上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演出的曲目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家族(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兄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得华•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由历史悠久、水准高超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在音乐会中穿插演奏的曲目中也有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七十年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以高雅、轻松、欢快、热烈为主调，成为全球新年庆祝活动中极富感染力的一个乐章。
七十年前的1939年12月31日，首届“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第二届音乐会于1941年1月1日举行，以后除1945年因战争原因停办一届外，其余都是于每年的1月1日在金色大厅隆重举行。1946年，此项音乐会被正式命名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955年起，音乐会由博斯科夫斯基（Willi Boskovsky）指挥，直至1979年。自1980年起，新年音乐会每年更换指挥，由世界各地名家分别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于1959年开始第一次进行电视转播，不久便成了欧洲文化的盛事。电视转播中，维也纳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新年音乐会配上了古典的维也纳舞蹈，这一传统一直保留至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每年通过电视向全球七十多个国家进行直播，估计观众人数超过十亿，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新年音乐盛典。
多年来，音乐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格式，包括三个加演曲目，其中最后两个永远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以及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在加演曲目的最后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观众也会加入到演奏中，在特定的段落跟着节拍热烈鼓掌，而这时乐团指挥也会转过身来指挥观众的节
拍，台上台下共同奏响迎接新年的雄壮进行曲。在1987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当《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观众忍不住和着节奏鼓掌打节拍，冯•卡拉扬转身“弃”乐团不顾而开始指挥观众，以后每年如此，形成风尚。2005年的新年音乐会为悼念印度洋海啸的遇难者，取消了这一伴有热烈掌声的曲目之演奏。
另一项音乐会传统是指挥的新年祝福。在1989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当《蓝色多瑙河》的乐曲响起时，观众的掌声打断了乐团的演奏。指挥卡洛斯•克莱伯转身向观众发表新年祝词。此后新年祝词也就年年延续，有的指挥还会在祝词时用中文祝“新年好”，如1996年的洛林•马泽尔和2002年的小泽征尔。
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的曲目依然主要是施特劳斯父子的作品。今年的5月31日是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奠基人之一约瑟夫•海顿逝世2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新年音乐会上特别演奏了海顿的《告别交响曲》，这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次演奏海顿作品。这首曲子成为了当天音乐会的亮点之一─随着乐曲渐渐
临近尾声，各位演奏员悄悄离开舞台，最后只剩指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人。在演出中巴伦博伊姆显现出非凡的活力，情绪也非常投入，肢体语言更富有激情。除了音乐天赋外，应该说他还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在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一曲中，巴伦博伊姆尽心竭力地扮演了一个“苛刻”的听众掌声指挥者，可谓别出心裁，喜剧“笑”果极佳。
据悉，201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确定交由86岁高龄的法国指挥家乔治•普莱特 （Georges Pretre）指挥，这也是他继2008年登堂指挥之后的再度出山，届时人们将可欣赏到在乐坛常青树指挥下的这场全球新年音乐盛事。
今年的新年庆祝好像注定要同音乐联系在一起。岁末之时，"半杯"文友海培给大家送来贺节邮件，并附上"五首歌曲与君共度新年 -让大家一起在音乐这个世界大同的心灵语言里共享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欢快，伤痛，挑战，和梦想"。这五首歌曲分别是：约翰. 列农的 "Happy Christmas (And War is Over)"和"Imagine"，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ABBA 演唱组的 "Happy New Year"，以及Scorpions 的"Wind of Change"。不用说，海培兄所精选的这五首歌曲，都是很有思想内涵的音乐作品，长久以来拥有众多的歌迷和广泛的影响力。月前辞旧迎新之际，陪着我一起守夜的就有约翰. 列农的"Imagine"。之后，根据当时赏乐的感受，笔者在本栏写了一篇名为"品半杯清茶足矣"的短文，同读者分享新年感怀。
"半杯"文友们通常每月聚会一次，工作之余能有机会聆听演讲或品茶叙谈，当然是人生乐事。然而，才思如泉涌的"半杯"诸君平时讨论"热点话题"，切磋翻译难题，或激情所至，赋诗一首与文友分享，或引吭高歌一曲抒发情感，大家并不用苦侯一月一次的聚会时间，而是通过"半杯清茶网" (www.tea4soul.org) 这一网上"茶社"随时展开交流互动，或闲云野鹤，或燃烧诗情。文友丽川兄(笔名"云天"，半杯网用名"正心品茶")文史功底了得，同时也是高新科技的弄潮儿，他建立和维护的"半杯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虚拟"而又实在的多媒体"茶馆"，每天光顾这家全天候 "茶馆"的"茶友墨客"络绎不绝，有人披星戴月不辞辛劳，也有人忙里偷闲小坐片刻，在那里留下美文佳乐无数和诗情画意翩翩。
新年伊始，家住马州巴尔地摩城北的文友路 阳兄，在"半杯"网上茶社中的 "远郊农夫馆" 里张贴了多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录像片段的链接，优质的音响和清晰的画面，将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回荡的优美酣畅之圆舞曲，以及阵容庞大、水准高超的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丰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令观者赏心悦目，平添新年节日的喜庆气氛。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众所瞩目的音乐盛会，多年以来已俨然成为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一个美丽的新年庆祝传统。维也纳国家剧院新年音乐会的入场票券，
通常是在一年前就得预定，票价所费不赀，而且需抽签决定，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票。所幸现在每年都有电视实况转播，近年来拜网路科技之赐，人们随时可在网上观赏，借助网上
优势贴近感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盛况和激情。
每年的1月1日上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演出的曲目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家族(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兄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得华•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由历史悠久、水准高超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在音乐会中穿插演奏的曲目中也有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七十年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以高雅、轻松、欢快、热烈为主调，成为全球新年庆祝活动中极富感染力的一个乐章。
七十年前的1939年12月31日，首届“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第二届音乐会于1941年1月1日举行，以后除1945年因战争原因停办一届外，其余都是于每年的1月1日在金色大厅隆重举行。1946年，此项音乐会被正式命名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955年起，音乐会由博斯科夫斯基（Willi Boskovsky）指挥，直至1979年。自1980年起，新年音乐会每年更换指挥，由世界各地名家分别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于1959年开始第一次进行电视转播，不久便成了欧洲文化的盛事。电视转播中，维也纳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新年音乐会配上了古典的维也纳舞蹈，这一传统一直保留至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每年通过电视向全球七十多个国家进行直播，估计观众人数超过十亿，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新年音乐盛典。
多年来，音乐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格式，包括三个加演曲目，其中最后两个永远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以及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在加演曲目的最后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观众也会加入到演奏中，在特定的段落跟着节拍热烈鼓掌，而这时乐团指挥也会转过身来指挥观众的节
拍，台上台下共同奏响迎接新年的雄壮进行曲。在1987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当《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观众忍不住和着节奏鼓掌打节拍，冯•卡拉扬转身“弃”乐团不顾而开始指挥观众，以后每年如此，形成风尚。2005年的新年音乐会为悼念印度洋海啸的遇难者，取消了这一伴有热烈掌声的曲目之演奏。
另一项音乐会传统是指挥的新年祝福。在1989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当《蓝色多瑙河》的乐曲响起时，观众的掌声打断了乐团的演奏。指挥卡洛斯•克莱伯转身向观众发表新年祝词。此后新年祝词也就年年延续，有的指挥还会在祝词时用中文祝“新年好”，如1996年的洛林•马泽尔和2002年的小泽征尔。
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的曲目依然主要是施特劳斯父子的作品。今年的5月31日是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奠基人之一约瑟夫•海顿逝世2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新年音乐会上特别演奏了海顿的《告别交响曲》，这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次演奏海顿作品。这首曲子成为了当天音乐会的亮点之一─随着乐曲渐渐
临近尾声，各位演奏员悄悄离开舞台，最后只剩指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人。在演出中巴伦博伊姆显现出非凡的活力，情绪也非常投入，肢体语言更富有激情。除了音乐天赋外，应该说他还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在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一曲中，巴伦博伊姆尽心竭力地扮演了一个“苛刻”的听众掌声指挥者，可谓别出心裁，喜剧“笑”果极佳。
据悉，201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确定交由86岁高龄的法国指挥家乔治•普莱特 （Georges Pretre）指挥，这也是他继2008年登堂指挥之后的再度出山，届时人们将可欣赏到在乐坛常青树指挥下的这场全球新年音乐盛事。
品 半 杯 清 茶 足 矣
岁末之时，“半杯”文友海培给大家送来贺节邮件，并附上“五首歌曲与君共度新年 -让大家一起在音乐这个世界大同的心灵语言里共享这个世界带 给我们的欢快，伤痛，挑战，和梦想”。海培兄送来的其中一首歌曲是约翰. 列农（John Lennon）所作的“Imagine”。这首被认为西方流行音乐史上的划时代之作，有着“世界大同宣言” 之美誉，歌词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我向来对这首歌很着迷，不仅仅是言简意赅的歌词、旋律优美的曲调，还有约翰.列农在歌唱时带着憧憬向往的眼神和真诚执著的神态。约翰. 列农所唱出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萦绕心中的梦想，明知不可实现而吟唱之渴望之，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动人心弦之处，以及梦想的慑人心魄所带给人们的哲学感悟。
事实上，当时列农在七十年代初发行“Imagine”这首歌的专辑时，也引起人们对其身为百万富翁而要人们Imagine no possessions 的呼吁提出批评，有人甚至直指列农的歌曲是人性虚伪之表征。列农在接受采访是对此表示：“佛家说，要放弃占有的心念，但是放弃所有的钱财并不能达成此目标。”无论如何，三十多年来这首歌曲在全球传唱开来，历久弥新，为世人所尊崇。0九年来临之际，当又一次聆听了这首 “Imagine”时，不知怎么的，由列农的个人背景和他在Imagine歌曲中的真情告白，我想起了“中庸之道”。
孟子的“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被认为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中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中出世的态度与逍遥的境界。我觉得，如果列农心中有一半是在真情向往大同世界的话，那仍不失其伟大。
林语堂在他的《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表示：“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而中庸精神“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林语堂非常推崇“各一半”的境界 -“懒惰中带用功，用功中带懒惰……文章也写写，可是寄“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说到“一半”的境界，他在文中引用清代学者李密庵的“半半歌”以为证：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桑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一年多以前，华府地区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们，相约以“半杯清茶社”为名，结成读书俱乐部，期以“以茶清心，手持半杯清茗飘香，以文会友，审美感恩一片心长”。中国儒、道两家及至佛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兼善周遭，但两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中庸、和谐、淡泊。我
们常见酒客酗酒斗殴，却不见茶人喝茶打架，这种和谐、审美之心盖源于茶道中的中庸思想。除了带给人们以精神境界外，茶还有其他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唐代刘贞德曾总结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养志。茶这许许多多养身祛病的益处，早已被世界
上的科学研究机构所证实，同时，“清茶”能静心、静神、养志和行道，确实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而这“半杯清茶社”之社名，则更映衬了中庸思想之涵义。且看李密庵“半半歌”之二里的词句：
半有半无半苦乐，半荣半辱半姻缘。
一半尽在于我，一半听任自然。
手持清茶半杯，但闻茶香袅袅，半盏香茗之中颇得“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的真意。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历过批判孔孟之道和中庸思想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批林批孔”终究只是转瞬即逝的杂音，而中庸之道却好似世代相传的忠言。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在这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时节，我对自己有缘能成为“半杯清茶社”的一员而心怀感恩。在“半杯” 才情卓越的谦谦诸君中，我领略到激扬文字的豪情和真挚友谊的深厚，和文友们对“独善其身”的追求以及对“兼济天下”的执着。“半杯清茶社”让年过不惑的我有机会品更多的茶、读更多的书，会更多的友，悟更多的理，在这既深且阔的“半杯”中感受“审美、感恩一片心长”之意境，实乃难得的人生体验。
人生，品得半杯清茶足矣。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我向来对这首歌很着迷，不仅仅是言简意赅的歌词、旋律优美的曲调，还有约翰.列农在歌唱时带着憧憬向往的眼神和真诚执著的神态。约翰. 列农所唱出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萦绕心中的梦想，明知不可实现而吟唱之渴望之，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动人心弦之处，以及梦想的慑人心魄所带给人们的哲学感悟。
事实上，当时列农在七十年代初发行“Imagine”这首歌的专辑时，也引起人们对其身为百万富翁而要人们Imagine no possessions 的呼吁提出批评，有人甚至直指列农的歌曲是人性虚伪之表征。列农在接受采访是对此表示：“佛家说，要放弃占有的心念，但是放弃所有的钱财并不能达成此目标。”无论如何，三十多年来这首歌曲在全球传唱开来，历久弥新，为世人所尊崇。0九年来临之际，当又一次聆听了这首 “Imagine”时，不知怎么的，由列农的个人背景和他在Imagine歌曲中的真情告白，我想起了“中庸之道”。
孟子的“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被认为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中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中出世的态度与逍遥的境界。我觉得，如果列农心中有一半是在真情向往大同世界的话，那仍不失其伟大。
林语堂在他的《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表示：“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而中庸精神“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林语堂非常推崇“各一半”的境界 -“懒惰中带用功，用功中带懒惰……文章也写写，可是寄“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说到“一半”的境界，他在文中引用清代学者李密庵的“半半歌”以为证：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桑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一年多以前，华府地区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们，相约以“半杯清茶社”为名，结成读书俱乐部，期以“以茶清心，手持半杯清茗飘香，以文会友，审美感恩一片心长”。中国儒、道两家及至佛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兼善周遭，但两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中庸、和谐、淡泊。我
们常见酒客酗酒斗殴，却不见茶人喝茶打架，这种和谐、审美之心盖源于茶道中的中庸思想。除了带给人们以精神境界外，茶还有其他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唐代刘贞德曾总结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养志。茶这许许多多养身祛病的益处，早已被世界
上的科学研究机构所证实，同时，“清茶”能静心、静神、养志和行道，确实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而这“半杯清茶社”之社名，则更映衬了中庸思想之涵义。且看李密庵“半半歌”之二里的词句：
半有半无半苦乐，半荣半辱半姻缘。
一半尽在于我，一半听任自然。
手持清茶半杯，但闻茶香袅袅，半盏香茗之中颇得“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的真意。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历过批判孔孟之道和中庸思想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批林批孔”终究只是转瞬即逝的杂音，而中庸之道却好似世代相传的忠言。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在这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时节，我对自己有缘能成为“半杯清茶社”的一员而心怀感恩。在“半杯” 才情卓越的谦谦诸君中，我领略到激扬文字的豪情和真挚友谊的深厚，和文友们对“独善其身”的追求以及对“兼济天下”的执着。“半杯清茶社”让年过不惑的我有机会品更多的茶、读更多的书，会更多的友，悟更多的理，在这既深且阔的“半杯”中感受“审美、感恩一片心长”之意境，实乃难得的人生体验。
人生，品得半杯清茶足矣。
再 访 纽 约
上个周末，旧地重游，去了一趟纽约。好友小韩年前搬入离纽约不远的新宅，多次邀我们前往他们家中“把酒话桑麻”，并小住数日。趁寒假期间女儿在家照顾小狗，我们就轻装简行，带着好心情和好胃口开车北上一路往纽约而去。
说起好友小韩，我们可真正算得上是在美国的“患难之交”。十九年前刚来美国读书时，小韩和我在学校附近的老居民区同住一楼。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小韩，在国内拥有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虽长我几岁而已，但是在全新的环境
中却显得十分干练，沉着，读书干活都是好把式，但也懂得以逸待劳，堪称是一位性情中人。我们同楼的几个中国学生一起买车，考驾照，烧饭洗锅，摸黑起早打工，还一起申请家属
来美陪读等，日子虽然很辛苦劳累，但回想起来，生活还是十分的充实快乐，并充满着阳光和希望，按时下的说法便是“辛劳着并快乐着”。如果不是来到美国读书的话，象这样在异国他乡守望相助的集体生活可能就会同我的人生失之交臂。
暑假期间，我同小韩结伴去纽约打工赚学费。经过长途旅行后，兴冲冲地来到纽约，发现出国前印象中光鲜亮丽的曼哈顿在我们面前消失殆尽，中央公园、五大道、林肯中心和百老汇
，对我们来说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世界，而我们的纽约是脏乱的地铁、暗无天日的餐馆地下室、长时间的艰辛打工，和治安及卫生条件恶劣的穷困社区。那时我心中对纽约的感
受，像极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主题歌曲：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
你不象是在我梦里 ，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
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 ，
热情已被你耗尽 。
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 ，
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我到底恨不恨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
好在哪里？”
好的是，在纽约这座人情冷漠、天堂和地狱并存的城市，自己并不是“天地苍茫吾独行”，小韩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给了我坚持下去以打足学费的勇气和信心。我和小韩有一个同好，就是闲来爱喝上两瓶啤酒，只要有几颗花生下酒就行。当初在学校时，虽囊中羞涩却也
舍得在周末喝上几瓶，还立下“宏愿“要尝遍在美国的各式啤酒。来到纽约后没日没夜地打工，有时收工回来后想喝啤酒了，就去附近出售酒类的食品店买酒，小店虽然不远，但我们都是两人同行，因为在那里，夜深的街
上有一股令人感到恐怖的气息。虽然身体劳累，加之住在治安不靖地段的地下室，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把酒畅饮、回首往事的兴致，想来真可谓 - 一把豆，两瓶酒，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咱也不改其乐也！
在纽约，小韩和我都还曾受到我们各自朋友的照顾，小韩见过我的朋友叶老师，我也有幸结识小韩的朋友老王。叶老师和老王都是生活在纽约的新移民，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但还是想
方设法帮助我们，他们是这世界上人格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但是令人悲恸的是，我们的这两位好朋友后来都因罹患不治之症而先后离别了人世。离开纽约数年之后的一天，我接
到噩耗，赶去纽约参加叶老师的追悼会。在仪式上，叶老师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我的心底始终拒绝相信叶老师真的已经离我们而去。走在纽约灰蒙蒙的大街上，我欲哭无
泪，仰头问苍天：如果真有天堂的话，叶老师您在那儿吗？从此以后，纽约成了我的伤心地，很久再也没有踏足这座离马里兰不那么远的全美第一大都市。
这次，好友重逢，开怀叙旧，自然离不开相伴我们美国历程的酒。小韩在家中备了上好的威士忌酒和比利时啤酒，韩夫人端上了拿手的南京咸水鸭和其他风味独到的家乡名肴，偌大的
厨房弥漫着馨人的暖意和浓浓的乡情，与户外隆冬的天寒地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手持酒杯，感怀过去一起在纽约度过的艰难日子，回味当年心中的憧憬和失落、彷徨和挣扎，以
及对美国这片新大陆提供给人们的丰富可能性心怀感恩之情。我们的话题从中国到美国，从堪萨斯到纽约，有道是: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人说，当年来美国的留学生，每个人谋生求学的故事都是一部历险记。所幸，当年在月黑风高的纽约，有小韩与我风雨同舟，又得到叶老师和老王等好心
人的帮助，让我得以坚持下来，达成通过打工筹集学费的目标，想来令人感慨万千，更感恩于一路上曾给予莫大帮助和带来心灵慰藉的好人们。
纽约， 你到底好在哪里? 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存于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就像另一首歌唱的那般 - "有欢笑，也有哭泣"，我不知来到纽约的人"谁能躲得过去"? 那晚，与小韩在雪夜中把酒长谈时，我忽然悟得: 天堂也好，地狱也罢，纽约也许是我北美人生旅途中的必经之路!
说起好友小韩，我们可真正算得上是在美国的“患难之交”。十九年前刚来美国读书时，小韩和我在学校附近的老居民区同住一楼。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小韩，在国内拥有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虽长我几岁而已，但是在全新的环境
中却显得十分干练，沉着，读书干活都是好把式，但也懂得以逸待劳，堪称是一位性情中人。我们同楼的几个中国学生一起买车，考驾照，烧饭洗锅，摸黑起早打工，还一起申请家属
来美陪读等，日子虽然很辛苦劳累，但回想起来，生活还是十分的充实快乐，并充满着阳光和希望，按时下的说法便是“辛劳着并快乐着”。如果不是来到美国读书的话，象这样在异国他乡守望相助的集体生活可能就会同我的人生失之交臂。
暑假期间，我同小韩结伴去纽约打工赚学费。经过长途旅行后，兴冲冲地来到纽约，发现出国前印象中光鲜亮丽的曼哈顿在我们面前消失殆尽，中央公园、五大道、林肯中心和百老汇
，对我们来说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世界，而我们的纽约是脏乱的地铁、暗无天日的餐馆地下室、长时间的艰辛打工，和治安及卫生条件恶劣的穷困社区。那时我心中对纽约的感
受，像极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主题歌曲：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
你不象是在我梦里 ，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
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 ，
热情已被你耗尽 。
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 ，
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我到底恨不恨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
好在哪里？”
好的是，在纽约这座人情冷漠、天堂和地狱并存的城市，自己并不是“天地苍茫吾独行”，小韩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给了我坚持下去以打足学费的勇气和信心。我和小韩有一个同好，就是闲来爱喝上两瓶啤酒，只要有几颗花生下酒就行。当初在学校时，虽囊中羞涩却也
舍得在周末喝上几瓶，还立下“宏愿“要尝遍在美国的各式啤酒。来到纽约后没日没夜地打工，有时收工回来后想喝啤酒了，就去附近出售酒类的食品店买酒，小店虽然不远，但我们都是两人同行，因为在那里，夜深的街
上有一股令人感到恐怖的气息。虽然身体劳累，加之住在治安不靖地段的地下室，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把酒畅饮、回首往事的兴致，想来真可谓 - 一把豆，两瓶酒，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咱也不改其乐也！
在纽约，小韩和我都还曾受到我们各自朋友的照顾，小韩见过我的朋友叶老师，我也有幸结识小韩的朋友老王。叶老师和老王都是生活在纽约的新移民，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但还是想
方设法帮助我们，他们是这世界上人格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但是令人悲恸的是，我们的这两位好朋友后来都因罹患不治之症而先后离别了人世。离开纽约数年之后的一天，我接
到噩耗，赶去纽约参加叶老师的追悼会。在仪式上，叶老师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我的心底始终拒绝相信叶老师真的已经离我们而去。走在纽约灰蒙蒙的大街上，我欲哭无
泪，仰头问苍天：如果真有天堂的话，叶老师您在那儿吗？从此以后，纽约成了我的伤心地，很久再也没有踏足这座离马里兰不那么远的全美第一大都市。
这次，好友重逢，开怀叙旧，自然离不开相伴我们美国历程的酒。小韩在家中备了上好的威士忌酒和比利时啤酒，韩夫人端上了拿手的南京咸水鸭和其他风味独到的家乡名肴，偌大的
厨房弥漫着馨人的暖意和浓浓的乡情，与户外隆冬的天寒地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手持酒杯，感怀过去一起在纽约度过的艰难日子，回味当年心中的憧憬和失落、彷徨和挣扎，以
及对美国这片新大陆提供给人们的丰富可能性心怀感恩之情。我们的话题从中国到美国，从堪萨斯到纽约，有道是: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人说，当年来美国的留学生，每个人谋生求学的故事都是一部历险记。所幸，当年在月黑风高的纽约，有小韩与我风雨同舟，又得到叶老师和老王等好心
人的帮助，让我得以坚持下来，达成通过打工筹集学费的目标，想来令人感慨万千，更感恩于一路上曾给予莫大帮助和带来心灵慰藉的好人们。
纽约， 你到底好在哪里? 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存于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就像另一首歌唱的那般 - "有欢笑，也有哭泣"，我不知来到纽约的人"谁能躲得过去"? 那晚，与小韩在雪夜中把酒长谈时，我忽然悟得: 天堂也好，地狱也罢，纽约也许是我北美人生旅途中的必经之路!
庚 款 留 美 一 百 年
上周，笔者有感于中美建交三十年纪念日的到来，写了篇半是回忆半是感想的杂文，名曰“尼克松和中美关系 ”。最近几周来，半杯清茶社的文友们多在热议“昨天的太阳”（诗的语言，内涵暂且不表），因此，如果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更久远的年代，比如说，一百年前的中美关系，我们就会留意到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所谓“庚款”留美热。
尼克松总统打破坚冰于一九七二年访华，及至中美两国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历届美国总统们对中国发展之走向的表述多是“乐见中国进步”或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当代美国总统的外交话语发明，而是基于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百年前表达的观点。一九0八年，美国决定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老罗斯福总统为此在会见清朝特使唐绍仪时表示：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实现稳定和繁荣，能够保持自己国内的和平，并且强大到不会招致外来侵略，都将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他国家。我们衷心希望看到中国进步，我们将尽我们所能
，通过和平与正当的途径来尽力推动这一进步”。
一九00年八国联军以义和团之乱为由侵华，火烧 圆明园，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个“平叛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共计十四个国家的军费、损失费等项关平银4.5亿两， 即按当时中国全国人口，老幼不分，每人一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一九00年为庚子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十四国的赔款中，美国应分得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
一九0六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声称：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益更多。同年三月，美国传
教士明恩溥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次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
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他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表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
政治上联系在一起。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项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
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一九0八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七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知会清政府，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外交馆舍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九月，清廷答书：“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敝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敝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
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唯照察。（伯里玺天德为President 之音译）”
一九0八年十月，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对其“德智体”的要求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学生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一九0九年六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一九0九年八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校园，一九一一年初，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的考试分别于一九0九年、一九一0年和一九一一年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招考有 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一九一0年举行的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试题则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执国内学术界之牛耳的大学者胡适先生，他当年考了第55名，录取后前往美国就读康奈尔大学。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一九一一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之后由于清朝灭亡，庚款留美考试也就随之而终。但是，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笔者去年在介绍胡适先生和康奈尔大学的系列短文中对此曾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尼克松总统打破坚冰于一九七二年访华，及至中美两国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历届美国总统们对中国发展之走向的表述多是“乐见中国进步”或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当代美国总统的外交话语发明，而是基于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百年前表达的观点。一九0八年，美国决定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老罗斯福总统为此在会见清朝特使唐绍仪时表示：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实现稳定和繁荣，能够保持自己国内的和平，并且强大到不会招致外来侵略，都将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他国家。我们衷心希望看到中国进步，我们将尽我们所能
，通过和平与正当的途径来尽力推动这一进步”。
一九00年八国联军以义和团之乱为由侵华，火烧 圆明园，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个“平叛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共计十四个国家的军费、损失费等项关平银4.5亿两， 即按当时中国全国人口，老幼不分，每人一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一九00年为庚子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十四国的赔款中，美国应分得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
一九0六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声称：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益更多。同年三月，美国传
教士明恩溥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次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
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他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表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
政治上联系在一起。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项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
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一九0八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七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知会清政府，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外交馆舍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九月，清廷答书：“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敝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敝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
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唯照察。（伯里玺天德为President 之音译）”
一九0八年十月，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对其“德智体”的要求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学生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一九0九年六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一九0九年八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校园，一九一一年初，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的考试分别于一九0九年、一九一0年和一九一一年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招考有 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一九一0年举行的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试题则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执国内学术界之牛耳的大学者胡适先生，他当年考了第55名，录取后前往美国就读康奈尔大学。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一九一一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之后由于清朝灭亡，庚款留美考试也就随之而终。但是，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笔者去年在介绍胡适先生和康奈尔大学的系列短文中对此曾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尼 克 松 和 中 美 关 系
丘 霖
再过几天，中美两个大国就将迎来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年的纪念日。当我写下这个标题后，便觉得既大且高，但是又细想一下，自我小时候懂事起，就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之事，和美国
总统的到访以及之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大人中引起的热议，想想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因此，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从我个人的角度记录一下记忆中的往事，也应有不少内容可写。
一九七二年年初，我那时还是上学不久的小学生，我们在学校的文件传达广播中被告知，我们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访问中国，而我们在接待工作中要做到“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等等。当时，我对这“不冷不热”等的词汇表达感到很好奇，所以一直印记在脑子里难以忘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林彪事件刚过，文化大革命已在老百姓的心中正走向末路，而尼克松来访这一事件则在百姓中形成
了一种新的政治热情，和伴随而来的种种街谈巷议， 当然，这些热情和议论都是同当时的领导人的愿望不那么合拍的。人们谈论的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道，而是关注报纸照片上尼克松的西服，美国人的风度，以及美国的科学技
术是如何如何的发达，等等。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因此而黯然下台，整个事件的经过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都有较为详细的编译报道。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在批改作业时都在议论此事。“文革”浩劫时我们把领袖奉为神明，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却是可以被问罪而赶下台的，这个对比实在是太强太震撼了，不能不引起敢怒不敢言的人们作望洋之叹。后来，尼克松在他的回忆著作中认为，林彪元帅
之所以要出逃, 主要是因为他不满毛泽东作出向美国靠拢的决定，因而铤而走险，投向他心目中的老大哥苏联。林彪事件是众多惨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之一种，而在林彪出逃真相未明之前，各种猜测和假想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尼克松关于林彪事件起因的论述，显然是过高估计了美国的因素和作用。但是，从老百
姓的心理层面来说，尼克松的到访和其后的被罢黜，其震撼力之大，对加速终结“文化大革命”的神话 ，应该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尼克松下台后，发表了不少著作和回忆录，我读过的有“Leaders” (中译为《领袖们》) 和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及“Beyond Peace”。《领袖们》一书我是在国内读的汉译本，来到美国之后读了“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中译为《1999 不战而胜》)和“Beyond Peace” (中译为《超越和平》)的英文版。尼克松在《领袖们》中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周恩来给他留下的印象，语多推崇和敬佩，而在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格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有十分类似甚至更高
的评价。《领袖们》一书中尼克松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总结对比，在笔者看来十分的中肯，转摘如下：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
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高尚人群所应有的品德 — 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
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
“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 — 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
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出版于一九九四年的《超越和平》，是尼克松的第十部著作, 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完成于他离开人世的几周前。《超越和平》可以被看作是这位美国前总统对未来世界的预言和献给美国政界的政策遗嘱。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正吵得不可开交，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年尼克松是如何预见未来之中美关系的 ：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的有关道德和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和无礼，不消十年工夫，这些说教便会同现实毫无关系。二十年后，这些说教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届时，中国人也
许会对美国发出威胁- 如果你们不改善底特律、哈莱姆和洛杉矶中南部地区民众的生活条件的话，中国将停止给与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行文至此，想到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则报道，该报道引述法新社本月十七日的电讯说，中国政府近日对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不抓住时机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中国可能会停止继
续购买美国国债。过去三十年，一直是美国政府敦促中国进行这样和那样的改革，转眼之间，攻守之势异也，难道尼克松的预言正快速地成为箴言? 笔者来到美国后才发现，在国人心目中占有相当地位的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和“秘密施政”在美国民众和媒体中的评价却十分的低落，但是，现如今当人们再重新回头读一下尼克松的《超越和平》一书，也许，这位前总统在书中展现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有望为他在美国人心
目中的形象挽回一城。事实上， 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上个月发表了一篇关于《超越和平》的书评，文章中也引述了尼克松对未来美中关系预测的那一段落。文章最后评论说:"读着《超越和平》，你开始对理查德.尼克松的神迷旧事会再次感到着迷"。
再过几天，中美两个大国就将迎来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年的纪念日。当我写下这个标题后，便觉得既大且高，但是又细想一下，自我小时候懂事起，就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之事，和美国
总统的到访以及之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大人中引起的热议，想想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因此，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从我个人的角度记录一下记忆中的往事，也应有不少内容可写。
一九七二年年初，我那时还是上学不久的小学生，我们在学校的文件传达广播中被告知，我们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访问中国，而我们在接待工作中要做到“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等等。当时，我对这“不冷不热”等的词汇表达感到很好奇，所以一直印记在脑子里难以忘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林彪事件刚过，文化大革命已在老百姓的心中正走向末路，而尼克松来访这一事件则在百姓中形成
了一种新的政治热情，和伴随而来的种种街谈巷议， 当然，这些热情和议论都是同当时的领导人的愿望不那么合拍的。人们谈论的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道，而是关注报纸照片上尼克松的西服，美国人的风度，以及美国的科学技
术是如何如何的发达，等等。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因此而黯然下台，整个事件的经过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都有较为详细的编译报道。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在批改作业时都在议论此事。“文革”浩劫时我们把领袖奉为神明，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却是可以被问罪而赶下台的，这个对比实在是太强太震撼了，不能不引起敢怒不敢言的人们作望洋之叹。后来，尼克松在他的回忆著作中认为，林彪元帅
之所以要出逃, 主要是因为他不满毛泽东作出向美国靠拢的决定，因而铤而走险，投向他心目中的老大哥苏联。林彪事件是众多惨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之一种，而在林彪出逃真相未明之前，各种猜测和假想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尼克松关于林彪事件起因的论述，显然是过高估计了美国的因素和作用。但是，从老百
姓的心理层面来说，尼克松的到访和其后的被罢黜，其震撼力之大，对加速终结“文化大革命”的神话 ，应该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尼克松下台后，发表了不少著作和回忆录，我读过的有“Leaders” (中译为《领袖们》) 和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及“Beyond Peace”。《领袖们》一书我是在国内读的汉译本，来到美国之后读了“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中译为《1999 不战而胜》)和“Beyond Peace” (中译为《超越和平》)的英文版。尼克松在《领袖们》中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周恩来给他留下的印象，语多推崇和敬佩，而在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格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有十分类似甚至更高
的评价。《领袖们》一书中尼克松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总结对比，在笔者看来十分的中肯，转摘如下：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
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高尚人群所应有的品德 — 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
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
“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 — 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
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出版于一九九四年的《超越和平》，是尼克松的第十部著作, 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完成于他离开人世的几周前。《超越和平》可以被看作是这位美国前总统对未来世界的预言和献给美国政界的政策遗嘱。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正吵得不可开交，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年尼克松是如何预见未来之中美关系的 ：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的有关道德和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和无礼，不消十年工夫，这些说教便会同现实毫无关系。二十年后，这些说教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届时，中国人也
许会对美国发出威胁- 如果你们不改善底特律、哈莱姆和洛杉矶中南部地区民众的生活条件的话，中国将停止给与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行文至此，想到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则报道，该报道引述法新社本月十七日的电讯说，中国政府近日对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不抓住时机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中国可能会停止继
续购买美国国债。过去三十年，一直是美国政府敦促中国进行这样和那样的改革，转眼之间，攻守之势异也，难道尼克松的预言正快速地成为箴言? 笔者来到美国后才发现，在国人心目中占有相当地位的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和“秘密施政”在美国民众和媒体中的评价却十分的低落，但是，现如今当人们再重新回头读一下尼克松的《超越和平》一书，也许，这位前总统在书中展现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有望为他在美国人心
目中的形象挽回一城。事实上， 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上个月发表了一篇关于《超越和平》的书评，文章中也引述了尼克松对未来美中关系预测的那一段落。文章最后评论说:"读着《超越和平》，你开始对理查德.尼克松的神迷旧事会再次感到着迷"。
上 海 见 闻
丘 霖
近日看到一个报道, 颇有意思, 标题是: “上海，这个冬天有点冷”。报道接着说: “此间一位厅局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初期，上海的感觉还比较乐观，定调为‘坦然面对危机’，到了下半年，一看形势不对，申城前六个月GDP增幅十多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上海再也无法‘坦然’了，立刻调整为‘积极面对危机’” 。文章断言: “刚经历了社保案‘政治海啸’的上海，尚未来得及喘口气，又不得不面对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海啸’了”。笔者来自上海，自然是对家乡的情况比较关心。上个月刚从沪上探亲归来，就让我把上海的所见所闻拿来扯一扯，没有高度，只是耳闻目睹。
说到经济危机，笔者在上海期间好像对此尚无感受，反而觉得上海热闹得不行，从东北的五角场到西南的徐家汇，闹市区到处是高楼商厦，到处是人流不断，周末更甚。餐馆生意依然
是十分红火，在上海的几周里，我有数次耐心等候餐厅座位的经历。餐馆豪华的装修和顾客对服务员的大声斥责，是我常常在沪上看到的饮食文化的“胜景”之一二。至于人们谈论经济危机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则很少有听闻，除了有一回：一工人到我姐姐家回收废品，姐姐照例将按月分类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瓶罐等物交给工人，但是所得钱
额，竟比上次少了一半以上，于是我姐询问为何“跌价”如此，来人睁大眼睛反问说：“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的金融海啸闹得正凶吗”？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姐姐闻之竟一时无言以答。
每次回到故里，总能听到一些新的词语辞汇和表达方式，如倒啤酒时要“杯壁下流”或“歪门斜倒”，任用干部时要注意提拔“无知少女”（意指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及女性干部），在浦东你能看到许多“白骨精” （白领、骨干、精英）等等，令我等海外“乡下人”在交谈中常常不得要领，如坠云雾之中。这次我回沪后即向同学表示将端正态度, 虚心学习“后现代汉语”，争取尽快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不料一同学却对我大泼冷水：“你既非“岳父“，也非”继父“，这样两年才“父”一次，早已是上海滩的奥特曼了”！套用一个时下流行的用词，当时我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字- “晕”，经同学解释后才知道，“岳父“意即每月赴华之人，“继父”是指每季度赴华者，而奥特曼是英文Outman的音译！这下我才恍然大悟，破“晕”而笑，心想要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真是任重道远！
上海是一个音乐气氛非常浓厚的城市，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你可以看到由非洲裔的乐师盛装在路边忘情演奏萨克斯管爵士乐，乐师和路人皆呈十分陶醉状。而蔡琴和费玉清几乎是定
期来上海开个人演唱会，场场倾倒中老年歌迷无数。上海音乐厅中，意大利歌剧中的经典乐曲绕梁其间，掌声雷动。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崇拜偶象就比较单一，几乎都集中在
周杰伦身上。有一次，外甥陪我逛书店音乐柜台，我对外甥说，周杰伦的歌好在哪里？听上去语焉不详的，不如我们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好听。外甥听罢好心地“劝告”我说：”舅舅，你在上海期间尽量不要在公开场合批评周杰伦，不然可能会有你们所说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批评毛主席那般的风险”。大笑之后，我若有所思。
记得小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券，糖票、布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火柴票......，家中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里面是五花八门，什么票券都有， 真是难为了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也去过菜场买菜，排队时常常遇到好不容易前面就剩几个人时，东西却卖完了的窘况，而菜场墙壁上斗大的毛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几个红色大字依然耀眼夺目。如今大大小小的市场上物质高度丰富，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物品应有尽有，只要你有钱就行。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们手中又有很多的票券，多是工作
单位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有价票证和抵价券，我想这也是市场上买气旺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在国内，如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除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外，往往还有许多名目各异的所谓
“灰色收入”，而我们在美国的工薪族就比较单一，通常只有工资这么一种“绿色收入”矣。
上海的商厦规模宏大，远胜于我在美国家附近的几处 Shopping Malls。较早的有浦东的正大广场和南京西路上的梅隆镇广场。现在，南京西路上的三大购物广场 – 梅隆镇广场，恒隆广场和中兴泰富广场，呈三足鼎立之势，一家比一家豪华奢侈，令我这个远离家乡多年的外乡人叹为观止，而更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三大广场林林总总的店家中，好
像连一家挂中文招牌的商店都没有见着，清一色的洋文品牌店一家紧挨着一家，商厦里像我这样的看客远多过顾客。LV 店内外身材结实的多名驻店警卫固然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咂舌的是那些品牌商品的价格。我不解为何美国品牌的服饰及货品价格要远远高过它们在美国的售价，而我得到的回答依然
还是让人惊诧不已- “美国人欺负咱有钱”！
近日看到一个报道, 颇有意思, 标题是: “上海，这个冬天有点冷”。报道接着说: “此间一位厅局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初期，上海的感觉还比较乐观，定调为‘坦然面对危机’，到了下半年，一看形势不对，申城前六个月GDP增幅十多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上海再也无法‘坦然’了，立刻调整为‘积极面对危机’” 。文章断言: “刚经历了社保案‘政治海啸’的上海，尚未来得及喘口气，又不得不面对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海啸’了”。笔者来自上海，自然是对家乡的情况比较关心。上个月刚从沪上探亲归来，就让我把上海的所见所闻拿来扯一扯，没有高度，只是耳闻目睹。
说到经济危机，笔者在上海期间好像对此尚无感受，反而觉得上海热闹得不行，从东北的五角场到西南的徐家汇，闹市区到处是高楼商厦，到处是人流不断，周末更甚。餐馆生意依然
是十分红火，在上海的几周里，我有数次耐心等候餐厅座位的经历。餐馆豪华的装修和顾客对服务员的大声斥责，是我常常在沪上看到的饮食文化的“胜景”之一二。至于人们谈论经济危机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则很少有听闻，除了有一回：一工人到我姐姐家回收废品，姐姐照例将按月分类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瓶罐等物交给工人，但是所得钱
额，竟比上次少了一半以上，于是我姐询问为何“跌价”如此，来人睁大眼睛反问说：“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的金融海啸闹得正凶吗”？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姐姐闻之竟一时无言以答。
每次回到故里，总能听到一些新的词语辞汇和表达方式，如倒啤酒时要“杯壁下流”或“歪门斜倒”，任用干部时要注意提拔“无知少女”（意指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及女性干部），在浦东你能看到许多“白骨精” （白领、骨干、精英）等等，令我等海外“乡下人”在交谈中常常不得要领，如坠云雾之中。这次我回沪后即向同学表示将端正态度, 虚心学习“后现代汉语”，争取尽快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不料一同学却对我大泼冷水：“你既非“岳父“，也非”继父“，这样两年才“父”一次，早已是上海滩的奥特曼了”！套用一个时下流行的用词，当时我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字- “晕”，经同学解释后才知道，“岳父“意即每月赴华之人，“继父”是指每季度赴华者，而奥特曼是英文Outman的音译！这下我才恍然大悟，破“晕”而笑，心想要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真是任重道远！
上海是一个音乐气氛非常浓厚的城市，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你可以看到由非洲裔的乐师盛装在路边忘情演奏萨克斯管爵士乐，乐师和路人皆呈十分陶醉状。而蔡琴和费玉清几乎是定
期来上海开个人演唱会，场场倾倒中老年歌迷无数。上海音乐厅中，意大利歌剧中的经典乐曲绕梁其间，掌声雷动。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崇拜偶象就比较单一，几乎都集中在
周杰伦身上。有一次，外甥陪我逛书店音乐柜台，我对外甥说，周杰伦的歌好在哪里？听上去语焉不详的，不如我们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好听。外甥听罢好心地“劝告”我说：”舅舅，你在上海期间尽量不要在公开场合批评周杰伦，不然可能会有你们所说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批评毛主席那般的风险”。大笑之后，我若有所思。
记得小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券，糖票、布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火柴票......，家中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里面是五花八门，什么票券都有， 真是难为了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也去过菜场买菜，排队时常常遇到好不容易前面就剩几个人时，东西却卖完了的窘况，而菜场墙壁上斗大的毛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几个红色大字依然耀眼夺目。如今大大小小的市场上物质高度丰富，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物品应有尽有，只要你有钱就行。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们手中又有很多的票券，多是工作
单位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有价票证和抵价券，我想这也是市场上买气旺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在国内，如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除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外，往往还有许多名目各异的所谓
“灰色收入”，而我们在美国的工薪族就比较单一，通常只有工资这么一种“绿色收入”矣。
上海的商厦规模宏大，远胜于我在美国家附近的几处 Shopping Malls。较早的有浦东的正大广场和南京西路上的梅隆镇广场。现在，南京西路上的三大购物广场 – 梅隆镇广场，恒隆广场和中兴泰富广场，呈三足鼎立之势，一家比一家豪华奢侈，令我这个远离家乡多年的外乡人叹为观止，而更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三大广场林林总总的店家中，好
像连一家挂中文招牌的商店都没有见着，清一色的洋文品牌店一家紧挨着一家，商厦里像我这样的看客远多过顾客。LV 店内外身材结实的多名驻店警卫固然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咂舌的是那些品牌商品的价格。我不解为何美国品牌的服饰及货品价格要远远高过它们在美国的售价，而我得到的回答依然
还是让人惊诧不已- “美国人欺负咱有钱”！
市 府 大 楼 的 变 与 不 变
丘 霖
上海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都会，每次回到故里，大抵都会有不辩东西之感。 不要说是外乡人，就是本地的老上海，外出时也都常常会发出"变得不认识了"之感叹。月前在上海时，还前去位于人民广场附近、 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东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想大体上了解近年来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的变迁及发展成就。根据馆中相关介绍才知道， 这座于2000年建成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本身就是一个国家AAAA旅游景点、全国及上海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环保教育基地...，等等。 楼高五层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展品颇为丰富，史料性也很强，如要想了解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展示馆中一个主要看点是大型城市规划模型 - 六百多平方米的城市规划模型把上海内环线内六层楼以上鳞次栉比的建筑，全部逼真而宏观地展示出来，同时，模型也把2020年以前的市区规划蓝图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据说，这个模型是世界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创下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之最。
对于出身于上海的我来说，站在这个庞大而细致、魁伟而壮观的城市规划模型前， 遥想当年上海两座仅存之高楼- 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的光景，令人不胜唏嘘，感觉恍若隔世。走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往西一点， 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在我出国前，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在外滩中山东一路十二号的原汇丰银行大楼。九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旧址改建一政府办公大楼， 成为新的市政府所在地。为了促进金融业在上海的发展，市政府于1996年底将其在外滩的旧办公大楼(原汇丰银行大楼)的使用权让与了浦东发展银行。
从人行道远远望去，同其他城市近年来兴建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比，新的上海市政府大厦显得简朴而庄重， 外墙醒目处装点有上海市市花白玉兰图案的浮雕，大楼正面为突出的检阅台，台下为正门，地下全部用花岗岩石作踏步， 据说是为了象征人民政权的巩固。后来，为了体现市人民政府一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同时坚定工作人员人民公仆的意识， 1997年底，上海将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
当我饶有兴致地从远处欣赏这座颇有新意和“民意”的政府建筑时， 一幅记忆中遥远而又熟悉的画面映入眼帘 – 两名一脸肃穆的士兵手持钢枪，纹丝不动地立正在大楼门口两侧，枪上的刺刀闪烁出逼人的亮光， 刚才还感到暖洋洋的我，心头不禁有一丝寒意袭来。小时候去外滩时，对在伫立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即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口台阶上的解放军很有兴趣， 一是对他们手中的真刀真枪感到好奇，二是对他们为什么要手持武器一动不动地站在大楼门口感到奇怪。 大人告诉我，解放军站在那儿是要“防止坏人到里面去”，但我的好奇心并未就此得到满足，又问道：我们不是坏人，那么我们可以进去吗？大人抿了抿嘴没有回答， 只是拽着我的手往前走。我回头朝解放军战士望去，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明晃晃的刺刀上大致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上海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进步，政府当局积极营造开放城市形象的努力也取得非常正面的效果， 只是，市政府大楼前挺立的士兵虽然由解放军战士换成了武警战士，但是他们手中的长枪和刺刀依然扎眼如故， 这样的画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官府里的“回避”和“肃静”之类的告示牌，以及“威…武…”一般的回声。事实上，政府大楼前的安全保卫工作， 是由周边其他军警人员承担的，这持着刀枪站岗的士兵之主要功能显然是要承载一种象征和符号，若将符号化成文字的话，就是“政府重地， 外人免入”的告示，进一步，则有“威慑百姓”和“防民如访盗”之嫌。其实，上海市政当局在服务市民方面确有不少建树，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而把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也很有一番“以民为本”的涵义。但是，在政府的办公大楼前保持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这一象征性的形式， 给于政府的执政基础和服务对象 - 社会大众一种“政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没能体现政府工作从革命型向管理和服务型的转换过程， 与整个上海积极和开放的都市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作为政务中心的市政府大楼，地处繁荣都世的中心地带，然而，这一上海的“点睛之处”， 却不能不说是笔者在游览市容景观时心中留有相当遗憾的场所之一。
也许是笔者在海外生活的多年经历，让我对政府机关外由武装士兵站岗这一景观感到很有些不自在， 但是细想下来，这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并无关联。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民众，自然就不会有政府， 而政府工作的运转是建立在公众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拥有强大行政资源和政策主导优势的政府机构，她的权威和公信力来自于公正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 而非其它。在一介对故乡有深厚情感的海外游子看来，当中国政府正在奉行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策， 并努力推动建设阳光政务、开放政府与和谐社会之今日，政府大楼前威严的武装士兵站岗显得不合时宜，应可考虑让其“下岗”休息。
上海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都会，每次回到故里，大抵都会有不辩东西之感。 不要说是外乡人，就是本地的老上海，外出时也都常常会发出"变得不认识了"之感叹。月前在上海时，还前去位于人民广场附近、 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东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想大体上了解近年来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的变迁及发展成就。根据馆中相关介绍才知道， 这座于2000年建成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本身就是一个国家AAAA旅游景点、全国及上海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环保教育基地...，等等。 楼高五层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展品颇为丰富，史料性也很强，如要想了解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展示馆中一个主要看点是大型城市规划模型 - 六百多平方米的城市规划模型把上海内环线内六层楼以上鳞次栉比的建筑，全部逼真而宏观地展示出来，同时，模型也把2020年以前的市区规划蓝图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据说，这个模型是世界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创下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之最。
对于出身于上海的我来说，站在这个庞大而细致、魁伟而壮观的城市规划模型前， 遥想当年上海两座仅存之高楼- 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的光景，令人不胜唏嘘，感觉恍若隔世。走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往西一点， 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在我出国前，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在外滩中山东一路十二号的原汇丰银行大楼。九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旧址改建一政府办公大楼， 成为新的市政府所在地。为了促进金融业在上海的发展，市政府于1996年底将其在外滩的旧办公大楼(原汇丰银行大楼)的使用权让与了浦东发展银行。
从人行道远远望去，同其他城市近年来兴建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比，新的上海市政府大厦显得简朴而庄重， 外墙醒目处装点有上海市市花白玉兰图案的浮雕，大楼正面为突出的检阅台，台下为正门，地下全部用花岗岩石作踏步， 据说是为了象征人民政权的巩固。后来，为了体现市人民政府一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同时坚定工作人员人民公仆的意识， 1997年底，上海将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
当我饶有兴致地从远处欣赏这座颇有新意和“民意”的政府建筑时， 一幅记忆中遥远而又熟悉的画面映入眼帘 – 两名一脸肃穆的士兵手持钢枪，纹丝不动地立正在大楼门口两侧，枪上的刺刀闪烁出逼人的亮光， 刚才还感到暖洋洋的我，心头不禁有一丝寒意袭来。小时候去外滩时，对在伫立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即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口台阶上的解放军很有兴趣， 一是对他们手中的真刀真枪感到好奇，二是对他们为什么要手持武器一动不动地站在大楼门口感到奇怪。 大人告诉我，解放军站在那儿是要“防止坏人到里面去”，但我的好奇心并未就此得到满足，又问道：我们不是坏人，那么我们可以进去吗？大人抿了抿嘴没有回答， 只是拽着我的手往前走。我回头朝解放军战士望去，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明晃晃的刺刀上大致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上海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进步，政府当局积极营造开放城市形象的努力也取得非常正面的效果， 只是，市政府大楼前挺立的士兵虽然由解放军战士换成了武警战士，但是他们手中的长枪和刺刀依然扎眼如故， 这样的画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官府里的“回避”和“肃静”之类的告示牌，以及“威…武…”一般的回声。事实上，政府大楼前的安全保卫工作， 是由周边其他军警人员承担的，这持着刀枪站岗的士兵之主要功能显然是要承载一种象征和符号，若将符号化成文字的话，就是“政府重地， 外人免入”的告示，进一步，则有“威慑百姓”和“防民如访盗”之嫌。其实，上海市政当局在服务市民方面确有不少建树，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而把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也很有一番“以民为本”的涵义。但是，在政府的办公大楼前保持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这一象征性的形式， 给于政府的执政基础和服务对象 - 社会大众一种“政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没能体现政府工作从革命型向管理和服务型的转换过程， 与整个上海积极和开放的都市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作为政务中心的市政府大楼，地处繁荣都世的中心地带，然而，这一上海的“点睛之处”， 却不能不说是笔者在游览市容景观时心中留有相当遗憾的场所之一。
也许是笔者在海外生活的多年经历，让我对政府机关外由武装士兵站岗这一景观感到很有些不自在， 但是细想下来，这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并无关联。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民众，自然就不会有政府， 而政府工作的运转是建立在公众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拥有强大行政资源和政策主导优势的政府机构，她的权威和公信力来自于公正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 而非其它。在一介对故乡有深厚情感的海外游子看来，当中国政府正在奉行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策， 并努力推动建设阳光政务、开放政府与和谐社会之今日，政府大楼前威严的武装士兵站岗显得不合时宜，应可考虑让其“下岗”休息。
夜 读
丘 霖
笔者读书向来不甚用功，诸如“熬夜苦读”之类的事情很少在我身上发生，除了在来去于大洋间调整时差之时。记得前几次回国，事先都曾要求父亲在国内代购图书，到家后在倒时差难以入睡时读上数页，聊以打发漫漫不眠夜
。前两次的夜读书籍有钱其琛所著的《外交十记》和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发行后遭禁）。因此，刚回故乡时，夜读故乡书，几乎成为我回国后的一个不
变的“传统”。月前，再次回到上海故里探亲，不过这次行前并没有要求家人代购任何书籍，但，夜读的“传统”居然却得以延续，原来，出发之前在准备行李时，匆忙中竟然忘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到了上海家中后急急前往附近的一家集超市和百货公司于一体的大卖场 （有点类似于这里的COSTCO, 但规模和货品都要大而全）。进到商场，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折扣价的新近出版的书籍，其中许多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书架”丛书中的书籍，林林总总，从《最美的散文（世界卷）》、《快读二十四史》到《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不等，丛书的封面设计呈仿线装书籍，印刷和插图显得颇为精致和典雅。我在
书堆中挑了一本《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带回，而这本散文集就成了我这次回国的夜半枕边读物。
说到朱自清，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记得读高中时，朱自清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曾编入我们的语文教材，而朱自清仰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写作新诗，但是，于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出众的散文才华，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最负盛名的白话文散文作家之一。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中写道：“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作品题材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以写社会生活现实为内容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和《白种人──上帝的骄
子》。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散文，主要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情感，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亲情，具有细腻而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意味。第三，以写自
然景物为主的借景抒情类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朱自清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朱自清的笔触素朴缜密、语言洗炼清丽，内心思想活动
的描述细腻而丰富，极富韵味和感染力，既如清泉般清澈流畅，又如橄榄般甘美隽永。大学期间主修哲学的朱自清在文字中展露的真挚情感，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淡淡的笔墨中，揭示出深邃的意境和震撼人心的深情。
过去上学时，曾读过一些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如今重新拿起《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细细翻阅，心境和感受全然不同，生活的阅历让人更能咀嚼到诗人在作辞遣句时的智慧和情感, 挣扎与解脱；而在刚回到故里的调适期，读到似曾相识而又处处充满禅意、让人心生共鸣的优美散文，感觉在夜深人静的深秋，自己梦回到了寻找已久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你掩卷或
回首往事，或品味人生，让思绪和情感在这静静的夜里飞扬着发散着。当喧闹的白天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因为尚存的时差反应而沮丧，相反地却是盼望静夜的来临，那时，你
将有机会进入到大师的精神世界，回味文字的优美，感受思想的永恒，体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志趣和高远情怀。
很巧，刚到上海的那两天，“半杯”文友路 阳兄正在沪上出差。身为科学家的路 阳在上海公干开会的日程安排满档，但是性情中人的他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同我相约餐叙并一起逛上海书城。科大毕业后，路 阳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他对上海的了解绝不在我之下，却总是谦和地询问我关于上海的意见种种。我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城隍
庙的“半杯清茶”开始，一直聊到上海书城中的文人作品和他们的闲闻逸事。受到路 阳的影响，我也随着他买了一本中英双语印刷、由林语堂所著之《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集中到新文化运动后的大作家们，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带着备读的《朱自清散文全集》，和路 阳兄聊起了两天来沪上夜读的感受。想到第二天路 阳就要搭车远行，路上少不了闲读的时间，便把《朱自清散文全集》送与了他，并向他推荐《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刹那》两篇。不知不觉之中，天色已暗，我们在人车熙攘、
行色匆匆的上海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互道珍重，相约回到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再叙旧话。
回到家前，已又是夜深人静时分，略感疲惫的我, 忽然想起晚上同“精神家园”的心灵之约，于是快步折返, 走进即将打烊的那家大商场，又一次揣起一本《朱自清散文全集》，就像是拥着一壶醇香四溢的“心灵清茶”，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充满期待地走在回家的林荫小道上……
笔者读书向来不甚用功，诸如“熬夜苦读”之类的事情很少在我身上发生，除了在来去于大洋间调整时差之时。记得前几次回国，事先都曾要求父亲在国内代购图书，到家后在倒时差难以入睡时读上数页，聊以打发漫漫不眠夜
。前两次的夜读书籍有钱其琛所著的《外交十记》和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发行后遭禁）。因此，刚回故乡时，夜读故乡书，几乎成为我回国后的一个不
变的“传统”。月前，再次回到上海故里探亲，不过这次行前并没有要求家人代购任何书籍，但，夜读的“传统”居然却得以延续，原来，出发之前在准备行李时，匆忙中竟然忘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到了上海家中后急急前往附近的一家集超市和百货公司于一体的大卖场 （有点类似于这里的COSTCO, 但规模和货品都要大而全）。进到商场，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折扣价的新近出版的书籍，其中许多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书架”丛书中的书籍，林林总总，从《最美的散文（世界卷）》、《快读二十四史》到《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不等，丛书的封面设计呈仿线装书籍，印刷和插图显得颇为精致和典雅。我在
书堆中挑了一本《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带回，而这本散文集就成了我这次回国的夜半枕边读物。
说到朱自清，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记得读高中时，朱自清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曾编入我们的语文教材，而朱自清仰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写作新诗，但是，于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出众的散文才华，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最负盛名的白话文散文作家之一。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中写道：“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作品题材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以写社会生活现实为内容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和《白种人──上帝的骄
子》。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散文，主要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情感，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亲情，具有细腻而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意味。第三，以写自
然景物为主的借景抒情类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朱自清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朱自清的笔触素朴缜密、语言洗炼清丽，内心思想活动
的描述细腻而丰富，极富韵味和感染力，既如清泉般清澈流畅，又如橄榄般甘美隽永。大学期间主修哲学的朱自清在文字中展露的真挚情感，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淡淡的笔墨中，揭示出深邃的意境和震撼人心的深情。
过去上学时，曾读过一些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如今重新拿起《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细细翻阅，心境和感受全然不同，生活的阅历让人更能咀嚼到诗人在作辞遣句时的智慧和情感, 挣扎与解脱；而在刚回到故里的调适期，读到似曾相识而又处处充满禅意、让人心生共鸣的优美散文，感觉在夜深人静的深秋，自己梦回到了寻找已久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你掩卷或
回首往事，或品味人生，让思绪和情感在这静静的夜里飞扬着发散着。当喧闹的白天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因为尚存的时差反应而沮丧，相反地却是盼望静夜的来临，那时，你
将有机会进入到大师的精神世界，回味文字的优美，感受思想的永恒，体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志趣和高远情怀。
很巧，刚到上海的那两天，“半杯”文友路 阳兄正在沪上出差。身为科学家的路 阳在上海公干开会的日程安排满档，但是性情中人的他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同我相约餐叙并一起逛上海书城。科大毕业后，路 阳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他对上海的了解绝不在我之下，却总是谦和地询问我关于上海的意见种种。我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城隍
庙的“半杯清茶”开始，一直聊到上海书城中的文人作品和他们的闲闻逸事。受到路 阳的影响，我也随着他买了一本中英双语印刷、由林语堂所著之《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集中到新文化运动后的大作家们，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带着备读的《朱自清散文全集》，和路 阳兄聊起了两天来沪上夜读的感受。想到第二天路 阳就要搭车远行，路上少不了闲读的时间，便把《朱自清散文全集》送与了他，并向他推荐《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刹那》两篇。不知不觉之中，天色已暗，我们在人车熙攘、
行色匆匆的上海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互道珍重，相约回到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再叙旧话。
回到家前，已又是夜深人静时分，略感疲惫的我, 忽然想起晚上同“精神家园”的心灵之约，于是快步折返, 走进即将打烊的那家大商场，又一次揣起一本《朱自清散文全集》，就像是拥着一壶醇香四溢的“心灵清茶”，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充满期待地走在回家的林荫小道上……
钟 玫 的 独 唱 音 乐 会
丘 霖
数周前，笔者在一期 《来去集》中写到曾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其实，赵元任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当代的语言学大师，同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书法家、中国科技普及
工作的先驱和不倦的摄影家。赵元任美国留学时期，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创作和谱写了约一百多首音乐作品，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人本主义精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吸收西洋唱
法，自成一体，著名的歌曲有《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赵元任谱写
的曲目，是上世纪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寻求将西洋的声乐原理和美声唱法同中国民歌相互《嫁接》尝试的杰出代表。同时代的作曲家黄自，在融合中国古诗诗文和西洋歌曲表现形
式于一体的创作努力方面，也享有盛名。黄自于二十世纪早期从西方学习作曲理论后，洋为中用，在三十年代分别创作了清唱剧和歌曲《长恨歌《、《点绛唇《和《南乡子《等音乐作
品，在结构、句式方面注重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有机结合。抗日战争时期，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抗战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黄自的代表作还有《山在虚无
飘渺间》、《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西风的话》和《天伦歌》等。
上个周末，旨在促进东西方音乐艺术交流的木兰基金会，在华府郊外洛克维尔市的 F. Scott Fitzgerald 剧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晚会，邀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博士演唱中国艺术和少数民族歌曲，带给华府爱乐人士至高的美声、文学和艺术享受。钟玫在音乐会中演唱的二十一
首艺术歌曲中，其中就有一首由黄自作曲的《思乡》 。这首歌曲音调和节奏与诗歌的声调和韵律配合得非常紧密，情绪及语气的处理达到词曲的高度统一，而且明显带有中国诗词的吟诵风格。中国古诗讲究字声、音韵、节奏和句式的组
合变化，富有音乐美的特质。音乐造诣和文学修养深厚的钟玫博士唱来，意境高远，悠扬酣畅，把歌曲中对故乡和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表现得空野萧散，淋漓尽致。赵元任先生曾评
价黄自先生的音乐：“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他要唱一个什么音，他先给准备好了去路，待会儿自自然然就会到了那儿，绝不为了唱一句好听的东西硬装上去”。而钟玫以她圆润亮丽的嗓音和几近完美的运气，将黄自音乐的古典美感和诗画意境完整地呈现给听众，令游子寄情于歌声之中，感怀万千，可谓曲高而和不寡。细心的听众也许会注
意到，当钟玫在演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华作曲的《风雨》 一曲时，歌声如泣如诉，激情涌动奔流，好似在回首和倾诉一位艺术家漂泊异国他乡的风雨往事和心路历程。晚会上，钟玫还演唱了由美国作曲家桑磊柏（Paul Sangregorg）专为钟玫所作的组曲《遥歌》(Song of Distance) ，歌词取自唐诗中著名的表达离愁别绪和眷恋故乡之情的诗文，如柳宗元的《溪居》、杜牧的《赠别》和陈陶的《陇西行》等，将古诗的韵味、涵义和现代作曲的手法融为一体，加上
歌唱家的京韵道白和钢琴伴奏者阵阵的古琴模拟声，中国古诗词的吟诵和韵律风华再现舞台，倾倒观众。
任教于印第安娜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执教于美国大学的中国音乐家之一，钟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 毕业后来到美国，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和伊立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音乐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声乐终身教授，并为多所中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声乐教授，钟玫有感于中国艺术歌曲在美国艺坛较低的传唱度，多年来她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和声乐艺术
，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包括赵元任和黄自的作品，将歌词的汉语发音一一注成国际音标，并以优雅精致的英文翻译向美国歌唱家和听众介绍中国民歌的独特风韵和深
厚内涵，她的不懈努力和尝试获得美国权威音乐家和乐评人士的赞赏和推崇，被认为是“将一座鲜为人知的艺术宝库挖掘出来，展现给世界歌坛”。
当天的音乐晚会还有两个亮点人物，那便是 钢琴伴奏孙钧和晚会主持人崇艺农。孙钧年仅十九，以全额奖学金来美国就读 Julliard School 钢琴专业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在就读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学院钢琴比赛第一名，是一位具有无穷潜力的年青钢琴家。这次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孙钧在音乐会前
一周接到伴奏任务，音乐会前和钟玫只排练了一次，但是他以娴熟沉着的演奏技巧，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伴奏和两首独奏曲目的演出。他面对听众时谦虚的微笑显得那样的腼腆
，令人在热烈鼓掌之余心起“后生可畏”之叹。
钟玫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由崇艺农博士来主持再恰当不过。这位从事公共卫生政策工作的社会学博士，出国前曾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对东西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英文说写
精准优雅，有华府地区最佳汉英传译之美誉。长期以来，崇艺农致力于搭建中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创建传统中华文化学院，热心公益活动, 不辞辛劳，在美国社会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深受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推崇。多次主持大型艺术演出活动的崇艺农博士，在当晚的节目主持中再次展现她对语言高超的掌握能力，主
持风格与音乐会的典雅气氛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两位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木兰基金会负责人、歌唱家王小红的促成下，在金秋的华府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数周前，笔者在一期 《来去集》中写到曾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其实，赵元任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当代的语言学大师，同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书法家、中国科技普及
工作的先驱和不倦的摄影家。赵元任美国留学时期，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创作和谱写了约一百多首音乐作品，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人本主义精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吸收西洋唱
法，自成一体，著名的歌曲有《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赵元任谱写
的曲目，是上世纪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寻求将西洋的声乐原理和美声唱法同中国民歌相互《嫁接》尝试的杰出代表。同时代的作曲家黄自，在融合中国古诗诗文和西洋歌曲表现形
式于一体的创作努力方面，也享有盛名。黄自于二十世纪早期从西方学习作曲理论后，洋为中用，在三十年代分别创作了清唱剧和歌曲《长恨歌《、《点绛唇《和《南乡子《等音乐作
品，在结构、句式方面注重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有机结合。抗日战争时期，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抗战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黄自的代表作还有《山在虚无
飘渺间》、《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西风的话》和《天伦歌》等。
上个周末，旨在促进东西方音乐艺术交流的木兰基金会，在华府郊外洛克维尔市的 F. Scott Fitzgerald 剧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晚会，邀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博士演唱中国艺术和少数民族歌曲，带给华府爱乐人士至高的美声、文学和艺术享受。钟玫在音乐会中演唱的二十一
首艺术歌曲中，其中就有一首由黄自作曲的《思乡》 。这首歌曲音调和节奏与诗歌的声调和韵律配合得非常紧密，情绪及语气的处理达到词曲的高度统一，而且明显带有中国诗词的吟诵风格。中国古诗讲究字声、音韵、节奏和句式的组
合变化，富有音乐美的特质。音乐造诣和文学修养深厚的钟玫博士唱来，意境高远，悠扬酣畅，把歌曲中对故乡和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表现得空野萧散，淋漓尽致。赵元任先生曾评
价黄自先生的音乐：“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他要唱一个什么音，他先给准备好了去路，待会儿自自然然就会到了那儿，绝不为了唱一句好听的东西硬装上去”。而钟玫以她圆润亮丽的嗓音和几近完美的运气，将黄自音乐的古典美感和诗画意境完整地呈现给听众，令游子寄情于歌声之中，感怀万千，可谓曲高而和不寡。细心的听众也许会注
意到，当钟玫在演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华作曲的《风雨》 一曲时，歌声如泣如诉，激情涌动奔流，好似在回首和倾诉一位艺术家漂泊异国他乡的风雨往事和心路历程。晚会上，钟玫还演唱了由美国作曲家桑磊柏（Paul Sangregorg）专为钟玫所作的组曲《遥歌》(Song of Distance) ，歌词取自唐诗中著名的表达离愁别绪和眷恋故乡之情的诗文，如柳宗元的《溪居》、杜牧的《赠别》和陈陶的《陇西行》等，将古诗的韵味、涵义和现代作曲的手法融为一体，加上
歌唱家的京韵道白和钢琴伴奏者阵阵的古琴模拟声，中国古诗词的吟诵和韵律风华再现舞台，倾倒观众。
任教于印第安娜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执教于美国大学的中国音乐家之一，钟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 毕业后来到美国，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和伊立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音乐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声乐终身教授，并为多所中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声乐教授，钟玫有感于中国艺术歌曲在美国艺坛较低的传唱度，多年来她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和声乐艺术
，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包括赵元任和黄自的作品，将歌词的汉语发音一一注成国际音标，并以优雅精致的英文翻译向美国歌唱家和听众介绍中国民歌的独特风韵和深
厚内涵，她的不懈努力和尝试获得美国权威音乐家和乐评人士的赞赏和推崇，被认为是“将一座鲜为人知的艺术宝库挖掘出来，展现给世界歌坛”。
当天的音乐晚会还有两个亮点人物，那便是 钢琴伴奏孙钧和晚会主持人崇艺农。孙钧年仅十九，以全额奖学金来美国就读 Julliard School 钢琴专业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在就读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学院钢琴比赛第一名，是一位具有无穷潜力的年青钢琴家。这次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孙钧在音乐会前
一周接到伴奏任务，音乐会前和钟玫只排练了一次，但是他以娴熟沉着的演奏技巧，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伴奏和两首独奏曲目的演出。他面对听众时谦虚的微笑显得那样的腼腆
，令人在热烈鼓掌之余心起“后生可畏”之叹。
钟玫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由崇艺农博士来主持再恰当不过。这位从事公共卫生政策工作的社会学博士，出国前曾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对东西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英文说写
精准优雅，有华府地区最佳汉英传译之美誉。长期以来，崇艺农致力于搭建中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创建传统中华文化学院，热心公益活动, 不辞辛劳，在美国社会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深受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推崇。多次主持大型艺术演出活动的崇艺农博士，在当晚的节目主持中再次展现她对语言高超的掌握能力，主
持风格与音乐会的典雅气氛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两位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木兰基金会负责人、歌唱家王小红的促成下，在金秋的华府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五）
丘 霖
赛珍珠同中国深厚的情缘虽然广为人知，但是，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赛珍珠当年究竟是否同诗人徐志摩之间迸发过爱的火花，一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一段文人轶事。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风流倜傥的徐志摩。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知心的闺中密友。后来，其中一位披露道：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中国的雪莱"有“不寻常的关系”。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诉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从中读者可以找到她与徐志摩之间恋情的影子。而在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契合赛、徐
恋的故事情节，甚至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一节，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有徐志摩的影子，似乎是寄托着她心灵深处的
难忘与不舍。 然而，纵观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徐志摩留存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浪漫史”的记述；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情史。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材料的证实。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恋情”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悬案”。同时代的散文大师和翻译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徐赛恋”下了这样的结论：宁可疑其无，不必信其有。
回到赛珍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康大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学术交流项目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1年，“农作物改进项目”在康奈尔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下开始实施。1925年，康奈尔大学的三位教授至中国开始实施合作项目。赛珍珠的首任丈夫John Lossing Buck，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主修农业经济学，获得该校硕士学位。赛珍珠和丈夫一同完成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后，于1925年9月启程回到中国，进入南京大学农学院工作，John Buck 日后并成为南大农业经济系的创始人。传说中“徐赛绯闻”的发生时间，正是在南京的赛珍珠和丈夫感情不睦之期。
就在赛珍珠夫妇准备离开绮色佳前往中国前，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来了两对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冰心与吴文藻，以及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则是另一清末
民初闻人、梁启超之密友林长民之女，才情出众，貌美倾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有很生动的描述。1925年暑期，留学美国的冰心与吴文藻不约而同来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两人当初因同船抵美而相识，这次巧遇终使他俩情定康奈尔校园旁风光旖旎的 Cayuga 湖，开始了他们延续六十年同甘共苦的美满姻缘，为文坛和世人所称羡。曾在康奈尔大学预备班学习过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那年暑假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
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说它珍贵，那是因为林徽因和冰心两大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向来是人们颇为关注的文坛逸事。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家搬到北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徐志摩、金岳霖、周培源、胡适、朱光潜、沈从文等，他们定时聚会梁家，激扬文字，指点江
山。慢慢地，梁家便形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沙龙。冰心在三十年代所写之语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声名远扬，后有林徽因送给冰心山西陈醋一坛之说。因此，一般认为，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芥蒂很深。从上述照片上看，几人正在绮色佳山涧一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
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可以说是林徽因与冰心的友情纪录。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
其人。”拒绝相信“才女战争”的人们也常常引述这段文字及在绮色佳的照片以证明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情谊。
自月前从绮色佳归来后，康奈尔校园中的如烟往事以及她周边的秀色山川，常常萦绕在心，挥之不去，伏案写下短文几篇，是以为记。(完)
赛珍珠同中国深厚的情缘虽然广为人知，但是，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赛珍珠当年究竟是否同诗人徐志摩之间迸发过爱的火花，一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一段文人轶事。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风流倜傥的徐志摩。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知心的闺中密友。后来，其中一位披露道：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中国的雪莱"有“不寻常的关系”。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诉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从中读者可以找到她与徐志摩之间恋情的影子。而在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契合赛、徐
恋的故事情节，甚至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一节，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有徐志摩的影子，似乎是寄托着她心灵深处的
难忘与不舍。 然而，纵观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徐志摩留存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浪漫史”的记述；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情史。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材料的证实。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恋情”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悬案”。同时代的散文大师和翻译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徐赛恋”下了这样的结论：宁可疑其无，不必信其有。
回到赛珍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康大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学术交流项目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1年，“农作物改进项目”在康奈尔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下开始实施。1925年，康奈尔大学的三位教授至中国开始实施合作项目。赛珍珠的首任丈夫John Lossing Buck，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主修农业经济学，获得该校硕士学位。赛珍珠和丈夫一同完成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后，于1925年9月启程回到中国，进入南京大学农学院工作，John Buck 日后并成为南大农业经济系的创始人。传说中“徐赛绯闻”的发生时间，正是在南京的赛珍珠和丈夫感情不睦之期。
就在赛珍珠夫妇准备离开绮色佳前往中国前，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来了两对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冰心与吴文藻，以及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则是另一清末
民初闻人、梁启超之密友林长民之女，才情出众，貌美倾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有很生动的描述。1925年暑期，留学美国的冰心与吴文藻不约而同来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两人当初因同船抵美而相识，这次巧遇终使他俩情定康奈尔校园旁风光旖旎的 Cayuga 湖，开始了他们延续六十年同甘共苦的美满姻缘，为文坛和世人所称羡。曾在康奈尔大学预备班学习过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那年暑假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
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说它珍贵，那是因为林徽因和冰心两大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向来是人们颇为关注的文坛逸事。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家搬到北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徐志摩、金岳霖、周培源、胡适、朱光潜、沈从文等，他们定时聚会梁家，激扬文字，指点江
山。慢慢地，梁家便形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沙龙。冰心在三十年代所写之语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声名远扬，后有林徽因送给冰心山西陈醋一坛之说。因此，一般认为，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芥蒂很深。从上述照片上看，几人正在绮色佳山涧一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
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可以说是林徽因与冰心的友情纪录。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
其人。”拒绝相信“才女战争”的人们也常常引述这段文字及在绮色佳的照片以证明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情谊。
自月前从绮色佳归来后，康奈尔校园中的如烟往事以及她周边的秀色山川，常常萦绕在心，挥之不去，伏案写下短文几篇，是以为记。(完)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四）
丘 霖
1914年，胡适经过在绮色佳的四年寒窗苦读，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正当留洋即将修成“正果”时，时年二十一岁的胡适，却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题为《非留学篇》的文章，洋洋万言，痛陈出国留学之弊端，疾言厉行教育改革之迫切。胡适文章开篇就针对国内知识界流行
的留洋潮“正告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当年读到此文后，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并援引《非留学篇》作为他改变初衷的原因之一。“五四”时代，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以胡适的学生自居。但是，共产主义者之毛泽东同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终成仇家。但是，有
趣的是，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亚洲部中，胡适像同毛泽东像却同处一室，“相安无事”。驻足其间，品味历史，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徜徉在康奈尔图书馆亚洲部的阅览室中，除了感怀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历史外，我还试图在书架上找寻赛珍珠 （Pearl Buck）的著作《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这位因中国题材而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同胡适一样，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主修英语文学，一九二五年，她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的毕
业论文，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作家，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全家一同于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后，她母亲才教她学习英语。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文化风潮，她读过陈
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知之甚详，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多有接触。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问世。赛珍珠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发行，她的译
本被认为是翻译得最为准确和精彩的。但是在中国，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等文豪都不喜欢赛珍珠的作品，包括她的翻译作品，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对赛珍珠“不感冒”，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原因是她对领袖不敬。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则全数被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她独特的国外背景，赛珍珠在美国还一度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侦查对象。
赛珍珠生前曾入籍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的大学档案的籍贯栏中，赛珍珠赫然写上“中国镇江”。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答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出生在基督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但却反对传教布道。在多次演讲中，她公开表示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传教士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1937年中日戰爭爆发后，在美国的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呐喊，如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赛珍珠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道义支持，并主持美国政府为中国艺术家王莹在白宫举行的中国抗
战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还亲自报幕。
曾自认是中国人的赛珍珠，由于她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1949年后遭中国大陆围剿，双方形同水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一度以为冰雪消融的赛珍珠兴奋地向新闻媒体表示自己即将实现多年夙愿, 回到故乡中国。不料，她的访华申请在提出两个多月后却遭峻拒。一年后的1973年3月，郁郁寡欢的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她病逝后，按她生前遗愿，墓碑上只镌刻她亲笔书写的中文篆字“赛珍珠”。据说，赛珍珠安葬时身着的是一件她平生最喜爱的丝绸旗袍。
1914年，胡适经过在绮色佳的四年寒窗苦读，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正当留洋即将修成“正果”时，时年二十一岁的胡适，却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题为《非留学篇》的文章，洋洋万言，痛陈出国留学之弊端，疾言厉行教育改革之迫切。胡适文章开篇就针对国内知识界流行
的留洋潮“正告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当年读到此文后，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并援引《非留学篇》作为他改变初衷的原因之一。“五四”时代，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以胡适的学生自居。但是，共产主义者之毛泽东同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终成仇家。但是，有
趣的是，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亚洲部中，胡适像同毛泽东像却同处一室，“相安无事”。驻足其间，品味历史，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徜徉在康奈尔图书馆亚洲部的阅览室中，除了感怀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历史外，我还试图在书架上找寻赛珍珠 （Pearl Buck）的著作《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这位因中国题材而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同胡适一样，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主修英语文学，一九二五年，她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的毕
业论文，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作家，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全家一同于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后，她母亲才教她学习英语。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文化风潮，她读过陈
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知之甚详，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多有接触。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问世。赛珍珠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发行，她的译
本被认为是翻译得最为准确和精彩的。但是在中国，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等文豪都不喜欢赛珍珠的作品，包括她的翻译作品，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对赛珍珠“不感冒”，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原因是她对领袖不敬。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则全数被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她独特的国外背景，赛珍珠在美国还一度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侦查对象。
赛珍珠生前曾入籍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的大学档案的籍贯栏中，赛珍珠赫然写上“中国镇江”。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答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出生在基督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但却反对传教布道。在多次演讲中，她公开表示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传教士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1937年中日戰爭爆发后，在美国的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呐喊，如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赛珍珠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道义支持，并主持美国政府为中国艺术家王莹在白宫举行的中国抗
战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还亲自报幕。
曾自认是中国人的赛珍珠，由于她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1949年后遭中国大陆围剿，双方形同水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一度以为冰雪消融的赛珍珠兴奋地向新闻媒体表示自己即将实现多年夙愿, 回到故乡中国。不料，她的访华申请在提出两个多月后却遭峻拒。一年后的1973年3月，郁郁寡欢的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她病逝后，按她生前遗愿，墓碑上只镌刻她亲笔书写的中文篆字“赛珍珠”。据说，赛珍珠安葬时身着的是一件她平生最喜爱的丝绸旗袍。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三）
丘 霖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九一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洋，去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胡家家道中落，亲人敦促他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尤其是他哥哥要求他学开矿或铁路，告诫他千万别学没有
用的文学、哲学等。胡适应允后同七十位同学登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胡适思考着专业的选择：开矿没兴趣，特路也无意愿，既然要学有用之学，只好采折衷
方案，去康奈尔大学学农，而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正好又是全美最好的农学院。当时考入康大农学院的学生除不需付学费外，还能每月领到八十元的学生津贴。家境不济，而国家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于公于私，学农就成为胡适当时的首选。学农学到第二年，胡适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再难学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了。据胡适
事后回忆，当时思考如何改专业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一是“我” –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么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好像从科学家到修马桶的，社会什么都需要。因此，胡适得出结论，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而在选择专业时，重要
的是要依着自己的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便成为胡适选定自己所学专业时的依据，而且，他的这一信条还深深影响了后代无数莘莘学子在选择专业时所作出的决定。
按“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胡适转到了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和英国文学为副。日后胡适常常对学生说，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科，就像一位有文学才华的人，不去文学系学诗词，却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的医生，这是社会的损失，
也是个人的损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琢磨出的名言，以及他日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所取得的地位及成就，对后世青年人选择专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但是，胡适
对当时的一位同龄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多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
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得空时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
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听众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咨询过胡适，胡适赞成并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一向呼吁“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呼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的主张，他在湖南长沙还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教育问题” 、“湖南问题” 、“劳工问题” 、“孔子问题”等共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不过，毛泽东在研究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
社会革命，这同胡适主张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南辕北辙，最后毛胡决裂，实为必然。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九一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洋，去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胡家家道中落，亲人敦促他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尤其是他哥哥要求他学开矿或铁路，告诫他千万别学没有
用的文学、哲学等。胡适应允后同七十位同学登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胡适思考着专业的选择：开矿没兴趣，特路也无意愿，既然要学有用之学，只好采折衷
方案，去康奈尔大学学农，而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正好又是全美最好的农学院。当时考入康大农学院的学生除不需付学费外，还能每月领到八十元的学生津贴。家境不济，而国家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于公于私，学农就成为胡适当时的首选。学农学到第二年，胡适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再难学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了。据胡适
事后回忆，当时思考如何改专业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一是“我” –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么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好像从科学家到修马桶的，社会什么都需要。因此，胡适得出结论，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而在选择专业时，重要
的是要依着自己的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便成为胡适选定自己所学专业时的依据，而且，他的这一信条还深深影响了后代无数莘莘学子在选择专业时所作出的决定。
按“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胡适转到了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和英国文学为副。日后胡适常常对学生说，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科，就像一位有文学才华的人，不去文学系学诗词，却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的医生，这是社会的损失，
也是个人的损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琢磨出的名言，以及他日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所取得的地位及成就，对后世青年人选择专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但是，胡适
对当时的一位同龄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多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
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得空时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
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听众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咨询过胡适，胡适赞成并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一向呼吁“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呼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的主张，他在湖南长沙还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教育问题” 、“湖南问题” 、“劳工问题” 、“孔子问题”等共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不过，毛泽东在研究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
社会革命，这同胡适主张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南辕北辙，最后毛胡决裂，实为必然。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二）
丘 霖
打开由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他夫人金安平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图册》“The Chinese Century –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翻阅到论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章节时，读者会看到不少与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胡适有关的图文介绍。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心节”，以及她们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同游康奈尔大学之行，容本栏下期再述，这期《来去集》所要介绍的是曾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和在康大校园中成立的一度成为中
国科学界权威团体的中国科学社。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至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 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官费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著名化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和杨铨（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先驱，后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于上海）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曾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
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日后写道：“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 （见《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任鸿隽和杨铨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同在康奈尔留学的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之父、音乐家）、胡明复（数学家）、秉志（中国现代生物之父）、周仁（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家和
陶瓷学的开创者之一）、过探先（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开拓者）、章元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金邦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留学生情
况及西方科学知识，并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还为由赵元任作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填写歌词。
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校园诞生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于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为南京大学），继《科学》杂志后，中国科学社又出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
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的学者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各学科研究所，形成了当时的官方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但是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中国科学社依然
享有崇隆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导师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字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
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传有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当面反驳蒋介石的一段佳话。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北，蒋公为胡适墓园亲笔题字“智德兼容”。
就在胡适病逝的前两年，成立了45年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大陆走进了历史。据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资产陆续自愿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资料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一段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科学社的陈述以为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中国科学社闭社后第二年的1961年，胡适的康奈尔校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也离开了人世。
打开由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他夫人金安平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图册》“The Chinese Century –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翻阅到论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章节时，读者会看到不少与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胡适有关的图文介绍。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心节”，以及她们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同游康奈尔大学之行，容本栏下期再述，这期《来去集》所要介绍的是曾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和在康大校园中成立的一度成为中
国科学界权威团体的中国科学社。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至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 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官费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著名化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和杨铨（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先驱，后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于上海）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曾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
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日后写道：“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 （见《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任鸿隽和杨铨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同在康奈尔留学的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之父、音乐家）、胡明复（数学家）、秉志（中国现代生物之父）、周仁（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家和
陶瓷学的开创者之一）、过探先（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开拓者）、章元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金邦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留学生情
况及西方科学知识，并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还为由赵元任作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填写歌词。
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校园诞生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于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为南京大学），继《科学》杂志后，中国科学社又出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
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的学者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各学科研究所，形成了当时的官方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但是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中国科学社依然
享有崇隆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导师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字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
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传有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当面反驳蒋介石的一段佳话。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北，蒋公为胡适墓园亲笔题字“智德兼容”。
就在胡适病逝的前两年，成立了45年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大陆走进了历史。据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资产陆续自愿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资料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一段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科学社的陈述以为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中国科学社闭社后第二年的1961年，胡适的康奈尔校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也离开了人世。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