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淑丽谈新著《中国 脆弱的超强》

丘 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学界讨论有关中国崛起之前因后果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冲击力的书籍也日渐增多。最近，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Susan Shirk (中文名谢淑丽)，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是“China: Fragile Superpower”，本文暂且将此翻译为<<中国 脆弱的超强>>。看到这一书名后，我不仅想起刚来美国在餐馆打工时，不经意看到厨房过道旁装陶瓷碗盘的纸箱上的一行警示语：china.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虽然此 china 非彼 China ，但是，我在谢淑丽的著作中似乎读到了某种内在的联系。
日前，在华府东亚研究圈内颇负盛名的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所主办的“中国论坛”，邀请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的谢淑丽教授前来作专题报告，笔者和几位朋友慕名而去，参加了这场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演讲兼研讨会。
早在一九七一年，谢淑丽就随着一组美国研究生去中国访问。谢淑丽在她的书中记载道，当周恩来在会见他们并谈到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时，曾通过翻译唐闻生开玩笑地说：希望 Susan Shirk 是美国总统，但是，因为尼克松是总统，所以他不得不邀请尼克松。谢淑丽在她的书中和演讲中的分析和阐述，显示出她对中国事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是克林顿政府中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谢淑丽在演讲中表示，当美国人看到她的著作时，往往会问，既是“超强”，何来“脆弱”；而中国学者通常则会问她：“中国真是超强吗？”。Superpower 在中文里也译作“超级大国”，笔者的记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仅仅二、三十年后，中国就俨然加入了世界“超级大国”俱乐部，我想，这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谢淑丽在书中和演讲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根据她对中国事务的长期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她书中第一个章节的标题是：Strong Abroad but Fragile at Home (这里暂且译为“外强中脆”)。谢淑丽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有亮丽的表现，但是中国的内部和周边问题，如贫富分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甚至生态危机等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甚至有可能导致“脱轨”。而中国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往往更担心这种危机会引发国内的不稳定。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过度关注则使其不能灵活应对国际危机，这使危机更容易升级。她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国国内政治和民意走向有所把握的话，危机出现时会导致严重的误判。谢淑丽在书中还引用了当时一条流行的反日标语：“中国人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作为书中章节的标题之一，其英文表述为：When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ngry, the Result is Always Big Trouble。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译法有不够精准之虞，是否应该译为：When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ngry, the Consequence is Grave。
当演讲会主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中国研究主任，曾经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教授 (Dr. David Lampton) (著有<<同床异梦>>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问谢淑丽，当下美国有这么多人忙于竞选总统和议员，对于如此敏感和细致入微的中国问题，美国是否能处理得当时，谢淑丽的回答很干脆：“No”，不过，谢淑丽不讳言她比较倾向于认同喜莱莉的对华政策，即所谓坚持立场但不损及双边关系。虽然是克林顿政府中的高级外交政务官员，谢淑丽也坦承一九九九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美国行政部门因受制于国会而未能同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达成协议，乃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巨大错误”。
在演讲会的答问部分，许多听众纷纷向谢淑丽提出各自的问题，从环境保护到缅甸动乱再到奥运赛事。一位听众要求谢淑丽就所谓的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表评论，谢淑丽停顿了一下后表示，她的言论很可能明天就会登上台湾媒体，不过，她语气颇为坚定地表示，美国的最高原则应是保护美国的利益。
据报道，一九八二年美中签订“八一七公报”后，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后任驻中国大使)晋见蒋经国总统，面交里根总统关于针对美中“八一七公报”的“六项保证”，其中关键的一项保证是美国不与中国讨论台湾的主权问题。近来因推动“公投入联”而受到美国强烈批评的陈水扁要求美国重申“六项保证”，但是美国并不为所动，前国务院主管两岸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与谢淑丽同职) 上个月在台北自由时报上撰文表示，“六项保证已不适合现在的环境”。
当笔者在问及谢淑丽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行程和今昔对比时，谢淑丽颇有抚今追昔之感慨。她说当她从香港进入内地后，两者间的巨大诧异让她感到惊骇，这种感觉就象是今日她从中国进入朝鲜境内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一样。当初她们在上海访问时，坐着手摇的摆渡木船到达对岸农村般的浦东；而现在，浦东的高楼鳞次栉比，每天有三十万辆汽车来回于连接浦东和浦西的桥梁和隧道之间。她用“换了人间”一词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变化。谢淑丽对于她同周恩来在七一年的会面很引以为荣，在会上语带幽默地表示：那是她人生的顶峰时刻，自此以后她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笔者相信，谢淑丽当年二十六岁访华时，应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美国国务院责司中国事务的主管官员吧。
演讲会结束后，同去的文友们在路上还接着会上的话题“深入地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的共识”。汤伟君建议大家各自就此一主题写些文稿，交流感想，笔者呼应此项“共识”，先抛砖引玉于此，期待着在报上继续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