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6, 2007

达赖喇嘛的华文记者会


丘 霖

生活在华府,享有许多的"特权"和"便利"。别的不说,光是上周三美国国会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后,我便和好友丽川兄一起去国会草坪"恭逢其盛",听达赖喇嘛对聚集在那里的民众发表获奖感言,同时还远远地见到国会议长波洛西女士和长期支持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电影明星理察 .基尔。由于当时有很多藏民在场,所以达赖喇嘛用藏语发言,再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对我们非藏人而言,演讲效果不如原先预期的好。但是,能现场见识一下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在罗马式建筑的国会大厦前摆下的大阵仗,也是生活中一次颇为独特的文化经历。就在我回家翻阅藏传佛教的相关资料之时,突接到好友薛海培的电话,告知达赖喇嘛接受了一项特别安排,次日将在他下榻的宾馆会见华文媒体记者,而我在受邀者的名单中。按理,我远不够条件被排入"华文媒体记者"之行列,但是蒙海培的"栽培"和抬爱,当天我有幸加入了这个颇为独特的“记者俱乐部”,成为来自本地及两岸三地十来位华文媒体与会者中的一员。
对于达赖喇嘛此次在华府举行的记者会,媒体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就记录一些自己感受较深的内容和场景。

待遇如元首
当我们在酒店等待达赖喇嘛到来时,看到了酒店外竖著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达赖喇嘛一行的黑色礼车队由警车开道到达凯悦酒店,美方安全人员一路随行,保安十分严密。记者在进入会场前受到严格检查,笔者由于登记名和证件上的名字不符而受到盘问。

汉语不错
此次记者会达赖喇嘛全程用英文进行,在需要斟酌处用藏语同他的驻美国代表洛迪嘉日商量。但是,达赖喇嘛的汉语发音似乎也不错,听上去略带四川口音。我记下的汉语词汇表达有:兄弟姐妹、兄弟民族、汉藏民族大团结万岁、和谐社会、五台山等。据达赖喇嘛私下表示,五十年代时他的汉语已达相当水准,后来生疏了许多,现在他又开始致力提高自己的汉语能力。

沟通技巧高超
七十二岁的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中始终坐姿前倾,脱稿演讲,并配以挥动的右手强调语气,讲话中气十足。记者会进行到一半,一个麦克风倒了。不等旁人上前,达赖自己动手拾起,还把电源线重新摆布好,显得平易和自然。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举行华文媒体记者会,同汉族的兄弟姐妹(原文是汉语)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有记者问他是否自认为中国人,达赖喇嘛答道: “是的。我们并不寻求独立,因此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不过,现在我是难民”。

论述重点
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中强调以下观点:1) 奉行中间道路,重申不追求西藏独立, 表示西藏独立会使西藏落后和衰弱,留在中国则会繁荣和强盛。2) 谋求西藏在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真正自治,如在教育、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真正自治。目前的自治虽然是写在纸上,但在西藏的任何事都由汉人控制,因此他要寻求“有意义的自治”。达赖喇嘛表示他在青海出生,故藏人自治范围应涵盖大藏区 (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的藏人区)。
3)赞赏和拥护中央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表示和谐社会应源自人们的内心。4)藏人99% 拥护达赖喇嘛,这一现实必须面对。5)汉人同藏人拥有共通的佛教文化, 希望在有生之年去藏传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实现宿愿。6) 当年访问台湾时即直告部分民进党领导人,他不主张西藏独立,并建议民进党与大陆发展紧密独特的关系,才是务实可行之道。

海培受到祝福
会谈结束后,达赖喇嘛同促成此次罕有之华文媒体记者会的薛海培行碰头礼,并握住海培的双手向他道谢。按西藏宗教礼节,行碰头礼者表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海培过去在国内时因工作关系多次去西藏,对西藏历史、现状及其佛教文化多有了解。来美国后,海培有机会多次见到达赖喇嘛,欣赏他在美国传播佛教精神的努力,平时在言谈中也多显示出对西藏问题的温和立场,以及对藏汉关系及其未来发展的深思和忧心。记者会后笔者与同去的汤伟兄趋前向海培道贺,向来能言善辩的海培竟一时语塞,只崩出一句:I am a well blessed man!

达赖喇嘛的著作
根据网络搜索结果显示,自1962年以来,有近八十部达赖喇嘛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出版,风行一时,其中有不少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除了早期的<<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le” ) 外,达赖喇嘛的著述多与佛教思想和个人修炼有关,主题从冥思、智慧、慈悲心到幸福、人生的意义、面对死亡、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等,以佛学观点解答当代人内心所关切之人生核心议题。1999年,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开讲,来自各地的听众超过四万人。依笔者之所见,在这场“攻心战”中,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早已超越藏区,并漂洋过海在美国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拥有了不容低估的一席之地。

Friday, October 19, 2007

我 家 后 院 的 旧 阳 台

丘 霖

我的家,在华府郊外的一个老社区中。房子虽然陈旧,但是小区内树木葱郁,疏密相生,绿意盎然。当年买房时,没有经过太多的挑选,我就看上了这个房子。与其说是看上房子本身,倒不如说是看上了老社区周边的环境和相对宽敞的绿地。也许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缘故吧,我的另一半很在意房子内在的布局,左看右查,总觉得房子结构有太多不尽合理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就问我究竟喜欢这房子的哪一方面。我过去学的是文科,量化分析和规范推算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于是我就用形而上的“气场”来应对现实问题的“挑战” - 声称自己喜欢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感觉这房子“气顺”,听上去还颇带有一点禅意,于是,我太太也就“从禅如流”,不再坚持另觅他窝了。

迁入老房我们的新居后,慢慢地才发现太太当初的许多论点确有其道理。我们的房子坐东朝西,除了早晨和下午外,室内光线严重不足,无奈之中,爱养花的太太只能将一些需要充足阳光的室内盆栽植物送人“抚养”。虽然屋子“弊端”重重,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只要打开通向后院阳台的大门来到户外,我便常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隔着一片数十米的绿地,我们的后院阳台面对的是一片静谧的树林,深不见底。树林上鸟儿在轻鸣,树林中则常有鹿只和小动物出没,大家倒也相安无事,一派田园景观。虽然周围绿树成荫,但是,阳台上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春天时鸟语花香,沁人肺腑,金秋季色彩斑斓,赏心悦目。经过多年的日晒雨淋,木阳台显得相当的老旧,但是经过一番油漆涂抹,再安上个带遮阳伞的台子和几张椅子,却也显得从容自在,能够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想那应是没有问题的。

我家的旧阳台长约九米,三米见宽,虽算不上大,也无从谈雅,但却是我们一家人最爱去的地方。外婆来美国时常爱带着家中的小狗豆豆在阳台上享受阳光的温暖,外公则忙着在阳台上栽种蔬菜植物;爷爷说阳台上是读书看报的最佳场地,奶奶则视这里是练习太极气功的乐土。爷爷奶奶回国前,我们问需要带什么东西回国,奶奶指着阳台和对面的树林说,“我最想要的东西可就是带不走呀”。

听妈妈说,习气功者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气功是建立在生命整体观的理论之上,人们通过“吹嘘呼吸,吐故呐新”,以天地间的精华之气来改造、提高人体的生命功能,并达致“养天地正气”之精神境界。我的悟性不够,觉悟不高,对气功始终半信半疑。但是,每当我来到我们后院的木阳台,或举目望远,或低头静思,内心总有一种心平气遂的感觉,有时,竟会有刹那间的精神解脱之感。是物我两忘,还是出神入化,事后回想起来则始终难解其妙。真所谓,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周末闲暇时,沏壶茶,坐于微风习习的阳台中,信手翻上几页爱读的书报,有道是:昼长人静浑无事,一盏清茶一卷书。随着从杯中飘散的一缕茶烟放眼望去,此时便觉天更蓝、云更白、草更绿、茶更香,而一周来积存的烦心事也好似随着清风飘散而去。

华府的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而在后院的阳台上,更能感受每个季节带给我们的欣喜。在漫天大雪的冬季,万物沉寂,自然就不能在外读书品茶,或感受大自然的芳香和清新。但是,当女儿在阳台上兴奋地堆起雪人,精心装点打扮她的“白雪公主”时,我们在屋内隔着玻璃门、手中捧着热茶欣赏女儿的“艺术杰作”,感念大自然万里雪飘、纤尘不染之玉壶冰心,更对木阳台在严冬的季节里带给我们的这份审美意境心存感激之情。

年前,曾与同事一起用 Google Earth 查看各自社区和房子的卫星照片。由于照片的清晰度不够高,图像显得比较模糊。同事说,你的房子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规模”嘛。我告诉他,这是因为后院有一深色老阳台的缘故,阳台同屋顶连在一起来看,就显得有些宽大。我对这位同事如是说:The deck is a big part of my home。是的,我家后院的那个老旧的木阳台,不仅构成了房子结构的很大一部分,也构成了我们家一年四季中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初秋的一个清晨,薄雾霭霭,晨曦穿过树林洒满一地,我站在后院那带着雨露的旧阳台上,眺望着远飞的群鸟,不由地生出了这样的感触:此心安处是吾家!

Saturday, October 13, 2007

谢 淑 丽 与 两 岸 事 务


丘 霖

上个星期的“来去集”,写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 Susan Shirk (中文名谢淑丽) 最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所主办的“中国论坛”上发表的讲演,以及她在今年春天出版的新书<<中国- 脆弱的超级大国>>。这周就再接着谢淑丽的话题,介绍一下新书的作者,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的谢淑丽教授。

谢淑丽六十年代后期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九七四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早在一九七一年,谢淑丽就随著一组美国研究生应邀从香港去北京访问,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从此之后,中国问题就成为谢淑丽的研究领域,她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成果和投资改革》、《强盛和繁荣: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的纽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等等。一九九七年至二000年,谢淑丽出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主管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蒙古在内的东亚事务(责司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是克林顿政府中的学者型官员,用谢淑丽自己的话说,这是研究人员进入政界直接从事外交实务的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谢淑丽表示她在大学任教时十分重视对所研究国家之语言和历史文化的投入和掌握,同时她认为,身跨学术(为学)和政府事务(为官)两界,能发挥自己不同的潜能和长项,使人生更为丰富,因此,谢淑丽认为一个人最好尝试拥有两个职业。

笔者对谢淑丽的了解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当时,谢淑丽作为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有关她的新闻报导常常见诸于报端。多年来,美国政府有关台湾前途和未来之解决方案的官方说词中有一项,即任何解决方案“应得到台湾人民同意”。但到克林顿政府的后期,由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开始,国务院对于该问题的说法逐渐转为“应得到两岸人民的同意”。现在,这一说法已作为标准措辞刊登在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上。

同样是台湾问题,谢淑丽的另外一项政策主张为她带来了在两岸媒体中的“高知名度”。一九九九年九月,谢淑丽应邀在华府举行的一项学术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之挑战”的演讲,呼吁北京应制定更具弹性和创意的对台政策,例如修改「一国两制」的标签,以「 一国三制」来显示更大的政策弹性,让台湾了解统一后其地位将比香港更具自主性。 此言一出,激起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弹,官方媒体透过学者指称这是外力介入台海,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据报道,有外交高层人士曾当面抨击谢淑丽的「 一国三制」论。

其实,平心而论,大陆方面公开宣布的对台湾统一后的规划确实有别于香港和澳门,台湾的自治程度远高于香港。比如:香港不能有军队,但台湾允许保有自己的军队及 地方性防务;大陆不派任何行政人员管理台湾事务,而是由台湾当地人员进行管理。而且在统一后,中央政府将为台湾保留一定名额参与政府管理,中国国家副主席职位可给由台湾人士来担任,反观港澳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当时,台湾的李登辉政府强烈反对以「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台湾的前途问题,因此谢淑丽主张在“一国”的前提下,大陆方面在言辞上作些让步,以向台湾提供更多的统一诱因,也算是一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善意和对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论”的否定。也许当时大陆方面早已对台湾民意了然于胸,对于言辞上的让步毫无兴趣,而且严辞相向。一年后民进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到如今台湾绝大多数的民意支持“公投入联”,朝向大陆的“一中”底线步步进逼,似乎是证明了善意和让步作用之有限。

上周在“中国论坛”演讲会结束后,笔者在同谢淑丽交谈时提到了当年曾在媒体上广泛报道的有关「 一国三制」的论战,谢淑丽是一位道地的“中国通”,她表示对批评她并没有放在心上,笑称那是因为“自己脸皮很厚”。

在她的新书<<中国- 脆弱的超级大国>>中,谢淑丽也花了一个章节三十多页的篇幅讨论台海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目前的险峻局势,她认为台海问题是事关中国政府能否安然渡过险关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列举了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演变过程,以及详细解析两岸民意和政府立场后,谢淑丽对目前两岸局势的结论可以用她其中的一个小标题来概括:Pessimism Deepens (悲观气氛正在加深)。

在上周的演讲会上,谢淑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作了展望,并对美国能否妥善处理细致入微而又艰巨复杂的中国问题及美中关系表示担忧。目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赫尔布鲁克、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柏格,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喜莱莉竞选阵营的三大外交智囊,而谢淑丽也加入了奥尔布莱特的公关公司Albright Group LLC 担任高级顾问一职。除了教职外,谢淑丽还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编委,两岸间“第二轨道”对话机制的推动者,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现任委员。如果喜莱莉顺利出线并赢得总统大选的话,谢淑丽的中国问题和两岸事务长才应会获得下届政府的重视。

Saturday, October 6, 2007

谢淑丽谈新著《中国 脆弱的超强》



丘 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学界讨论有关中国崛起之前因后果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冲击力的书籍也日渐增多。最近,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Susan Shirk (中文名谢淑丽),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是“China: Fragile Superpower”,本文暂且将此翻译为<<中国 脆弱的超强>>。看到这一书名后,我不仅想起刚来美国在餐馆打工时,不经意看到厨房过道旁装陶瓷碗盘的纸箱上的一行警示语:china.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虽然此 china 非彼 China ,但是,我在谢淑丽的著作中似乎读到了某种内在的联系。
日前,在华府东亚研究圈内颇负盛名的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所主办的“中国论坛”,邀请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的谢淑丽教授前来作专题报告,笔者和几位朋友慕名而去,参加了这场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演讲兼研讨会。
早在一九七一年,谢淑丽就随着一组美国研究生去中国访问。谢淑丽在她的书中记载道,当周恩来在会见他们并谈到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时,曾通过翻译唐闻生开玩笑地说:希望 Susan Shirk 是美国总统,但是,因为尼克松是总统,所以他不得不邀请尼克松。谢淑丽在她的书中和演讲中的分析和阐述,显示出她对中国事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是克林顿政府中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谢淑丽在演讲中表示,当美国人看到她的著作时,往往会问,既是“超强”,何来“脆弱”;而中国学者通常则会问她:“中国真是超强吗?”。Superpower 在中文里也译作“超级大国”,笔者的记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仅仅二、三十年后,中国就俨然加入了世界“超级大国”俱乐部,我想,这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谢淑丽在书中和演讲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根据她对中国事务的长期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她书中第一个章节的标题是:Strong Abroad but Fragile at Home (这里暂且译为“外强中脆”)。谢淑丽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有亮丽的表现,但是中国的内部和周边问题,如贫富分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甚至生态危机等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甚至有可能导致“脱轨”。而中国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往往更担心这种危机会引发国内的不稳定。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过度关注则使其不能灵活应对国际危机,这使危机更容易升级。她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国国内政治和民意走向有所把握的话,危机出现时会导致严重的误判。谢淑丽在书中还引用了当时一条流行的反日标语:“中国人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作为书中章节的标题之一,其英文表述为:When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ngry, the Result is Always Big Trouble。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译法有不够精准之虞,是否应该译为:When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ngry, the Consequence is Grave。
当演讲会主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中国研究主任,曾经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教授 (Dr. David Lampton) (著有<<同床异梦>>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问谢淑丽,当下美国有这么多人忙于竞选总统和议员,对于如此敏感和细致入微的中国问题,美国是否能处理得当时,谢淑丽的回答很干脆:“No”,不过,谢淑丽不讳言她比较倾向于认同喜莱莉的对华政策,即所谓坚持立场但不损及双边关系。虽然是克林顿政府中的高级外交政务官员,谢淑丽也坦承一九九九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美国行政部门因受制于国会而未能同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达成协议,乃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巨大错误”。
在演讲会的答问部分,许多听众纷纷向谢淑丽提出各自的问题,从环境保护到缅甸动乱再到奥运赛事。一位听众要求谢淑丽就所谓的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表评论,谢淑丽停顿了一下后表示,她的言论很可能明天就会登上台湾媒体,不过,她语气颇为坚定地表示,美国的最高原则应是保护美国的利益。
据报道,一九八二年美中签订“八一七公报”后,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后任驻中国大使)晋见蒋经国总统,面交里根总统关于针对美中“八一七公报”的“六项保证”,其中关键的一项保证是美国不与中国讨论台湾的主权问题。近来因推动“公投入联”而受到美国强烈批评的陈水扁要求美国重申“六项保证”,但是美国并不为所动,前国务院主管两岸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与谢淑丽同职) 上个月在台北自由时报上撰文表示,“六项保证已不适合现在的环境”。
当笔者在问及谢淑丽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行程和今昔对比时,谢淑丽颇有抚今追昔之感慨。她说当她从香港进入内地后,两者间的巨大诧异让她感到惊骇,这种感觉就象是今日她从中国进入朝鲜境内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一样。当初她们在上海访问时,坐着手摇的摆渡木船到达对岸农村般的浦东;而现在,浦东的高楼鳞次栉比,每天有三十万辆汽车来回于连接浦东和浦西的桥梁和隧道之间。她用“换了人间”一词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变化。谢淑丽对于她同周恩来在七一年的会面很引以为荣,在会上语带幽默地表示:那是她人生的顶峰时刻,自此以后她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笔者相信,谢淑丽当年二十六岁访华时,应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美国国务院责司中国事务的主管官员吧。
演讲会结束后,同去的文友们在路上还接着会上的话题“深入地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的共识”。汤伟君建议大家各自就此一主题写些文稿,交流感想,笔者呼应此项“共识”,先抛砖引玉于此,期待着在报上继续我们的讨论。

艺术的盛宴 生命的赞歌

丘 霖

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人说,与中年相伴的,不是危机便是消沉。过去忙得没时间去思考的问题,如生命的有限和人生的意义,加上生理的变化和体力的退化,以及空巢期的到来等等,使得原来一直拥有的生活重心和理性基础发生动摇,不少中年人的精神和生活也因此变得茫然和乏味。
月前,女儿离家上大学后,我们的空巢期也随之到来,冷清的家中“秋意”正浓。中秋节将至,友人邀请我们观看一场名为“月圆中秋 风韵歌舞”的舞蹈和声乐表演,说是一个叫作“北维妈妈舞蹈团”的社区表演团体在维州的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举行公演。“跨州”去维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观看演出,对于家住马里兰的我们来说,如果不是“空巢”的缘故,可能会很难下这个“审美”决心的。然而,当晚的这场盛大“风韵歌舞”晚会,除了在仲秋时节带给我们意外的节日欣喜和高雅的艺术享受外,更深深触动了我们人到中年的心绪,动人心弦的歌声和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舞蹈,向人们展示的是激情的热烈奔放和生命的多姿多彩。 舞蹈中昂扬的节奏和舒展的旋律、优雅的色调和大气势的张力,融汇在来自故乡和记忆深处的天籁之音,引起我们内心的深深共鸣,而台上台下涌动的活力和热情,更带动现场观众们的情绪不断高扬。
顾名思义,北维妈妈舞蹈团是由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孩子们的妈妈组成的,但是,如果是望文生意的话,那你一定会觉得这只是妈妈们在课间的消遣而已。那天,在这场极似于专业艺术表演的晚会上,妈妈舞蹈团的成员在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昭告人们:忘掉你的年龄,热情拥抱艺术和感动吧,生命将会奏响何等精彩的乐章,青春活力永远与妈妈同在!原本在我想象中妈妈们自娱娱人的业余演出场景,被眼前这宏大壮观的场景和精彩纷呈的舞台艺术表演完全抛在了场外。
除了每一个精彩的表演节目外,当晚参加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达百人以上,他们中有特邀声乐演员,有少儿演员,有年长的老美们组成的演唱小组;有京剧舞蹈,有大型歌舞,也有混声合唱。虽然有如此众多的演员和形式各异的节目,晚会却始终进行得有条不紊,环环紧扣,加上晚会主持人的出色表现,令人不禁感到,这是一场从内容到过程都颇具专业演出团体水准的高品质综合艺术展示,而中外观众们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向了不起的妈妈舞蹈团和其他参演演职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佩和敬意,当然,你也会强烈地感受到观众席上爸爸们和孩子们对舞台上艺术妈妈的那股难以掩饰的骄傲之情。
“月圆中秋 风韵歌舞” 晚会中共有二十多个表演节目,其中不少堪称经典却极有新意的作品,如儿童舞蹈 “同一首歌”、京剧舞蹈 “打虎上山”、“阿里郎”、女声四重唱 “我爱你中国” 、男中音独唱 “那就是我” 、混声合唱 “今夜无眠” 、歌舞 “塞北的雪” 和女中音 “吐鲁番的葡萄” 等,演员们和艺术指导郑小琴深厚的艺术功底从中展现无遗。刚来马里兰大学担任艺术访问学者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首次在华府的舞台上登台亮相,就以亮丽的嗓音把观众们带回了民歌缭绕的故乡。众多的舞蹈节目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 “春风春雨”、“民族舞集锦”、“蓝天华尔兹” 和 “敦煌梦”,节目的舞蹈语言高度谐调,柔畅奔放,古今中外之美学意境鲜明独特,交互辉映,相得益彰,具有极强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效应。但是,最具有感染力和震憾力的,还是妈妈们对艺术人生的执着和舞台上洋溢的青春活力。对我来说,晚会不仅是一席艺术的盛宴,更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回到人到中年的话题。人到中年,对时间和生命流逝的感慨,往往会引起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记得过去年少时曾读过尼采生存哲学的论述却不得要领,现在想来,这真是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最近,闲来无事,我又翻阅了一下尼采的相关论述,尼采所建筑的生存论哲学,维护与追求强盛、丰盈的生命类型,高扬生命力的充溢、强健、狂放,唾弃生命力的匮乏、孱弱、拘谨。尼采在肯定和高扬感性生命的前提下,确认生命的本体和生存的固有矛盾,在生命存在的矛盾张力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尼采认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一切无意义无目的之虚设,体验和享受真实生命带给生活的困苦与快慰,以意志之力不断捕捉存在的偶然与机遇,不断地生成、创造真实的自我,以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总体来说,尼采的生存论哲学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肯定生命的意义,倡导一种自我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维妈妈舞蹈团”在中秋节的舞台上,为尼采的哲学思辩作了一个色调斑斓而又精彩生动的注释。这对於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们来说,岂是“受益良深” 所能一语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