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集之256
丘 霖
前些日子，同事張祐蔭从台湾探亲回来，带回一本在台湾出版发行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殿洞开之谜》一书，借我阅读。这部由大陆学者和作家杨仕及岳南所著之长篇纪实文学，全
景式地记述了新中国以科学考古手段发掘第一座帝王墓葬的过程。说这部纪实文学为“全景式”，是因为作者围绕着定陵开掘这一巨大工程之主轴，跨越时空而又紧扣主题地将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宫廷政治、后宫情仇、明清对决、大明朝与大英帝国的关系等历史事件依次展开
，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现代的历史图景则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发掘定陵的决策过程、“反右”和“文革”对定陵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冲击、吴晗的家破人亡、直到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拉出焚毁等惊心动魄的画面。这部著作在大陆已出版有年，而同事借我阅读的这一版本，是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实用历史丛书”中的一种，采用繁体（台湾称“正体”）直排印刷。这样的书页体式，虽非我们所习以为常，但读起来却并不费力。读完近五百页的《风雪定陵》，我竟觉得喜欢起这一繁体竖排版本了，原因无他，书中的文字，同书中定
陵中发掘出之文物图片上的文字是一致的，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一种亲近感。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为萬曆（简体为万历），后人称其为万历皇帝。我们现在读到的简体“万历”,已不是历史典籍上的原文了。因此，当读历史典籍或同历史有关的书籍时，繁体字让人阅读时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喜读古文者，当面对简体和繁体版本的《古文观止》时，相信他们大
多会选择繁体文本阅读的。
如果，据此说我拥繁贬简，那倒未必，因为我是“识繁书简”原则的信奉者。简体字中有许多民间约定俗成的书写文字，而有的则常见于古代的草书书法中，说现在通用的简体字没有汉文字的历史传承并不尽然。要说书面语言和文字表述的改革
，依我看推广简体字的冲击远不如当年的白话文运动来得激烈。“白话文运动”揭幕人胡适（字适之）在 1915年美国留学期间，就提出千年“文言是死文字，而白话才是活文字”的观点，他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遭遇到极为强烈的抵制。经学大师黄侃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驳斥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我们工作的单位中有不少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华裔员工，大家在一起吃午餐时也常常讨论两岸人民之间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离后，所产生的种种文化上的差异，包括使用简体字和繁体
字的问题。台湾同事提出简体字中“无心之爱”、“后後不分”等字例，让人感到确实有探讨的空间，并深切感受到台湾同事们对维护汉文字之正统的拳拳之心。我们都知道，世上万物皆处在矛盾之中，汉字的简化和守成也可看作是矛盾体中的两
个方面。具体一点来说，则可分为传统与发展的矛盾，和普及与提高的矛盾。
历史上中国的书写文字和体式，同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一样，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历千年而不变。但是，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到了上世纪初，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被"白话文"给打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几成历史演进之必然。至于简化汉字的努力，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文化名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令，包括简体字三百二十四字。 部令中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之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诎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但此项文字改革遭遇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中途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遂行汉字简化工程，及至目前就使用范围和人口而言，汉语简体字已成为汉字主流，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象形文字系统由繁趋简、由难到易的大趋势，很难往回
走。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字就此消失了，只不过是她的老大位置给"年青人"坐上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开始推行汉字简化工作，这是在文化及文字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向普及化方向倾斜的重要一步。简化汉字对一个扫盲工作繁重的国家来说，有其必要性。而
事实证明，简化后的汉语文字行之有效, 且对教育普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有不少人士开始觉得恢复使用繁体字是摆脱简浅文字、提高文化水准的一
个象征，以至于有人大代表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中提出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动议。回国探亲时，常常在大街上看到不少的繁体字招牌，琳琅满目。据说，这是业者为了体现文化底蕴之主动
行为。这不禁使我想到一些美国高档商品的广告，解说者多带有英国口音，以示其价值不凡。美国人都能听懂英国英文，但在交谈中，美国人鲜有人用英国腔对话的。商业招牌有视觉
艺术创作的成份在内，而从书法角度上讲，繁体字的间架结构确实比笔画简单的简体字来得美观些。但是，文字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交流和沟通这一实际层面，这就像美国大学生都要
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他们不会在生活和工作中用旧式英语行文和交谈一样。
今夏，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识繁书简"论，曾引起两岸间的广泛报道和热烈讨论。其实，大陆以往所奉行的就是"识繁书简"的方式，我们学生时代的必读教材中就有一本简繁体字对照册。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大陆过去对“识繁”辅导不力也是事实。1977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革命”印记浓厚，极端地为简化而简化，以致于相关文字简化后缺胳膊少腿，“惨不忍睹”，后不得不予以废止。如今“繁体字”在大陆民间一定程度的回潮，应能弥补“书简”后“识繁”之不足之处。但就书写文字的形式而言，简体字的主流地位和推广趋势当不会被动摇。
看历史类书籍，我倾向于读繁体字的版本；看完后写读后感，我还是习惯用简体字记录下我的感受。这，便是我对于"识繁书简"原则的具体实践。
Thursday, November 19, 2009
Tuesday, October 27, 2009
由 鸠 山 想 到 的
来去集之255
丘 霖
最近，媒体上关于日本的新闻还真不少。九月十六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把持了50多年的日本政坛生态大变，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并成立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在中日关系方面，鸠山曾严厉抨击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指责小泉参拜损害日本国家利益，表示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曾担任国会议员的鸠山多次提出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名机构的议案，表示 “日本应该严肃对待侵略战争历史，认真反省，不能再度给周边国家带来伤害”。鸠山在最近同中国领导人会见时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另外，让对鸠山任内中日关系持发展乐观态度的人士更受鼓舞的是，新科日本首相夫人鸠山幸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她于194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鸠山由纪夫与鸠山幸相识于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幸当时是有夫之妇。鸠山后来谈及这段姐弟恋时说，“别人是从未婚女性中挑选妻子，我是在所有女性中挑选妻子”。
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那是离不开东瀛邻国日本的。因此，我对同日本有关的旧事新闻一直比较关注。最近，我在网上留意到这样一则报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末访华时，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报道称，中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名叫鸠山。日民主党在8月底的众院选举中获胜后，中国媒体相继推出介绍鸠山的专题，有的报道也提到了《红灯记》。报道还说，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之时，国内播放了众多以抗战以及与国民党内战为题材的电视剧。有关部门还要求在鸠山访华期间减少播放和抗战相关的电视剧。
国内外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指明出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共同社和产经新闻)。在阅读时，我力图使自己相信那是误传，但是，以往的事例告诉我，这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每当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或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当年日军受害者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当中日关系改善时，这些血泪控诉便没了踪影; 当民间因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反日情绪高涨时，媒体又被告诫不要挑动仇日神经...云云,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不成?
话说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八个著名“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剧中的日寇代表人物是名叫鸠山的日本宪兵队队长。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情节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唱段留有记忆，因为，京剧《红灯记》是当年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之一。
这鸠山一姓，在日本不算是大姓，当时的剧作者何以选中鸠山作为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现在可能无从了解其缘由。但是，四十年后，日本出了一位名叫鸠山的首相，而这位首相又是被认为是对华友善的日本政治家，由此，“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读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作家周国平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周国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原因，不过，他的一些观察分析也十分适用于对政治现象和公共政策的评判。在精神性的教育方面，人们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不卑不亢、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有关部门”因为日本出了个鸠山首相，就立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体和影视界今后规避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这在我看来，此举功利和实用得近似猥琐了。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中原大地确实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恶待自己文化母国的所作所为，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较远的甲午战争暂且不论，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日军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几乎濒于亡国。行文至此，收到"半杯"文友谭佑瑜转来的有关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历史图片和说明，从中了解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71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五万多人；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先烈们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永载史册!
在如何看待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必逞口舌之快地称其为"小日本"。但是，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呈不断上升的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观，令很多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她邻国的关系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就细枝末节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地避免这、规劝那，以换来对方满意的目光，如此的气度和胸襟, 如何能面对在抗战中英勇捐躯的民族志士的英灵? 又如何担当领导整个世界的重任?
一个有关“鸠山”名字的通知，折射出了民族精神重建的紧迫课题。
丘 霖
最近，媒体上关于日本的新闻还真不少。九月十六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把持了50多年的日本政坛生态大变，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并成立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在中日关系方面，鸠山曾严厉抨击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指责小泉参拜损害日本国家利益，表示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曾担任国会议员的鸠山多次提出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名机构的议案，表示 “日本应该严肃对待侵略战争历史，认真反省，不能再度给周边国家带来伤害”。鸠山在最近同中国领导人会见时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另外，让对鸠山任内中日关系持发展乐观态度的人士更受鼓舞的是，新科日本首相夫人鸠山幸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她于194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鸠山由纪夫与鸠山幸相识于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幸当时是有夫之妇。鸠山后来谈及这段姐弟恋时说，“别人是从未婚女性中挑选妻子，我是在所有女性中挑选妻子”。
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那是离不开东瀛邻国日本的。因此，我对同日本有关的旧事新闻一直比较关注。最近，我在网上留意到这样一则报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末访华时，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报道称，中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名叫鸠山。日民主党在8月底的众院选举中获胜后，中国媒体相继推出介绍鸠山的专题，有的报道也提到了《红灯记》。报道还说，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之时，国内播放了众多以抗战以及与国民党内战为题材的电视剧。有关部门还要求在鸠山访华期间减少播放和抗战相关的电视剧。
国内外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指明出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共同社和产经新闻)。在阅读时，我力图使自己相信那是误传，但是，以往的事例告诉我，这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每当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或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当年日军受害者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当中日关系改善时，这些血泪控诉便没了踪影; 当民间因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反日情绪高涨时，媒体又被告诫不要挑动仇日神经...云云,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不成?
话说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八个著名“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剧中的日寇代表人物是名叫鸠山的日本宪兵队队长。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情节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唱段留有记忆，因为，京剧《红灯记》是当年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之一。
这鸠山一姓，在日本不算是大姓，当时的剧作者何以选中鸠山作为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现在可能无从了解其缘由。但是，四十年后，日本出了一位名叫鸠山的首相，而这位首相又是被认为是对华友善的日本政治家，由此，“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读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作家周国平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周国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原因，不过，他的一些观察分析也十分适用于对政治现象和公共政策的评判。在精神性的教育方面，人们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不卑不亢、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有关部门”因为日本出了个鸠山首相，就立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体和影视界今后规避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这在我看来，此举功利和实用得近似猥琐了。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中原大地确实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恶待自己文化母国的所作所为，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较远的甲午战争暂且不论，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日军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几乎濒于亡国。行文至此，收到"半杯"文友谭佑瑜转来的有关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历史图片和说明，从中了解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71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五万多人；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先烈们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永载史册!
在如何看待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必逞口舌之快地称其为"小日本"。但是，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呈不断上升的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观，令很多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她邻国的关系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就细枝末节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地避免这、规劝那，以换来对方满意的目光，如此的气度和胸襟, 如何能面对在抗战中英勇捐躯的民族志士的英灵? 又如何担当领导整个世界的重任?
一个有关“鸠山”名字的通知，折射出了民族精神重建的紧迫课题。
“彻 悟” 的 钱 穆
来去集之254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
Monday, September 28, 2009
奥勒留与《沉思录》
来去集之253
丘 霖
“让我平静地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让我勇敢地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请赐予我智慧，让我识别哪些事情我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我无法改变”。
—爱比克泰德
数周前，听闻有商家前来华府郊外举办中文图书书展，于是趁周末闲暇时间前去“赶集”。 每次从国内探亲回来，千里迢迢的总要带上一些书，有时还会弄到行李超重。眼下，书市就在离家不远处，如遇上喜欢的书籍，尽可随意购买， 而不必担心舟船劳顿，带着书飘洋过海, 岂不乐哉。
书市上，倒是见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史哲类的图书，如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作品系列》、 严复所译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s H. Huxley）等。严复在其书“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论述， 早已成为人们所苦苦追求的最高译文境界。当我在书架上细细搜寻时，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沉思录》。 这部《沉思录》(Meditations)的副标题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由斯多葛派（The Stoics）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著。 以前读历史时，曾听闻过有关《沉思录》及其书作者的故事。年前，从一篇报道中得知，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驻外人员讲话时表示：《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千年古书也由此走红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 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 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完美的人，他的勤奋工作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罗马帝国于衰败，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名著，流传至今。
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三位与古罗马有关的重要哲学家。 除了本身是希腊人但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爱比克泰德之外，另外两位哲学家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和大臣塞涅卡，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这三位哲学家的身份分别是奴隶、贵族和皇帝。 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精神和信仰却十分一致，他们的著作构成了同一个哲学流派。 当你感叹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殊途同归的精彩案例时，却又不得不在阅读《沉思录》之后感受到，两千年前，东西方哲学家们在探索和审视人同自然、 社会（人际）和自身（灵魂）的关系时，多有惊人相似的论述流传于后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读《沉思录》，不能不让人想到《论语》和《道德经》。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通常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所谓“高处不胜寒”。但马可•奥勒留却不是如此。他常常同知心朋友一起谈论宇宙、神性与人生的哲理。 他的精神气质和哲人情怀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以随笔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 《沉思录》和《论语》除了在体裁上有近似之处外，在内容上有诸多汇通处，它们都是伦理学性质浓郁的哲学经典，集修身、齐家、治国的箴言于一体， 强调秩序，重视人的义务，倡导一种克制而达观的生活。《沉思录》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 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焰中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 他的本性（或可说是神性）与万有的本性（或可说是“道”）是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 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斯多葛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神）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 斯多葛派哲学家重视整体、重视义务，所追求的是超脱了激情和欲望的一种冷静和达观的生活。从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古老东方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投射在古罗马的城堡和神殿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道家创始人老子和马可•奥勒留两位先哲， 都认为有一个无形且不可违逆的力量在支配着世界，前者称之为”道”，后者称之为“宇宙理性”或“自然法”或“神性”，如何顺应这种力量而与自我、自然及社会达成和谐， 这是先哲们终其一生的热情所探索的共同主题。斯多葛派哲学家倡导人要归依于自己的心灵，心灵又归依于什么？这是一个常常令人感到茫然的问题。 按照奥勒留的哲学，回归心灵的道路与回归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条。由于奥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学化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宇宙理性联系到中国人常说的“大自然”或“道”了，因为，“道法自然”。“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 目的都蕴藏于你的内部。奥勒留写道：“当心的活动符合自然时，它便处在良好的状态下，它从容地接纳事物。无论逆顺，心都能应付裕如…在自然之中， 没有所谓的不幸，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所谓不幸和意外都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见罢了”。作者在书中劝告道，要尽心培养心中的神性， 因为这最终将成为庇佑自己的力量。在《沉思录》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读到了理学家陆九渊的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在不厚的《沉思录》中，中西文化的贯通交融处处可见。 奥勒留说：“一个人做适合于一个人做的工作对他就是满足”；庄子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奥勒留说： 人来自遥远的宇宙，世人本是同根生；鲁迅说：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约两千年前写就的《沉思录》，在今天的读者读来，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印记，因为她直面和沉思的是人同自然、人同社会和人同自身的关系本质。 如《沉思录》汉译者何怀宏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两千年后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如果，你相信世上有人间正道和普世价值的话，《沉思录》便是一个佐证。
丘 霖
“让我平静地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让我勇敢地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请赐予我智慧，让我识别哪些事情我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我无法改变”。
—爱比克泰德
数周前，听闻有商家前来华府郊外举办中文图书书展，于是趁周末闲暇时间前去“赶集”。 每次从国内探亲回来，千里迢迢的总要带上一些书，有时还会弄到行李超重。眼下，书市就在离家不远处，如遇上喜欢的书籍，尽可随意购买， 而不必担心舟船劳顿，带着书飘洋过海, 岂不乐哉。
书市上，倒是见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史哲类的图书，如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作品系列》、 严复所译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s H. Huxley）等。严复在其书“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论述， 早已成为人们所苦苦追求的最高译文境界。当我在书架上细细搜寻时，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沉思录》。 这部《沉思录》(Meditations)的副标题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由斯多葛派（The Stoics）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著。 以前读历史时，曾听闻过有关《沉思录》及其书作者的故事。年前，从一篇报道中得知，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驻外人员讲话时表示：《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千年古书也由此走红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 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 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完美的人，他的勤奋工作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罗马帝国于衰败，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名著，流传至今。
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三位与古罗马有关的重要哲学家。 除了本身是希腊人但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爱比克泰德之外，另外两位哲学家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和大臣塞涅卡，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这三位哲学家的身份分别是奴隶、贵族和皇帝。 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精神和信仰却十分一致，他们的著作构成了同一个哲学流派。 当你感叹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殊途同归的精彩案例时，却又不得不在阅读《沉思录》之后感受到，两千年前，东西方哲学家们在探索和审视人同自然、 社会（人际）和自身（灵魂）的关系时，多有惊人相似的论述流传于后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读《沉思录》，不能不让人想到《论语》和《道德经》。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通常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所谓“高处不胜寒”。但马可•奥勒留却不是如此。他常常同知心朋友一起谈论宇宙、神性与人生的哲理。 他的精神气质和哲人情怀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以随笔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 《沉思录》和《论语》除了在体裁上有近似之处外，在内容上有诸多汇通处，它们都是伦理学性质浓郁的哲学经典，集修身、齐家、治国的箴言于一体， 强调秩序，重视人的义务，倡导一种克制而达观的生活。《沉思录》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 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焰中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 他的本性（或可说是神性）与万有的本性（或可说是“道”）是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 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斯多葛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神）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 斯多葛派哲学家重视整体、重视义务，所追求的是超脱了激情和欲望的一种冷静和达观的生活。从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古老东方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投射在古罗马的城堡和神殿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道家创始人老子和马可•奥勒留两位先哲， 都认为有一个无形且不可违逆的力量在支配着世界，前者称之为”道”，后者称之为“宇宙理性”或“自然法”或“神性”，如何顺应这种力量而与自我、自然及社会达成和谐， 这是先哲们终其一生的热情所探索的共同主题。斯多葛派哲学家倡导人要归依于自己的心灵，心灵又归依于什么？这是一个常常令人感到茫然的问题。 按照奥勒留的哲学，回归心灵的道路与回归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条。由于奥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学化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宇宙理性联系到中国人常说的“大自然”或“道”了，因为，“道法自然”。“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 目的都蕴藏于你的内部。奥勒留写道：“当心的活动符合自然时，它便处在良好的状态下，它从容地接纳事物。无论逆顺，心都能应付裕如…在自然之中， 没有所谓的不幸，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所谓不幸和意外都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见罢了”。作者在书中劝告道，要尽心培养心中的神性， 因为这最终将成为庇佑自己的力量。在《沉思录》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读到了理学家陆九渊的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在不厚的《沉思录》中，中西文化的贯通交融处处可见。 奥勒留说：“一个人做适合于一个人做的工作对他就是满足”；庄子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奥勒留说： 人来自遥远的宇宙，世人本是同根生；鲁迅说：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约两千年前写就的《沉思录》，在今天的读者读来，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印记，因为她直面和沉思的是人同自然、人同社会和人同自身的关系本质。 如《沉思录》汉译者何怀宏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两千年后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如果，你相信世上有人间正道和普世价值的话，《沉思录》便是一个佐证。
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月色醉远客 黄河入梦来
丘 霖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为世代游子所传咏。虽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华盛顿地区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在仲秋月圆人团圆的时节，心中泛起的对故土和远方
亲人的思念，会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浓烈而悠长。八月二十九日，来自海峡两岸的艺术家和此间黄河艺术团的演员们，在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金秋月圆”的迎中秋文艺晚会，为华府侨界献上了一台以明月与故乡为主题、充满着乡音乡情的秋之盛宴。
“金秋月圆”晚会除了表达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思恋情怀外，还力图展现华夏民族之情，两岸同胞之谊，节目编排抒情多元，浪漫温馨。"金秋月圆"晚会的第一部分是民族篇 – 以"银色月光洒中华" 为主题, 荟萃各少数民族的名歌名曲, 在天涯共此时的月光下,歌唱家们身著鲜艳的民族服装纵情放歌, 翩翩起舞。第一首合唱歌曲“月之故乡”：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优美的歌声和旋律，把观众带入了“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如画诗境中。身穿新疆、西藏和台湾原住民民族服装的歌唱演员们，把中国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美妙歌声演绎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曲曼蒂”、“天上西藏”、“阿里山的姑娘”、“玛依拉变奏曲”等都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一曲女中音独唱“草原夜色美”，将月色下蒙古大草原辽阔、壮丽的美景展现得诗意盎然、韵味无穷，令人无限神往。
第二部分乡情篇 - "中秋月圆照神州"，展现了华夏大地秋风送爽、花好月圆的和煦美景， 两岸三地的同胞各以自己的歌声, 舞蹈和器乐来抒发“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千里共婵娟”的诗情画意。其中，有台湾著名年轻歌手史茵茵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根据苏东坡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改变的歌曲“ 明月几时有”，歌声清丽悠长，穿越时空，唱出了千万人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古筝齐奏曲和着明月，畅叙着“沧海一笑声”的满怀豪情。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和男女声两重唱“弯弯的月亮”，歌唱演员配合默契，声情并茂，唱作俱佳，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舞台感染力。中国著名一级歌唱演员于青以她亮丽的嗓音和高超的声乐技巧，为观众表演了“望月”、“太湖美”和一首苏北民歌，获得满堂的喝彩。
第三部分和谐篇 - "祝福华夏, 拥抱世界", 寓意中华民族腾飞在世界之林, 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境界，立意高远。合唱团在艺术指导马国富 的指挥下，倾情演唱了“祝福祖国”、08年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合唱“欢乐颂”，尤其是压轴大合唱“欢乐颂”，在肖玲、张丽慧、储洪发和王欣的领唱和双钢琴的伴奏下，雄浑豪迈，气势不凡，为观众留下09金秋永恒的记忆和感怀。
“金秋月圆”晚会上亮点不少，除了上述节目外，晚会主持人是由曾任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李峰，特邀英文主持人郝凯西，两位女主持人台风优雅稳健，语言生动流畅，
魅力十足。弦乐队伴奏、民族舞蹈、节目的选择编排、以及舞台美术设计，都有匠心独运之处。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和夫人伉俪也饶有兴致地出席观赏演出。国内新闻单位高度重视
，晚会的演出还荣登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过，中央电视台将“金秋月圆”晚会定名华府侨界为台湾风灾举行的大型赈灾义演，此乃后话。
作为黄河艺术团的长年观众，深感华府地区卧虎藏龙，艺术人才荟萃，而黄河艺术团成员们为艺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奉献精神，尤其令人感佩至深。同时，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爱
好者，我也认为，在今次黄河艺术团的部分表演节目中，还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尽力配合高雅的艺术演出活动，如婴幼儿的哭声和成年人的休闲短裤之类
，是不应出现在艺术表演中心的礼堂中的。就节目表演而言，一些以表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欢歌笑语的节目，由中老年演员担纲就显得不太适宜，不同的表演主题和艺术内容，在参演
的演员中应有相对应的年龄层界定。当然，有些节目由年长者表演，也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如当天晚会上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男声两重唱，由两位年资较长的演员演唱，听上去就显得清韵绕梁，颇有古风古韵；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中的年长者，更是将歌词中“我曾经豪情万丈…（现）已满怀疲惫、厌倦漂泊”的词曲意境表达得意味深长，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在本次演出中，黄河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对表演形式和表现方法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由王洛宾作曲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歌曲，节目由弦乐队伴奏，还有歌唱和舞蹈相结合，歌唱演员兼奏管乐，动态变化十足，布局很好。唯一不足的是，除了个别演员外，大部分管乐吹奏者临场
未能发挥得当，加上由萨克斯管吹奏出的短促低回的爵士曲调，同“在银色的月光下”悠长舒缓的曲调旋律不相协调融和，显得有些突兀。
黄河艺术团的这台“金秋月圆”晚会，在这个思念的季节，带给了华府的观众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和隽永的人生感怀，令人难忘。同时，黄河艺术团的优秀艺术家们对许多曲目和艺术表现方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我们期待着黄河艺术团今后的优质艺术表演活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和更多青年演员的参与，同大家欢喜见面。如果，每年春节，北京都有国内“春晚”登台，而每年中秋，美京也有海外“秋晚”亮相，那真是春花秋月，音韵相接；海内海外、好戏连台，大华府的侨胞，岂不乐哉！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为世代游子所传咏。虽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华盛顿地区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在仲秋月圆人团圆的时节，心中泛起的对故土和远方
亲人的思念，会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浓烈而悠长。八月二十九日，来自海峡两岸的艺术家和此间黄河艺术团的演员们，在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金秋月圆”的迎中秋文艺晚会，为华府侨界献上了一台以明月与故乡为主题、充满着乡音乡情的秋之盛宴。
“金秋月圆”晚会除了表达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思恋情怀外，还力图展现华夏民族之情，两岸同胞之谊，节目编排抒情多元，浪漫温馨。"金秋月圆"晚会的第一部分是民族篇 – 以"银色月光洒中华" 为主题, 荟萃各少数民族的名歌名曲, 在天涯共此时的月光下,歌唱家们身著鲜艳的民族服装纵情放歌, 翩翩起舞。第一首合唱歌曲“月之故乡”：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优美的歌声和旋律，把观众带入了“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如画诗境中。身穿新疆、西藏和台湾原住民民族服装的歌唱演员们，把中国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美妙歌声演绎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曲曼蒂”、“天上西藏”、“阿里山的姑娘”、“玛依拉变奏曲”等都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一曲女中音独唱“草原夜色美”，将月色下蒙古大草原辽阔、壮丽的美景展现得诗意盎然、韵味无穷，令人无限神往。
第二部分乡情篇 - "中秋月圆照神州"，展现了华夏大地秋风送爽、花好月圆的和煦美景， 两岸三地的同胞各以自己的歌声, 舞蹈和器乐来抒发“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千里共婵娟”的诗情画意。其中，有台湾著名年轻歌手史茵茵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根据苏东坡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改变的歌曲“ 明月几时有”，歌声清丽悠长，穿越时空，唱出了千万人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古筝齐奏曲和着明月，畅叙着“沧海一笑声”的满怀豪情。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和男女声两重唱“弯弯的月亮”，歌唱演员配合默契，声情并茂，唱作俱佳，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舞台感染力。中国著名一级歌唱演员于青以她亮丽的嗓音和高超的声乐技巧，为观众表演了“望月”、“太湖美”和一首苏北民歌，获得满堂的喝彩。
第三部分和谐篇 - "祝福华夏, 拥抱世界", 寓意中华民族腾飞在世界之林, 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境界，立意高远。合唱团在艺术指导马国富 的指挥下，倾情演唱了“祝福祖国”、08年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合唱“欢乐颂”，尤其是压轴大合唱“欢乐颂”，在肖玲、张丽慧、储洪发和王欣的领唱和双钢琴的伴奏下，雄浑豪迈，气势不凡，为观众留下09金秋永恒的记忆和感怀。
“金秋月圆”晚会上亮点不少，除了上述节目外，晚会主持人是由曾任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李峰，特邀英文主持人郝凯西，两位女主持人台风优雅稳健，语言生动流畅，
魅力十足。弦乐队伴奏、民族舞蹈、节目的选择编排、以及舞台美术设计，都有匠心独运之处。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和夫人伉俪也饶有兴致地出席观赏演出。国内新闻单位高度重视
，晚会的演出还荣登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过，中央电视台将“金秋月圆”晚会定名华府侨界为台湾风灾举行的大型赈灾义演，此乃后话。
作为黄河艺术团的长年观众，深感华府地区卧虎藏龙，艺术人才荟萃，而黄河艺术团成员们为艺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奉献精神，尤其令人感佩至深。同时，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爱
好者，我也认为，在今次黄河艺术团的部分表演节目中，还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尽力配合高雅的艺术演出活动，如婴幼儿的哭声和成年人的休闲短裤之类
，是不应出现在艺术表演中心的礼堂中的。就节目表演而言，一些以表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欢歌笑语的节目，由中老年演员担纲就显得不太适宜，不同的表演主题和艺术内容，在参演
的演员中应有相对应的年龄层界定。当然，有些节目由年长者表演，也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如当天晚会上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男声两重唱，由两位年资较长的演员演唱，听上去就显得清韵绕梁，颇有古风古韵；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中的年长者，更是将歌词中“我曾经豪情万丈…（现）已满怀疲惫、厌倦漂泊”的词曲意境表达得意味深长，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在本次演出中，黄河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对表演形式和表现方法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由王洛宾作曲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歌曲，节目由弦乐队伴奏，还有歌唱和舞蹈相结合，歌唱演员兼奏管乐，动态变化十足，布局很好。唯一不足的是，除了个别演员外，大部分管乐吹奏者临场
未能发挥得当，加上由萨克斯管吹奏出的短促低回的爵士曲调，同“在银色的月光下”悠长舒缓的曲调旋律不相协调融和，显得有些突兀。
黄河艺术团的这台“金秋月圆”晚会，在这个思念的季节，带给了华府的观众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和隽永的人生感怀，令人难忘。同时，黄河艺术团的优秀艺术家们对许多曲目和艺术表现方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我们期待着黄河艺术团今后的优质艺术表演活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和更多青年演员的参与，同大家欢喜见面。如果，每年春节，北京都有国内“春晚”登台，而每年中秋，美京也有海外“秋晚”亮相，那真是春花秋月，音韵相接；海内海外、好戏连台，大华府的侨胞，岂不乐哉！
Tuesday, August 25, 2009
读《改 革 历 程》
丘 霖
今年是八九民运二十周年。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除了香港以外，海外并没见到轰轰烈烈的纪念场面。如果说今年的周年纪念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当推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
录在海外出版一事。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遭到罢黜并被软禁的赵紫阳，生前通过录音方式，留下了对于改革进程和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录与个人思索。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
际，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囚犯》(Prisoner of the State) 于今年五月初在美国各书店面市，而中文版《改革历程》也在稍后出版发行。
赵紫阳这一名字，同我们过去在国内相当长一段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听说过"要吃粮，找紫阳"；我们学习过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见识过十三大时他率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同中外记者直接交流的实况报道；我们也观看过据说颇得赵紫阳支持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八
九年春夏期间，赵紫阳更是处在政局变动在风口浪尖上。一般来说，赵紫阳在民间享有温和与开明的声誉及形象，记得有一次在接受国外记者访问时，赵紫阳曾表示，他自信没有人会
用"强人"一词来形容他。十三大闭幕那会儿，我正在南京一处建设工地出差，晚上大家一起围着电视收看有关十三大的新闻节目。当看完了赵紫阳率同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实况
转播后，一位饱经风霜、德高望重的老工程师喝了一口茶，站起身来，象是在自言自语，却又语重心长地缓缓说道:"中国有希望啊。" 这一口茶，这一句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八九年五月学运正酣时，某日在上海的一所高校读到一篇言辞激烈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段这样问道：“看来赵紫阳此次已赢得大局，但，这难道是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吗”？六四之后，赵紫阳黯然下台，而我们上过街的职工都要写一篇“认识”，按“要求”把参与游行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在赵紫阳主政下的“错误舆论导向”，以求人人过关。之后，赵紫阳这一名字似乎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直到2005年一月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今年，适逢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当听说由赵紫阳口述的新书就要出版，心中自然是十分关注，正欲购买时，发现原文本来是中文的《改革历程》
暂不上市，却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国家囚犯》先行登堂入店。
赵紫阳回忆录的英语文本《国家囚犯》五月初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出版。西蒙舒斯特是美国出版界的重量级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924年，目前隶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年出版各类书籍两千余种，作者包括从约翰.杜威到吉米.卡特等美国著名人物。《国家囚犯》由Renee Chiang 翻译成英文， Adi Ignatisu 任编辑，这两人都有较深的中国渊源，Renee Chiang是香港人，1989年正在内地任教；Adi Ignatius 曾任华尔街时报记者，在赵紫阳时代负责报道中国新闻。中文版《改革历程》由赵紫阳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五月下旬出版。
据媒体报道，就在英文版的《国家囚犯》出版之际，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老新闻工作者杜导正，对该书英文版提出批评，认为“序言和标题不客观，扭曲了赵的原意，”并认为，现在不是出版该书的时机。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目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据闻，《炎黄春秋》是力
挺改革开放人士的重镇，读者大都是党内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杂志曾因发表拥护民主宪政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过。杜导正在香港《明报》上发表的声明强调，赵紫阳录音时尽力客观冷静，他肯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但该书的序言和标题夸大赵的个人功绩，那是不客观的，经不起历
史推敲。杜导正在中文版《改革历程》的序言，题目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在序言中杜导正说明了当时替赵紫阳录音的经过，他表示，赵紫阳巳逝世四年，当局仍未作出平反及正确评价。他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对得住历史、国家及人民，并引用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时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为序言的结语。
用了不长的时间，就读完了《改革历程》。这本书籍的设计、装订和印刷显得严谨、细致，书前有多幅赵紫阳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除了序言外，还有鲍彤写的导言，标题是：“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历史背景”。回忆录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代后记、赵紫阳年表、人名录和四篇赵紫阳的讲话、发言稿。读罢赵紫阳的回忆录，有两个感受比较深，一是，当年校园和坊间的一些同高
层人事及政局有关的传言，如赵紫阳与邓力群等人的角力、胡耀邦同老人们的政治纷争，竟然与事实相去不远，让我对中国式的"政治透明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是，当年推动经济改革，尤其是要“闯物价关”那会儿，我们所在单位都曾组织学习相关社论和宣传资料，领会和掌握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精神实质。但是，从《改革历程》一书中看，当时在高层人士中，对闯物价关并无严密的分析部署和通盘的评估掌控，整个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读来有惊心动魄之感。
一代领导人的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是，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代，都是一部非常具有参考作用的史料，也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软禁中发出的肺腑之
言，在中共近九十年的党史中属难得之作。杜导正在他为《改革历程》所书写的序言中说：赵紫阳“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因此，人们才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读完《改革历程》，我觉得这位新闻老前辈的话十分中肯，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同时，我也觉得，英文版的《国家囚犯》这一书名，同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于改革进程的回顾和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这一主题，并不契合。另外，在注解部分，编者对鲍彤被官方宣称
为“监视居住”而事实上遭到监禁一事的叙述，使用了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 “骇人听闻”，让人感觉措辞有些偏离对事实的陈述。
《改革历程》一书，展现的是赵紫阳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后尤其令人感佩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勇气和胸襟。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阅读《改革历程》，可籍此对当时崇尚
独立、追求理想的人生历程作一些思考和回顾。这，也是我阅读《改革历程》的一项附加收获。
今年是八九民运二十周年。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除了香港以外，海外并没见到轰轰烈烈的纪念场面。如果说今年的周年纪念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当推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
录在海外出版一事。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遭到罢黜并被软禁的赵紫阳，生前通过录音方式，留下了对于改革进程和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录与个人思索。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
际，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囚犯》(Prisoner of the State) 于今年五月初在美国各书店面市，而中文版《改革历程》也在稍后出版发行。
赵紫阳这一名字，同我们过去在国内相当长一段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听说过"要吃粮，找紫阳"；我们学习过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见识过十三大时他率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同中外记者直接交流的实况报道；我们也观看过据说颇得赵紫阳支持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八
九年春夏期间，赵紫阳更是处在政局变动在风口浪尖上。一般来说，赵紫阳在民间享有温和与开明的声誉及形象，记得有一次在接受国外记者访问时，赵紫阳曾表示，他自信没有人会
用"强人"一词来形容他。十三大闭幕那会儿，我正在南京一处建设工地出差，晚上大家一起围着电视收看有关十三大的新闻节目。当看完了赵紫阳率同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实况
转播后，一位饱经风霜、德高望重的老工程师喝了一口茶，站起身来，象是在自言自语，却又语重心长地缓缓说道:"中国有希望啊。" 这一口茶，这一句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八九年五月学运正酣时，某日在上海的一所高校读到一篇言辞激烈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段这样问道：“看来赵紫阳此次已赢得大局，但，这难道是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吗”？六四之后，赵紫阳黯然下台，而我们上过街的职工都要写一篇“认识”，按“要求”把参与游行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在赵紫阳主政下的“错误舆论导向”，以求人人过关。之后，赵紫阳这一名字似乎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直到2005年一月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今年，适逢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当听说由赵紫阳口述的新书就要出版，心中自然是十分关注，正欲购买时，发现原文本来是中文的《改革历程》
暂不上市，却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国家囚犯》先行登堂入店。
赵紫阳回忆录的英语文本《国家囚犯》五月初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出版。西蒙舒斯特是美国出版界的重量级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924年，目前隶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年出版各类书籍两千余种，作者包括从约翰.杜威到吉米.卡特等美国著名人物。《国家囚犯》由Renee Chiang 翻译成英文， Adi Ignatisu 任编辑，这两人都有较深的中国渊源，Renee Chiang是香港人，1989年正在内地任教；Adi Ignatius 曾任华尔街时报记者，在赵紫阳时代负责报道中国新闻。中文版《改革历程》由赵紫阳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五月下旬出版。
据媒体报道，就在英文版的《国家囚犯》出版之际，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老新闻工作者杜导正，对该书英文版提出批评，认为“序言和标题不客观，扭曲了赵的原意，”并认为，现在不是出版该书的时机。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目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据闻，《炎黄春秋》是力
挺改革开放人士的重镇，读者大都是党内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杂志曾因发表拥护民主宪政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过。杜导正在香港《明报》上发表的声明强调，赵紫阳录音时尽力客观冷静，他肯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但该书的序言和标题夸大赵的个人功绩，那是不客观的，经不起历
史推敲。杜导正在中文版《改革历程》的序言，题目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在序言中杜导正说明了当时替赵紫阳录音的经过，他表示，赵紫阳巳逝世四年，当局仍未作出平反及正确评价。他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对得住历史、国家及人民，并引用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时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为序言的结语。
用了不长的时间，就读完了《改革历程》。这本书籍的设计、装订和印刷显得严谨、细致，书前有多幅赵紫阳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除了序言外，还有鲍彤写的导言，标题是：“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历史背景”。回忆录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代后记、赵紫阳年表、人名录和四篇赵紫阳的讲话、发言稿。读罢赵紫阳的回忆录，有两个感受比较深，一是，当年校园和坊间的一些同高
层人事及政局有关的传言，如赵紫阳与邓力群等人的角力、胡耀邦同老人们的政治纷争，竟然与事实相去不远，让我对中国式的"政治透明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是，当年推动经济改革，尤其是要“闯物价关”那会儿，我们所在单位都曾组织学习相关社论和宣传资料，领会和掌握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精神实质。但是，从《改革历程》一书中看，当时在高层人士中，对闯物价关并无严密的分析部署和通盘的评估掌控，整个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读来有惊心动魄之感。
一代领导人的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是，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代，都是一部非常具有参考作用的史料，也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软禁中发出的肺腑之
言，在中共近九十年的党史中属难得之作。杜导正在他为《改革历程》所书写的序言中说：赵紫阳“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因此，人们才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读完《改革历程》，我觉得这位新闻老前辈的话十分中肯，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同时，我也觉得，英文版的《国家囚犯》这一书名，同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于改革进程的回顾和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这一主题，并不契合。另外，在注解部分，编者对鲍彤被官方宣称
为“监视居住”而事实上遭到监禁一事的叙述，使用了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 “骇人听闻”，让人感觉措辞有些偏离对事实的陈述。
《改革历程》一书，展现的是赵紫阳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后尤其令人感佩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勇气和胸襟。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阅读《改革历程》，可籍此对当时崇尚
独立、追求理想的人生历程作一些思考和回顾。这，也是我阅读《改革历程》的一项附加收获。
Wednesday, August 5, 2009
种 菜 乐
丘 霖
两年前，曾为文历数我家后院旧阳台的景观种种。在阳台上观景、读书或深呼吸，心中自是一片清凉，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式的赏心悦目，少了人的主动参与和投入。如一位同事曾
对我说：听上去你很喜欢音乐嘛，那你弹奏什么乐器呢？我答曰：None。同事闻之一笑：那你还不算是真正喜欢音乐啊！
话说去年夏天，我岳父母从加拿大来美国小住。岳父虽说是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但动手能力超强，他冒着酷暑挥汗在我们的后院硬是开出了一片菜地。这菜地虽不算大
，却得之不易。首先，这片泥地中积石很多，开地松土时还需要一一将大大小小的石块捡出清理干净；二则，我们的后院面对的是一片公共树林，大小动物出没其间，并常常“越界”觅食，为防止鹿只、松鼠和旱獭等入侵“扫荡”，岳父挥斧砍树，将较直的树干做成桩，再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九柱树干将菜地团团圈起，完成了我们家自迁入以来在后院的首次“圈地运动”。
菜地开成后，我一度担心未经申请批准，菜地在社区中的身份是否“合法”。其实，美国的家庭后院种菜风过去曾风行过好一阵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南草坪开辟了一块菜园，亲自种植各类蔬菜，以身作则倡导美国民众夫妻开荒、
自给自足。战争时期，人们将这种菜园叫做“胜利菜园”。统计数字显示，在“胜利菜园”的全盛时期，全美百分之四十的新鲜蔬菜水果供应来自人们的家庭后院。去年夏秋之后，美国经济严重滑坡，果蔬价格不断攀升，美国人民又开始转向自己的家庭后院“要菜”了。只不过，媒体将此番应运而生，却是卷土重来的家庭菜园，称作为“经济衰退菜园”。再后来，奥巴马入主白宫，第一夫人米雪尔师法埃丽诺在白宫种菜的照片竞相刊登在报端，其声势不亚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植树节上种树浇水的架势，我心想，有白宫撑腰，
咱菜园虽“黑”也“红”啊。
今春，我和孩子她妈开始频频光顾后院的那块菜地，做些施肥除草的农活。第一次做菜农，信心与经验皆严重匮乏。所幸，被半杯清茶社众兄弟尊称为“菜农哥”的文友之微，拔菜相助，将他田里健壮的数排韭菜移至我家，成了我们菜园里的第一道风景线。之微兄毕竟经验老到，环顾我家菜地后，认为菜园地势低洼，逢大雨排水不易。为了防
涝保收，菜农哥拿起铁锹, 带着我沿着菜园周围挖起了排水沟，不一会儿，水利工程告竣，我们俩在田边树荫下喝起凉白开，感觉岂是一个“爽”字了得。看到韭菜长得绿油油的，我和太太的种菜热情为之大增。之后，我们开始为菜园播种。第一年种菜，也不知这块地适合栽种何类菜蔬，于是决定广播菜籽菜苗，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视结果如何再定今后的种菜方向。我们的菜园长约五米，宽约四米，在那里我们先后种上了番茄、黄瓜、丝瓜、苦瓜、豆角、茄子、扁豆、芸豆、辣椒等蔬菜，然后在地里架
上供爬藤用的竹架子，施上肥料，万事俱备，只欠春风。数日后，当看到小苗破土而出，小秧奋力向上，心里一片美滋滋、喜洋洋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种得开心，吃得放心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了。我们为自己加入“新菜农”的行列而自豪，在体验劳动乐趣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植物生长的喜悦。培培土、施施肥、扶扶植物、浇浇水，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深吸几口气，遥望蓝天白云，亲近鸟语花香，真切地体
会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种菜栽果没有切身感受。眼下，当看到细小的黄瓜籽，发芽后抽出的藤丝紧紧地缠住竹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坚定地向上攀爬，
不断成长壮大，我感动于生命的力量坚定而执着，甚至觉得, 这是某种超然的力量在昭示着我们。
孩子她妈一天去菜地两次，雷打不动，每每还笑意写在脸上。问何故，答曰：每天一早一晚两次照看菜藤菜花，亲眼所见瓜、豆渐次长大，心中的喜悦莫大于此。如今，我们已用收获
来的菜蔬做了美味可口的家乡菜肴，如凉拌黄瓜、清炒扁豆、苦瓜小鱼、糖醋蒜头和韭菜盒子。自己种的菜新鲜自然不在话下，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更有明显的不同，常带着幽幽的清
香味 - 黄瓜也一点都不发涩，苦瓜清脆爽口，番茄色正、味甜，让我回忆起童年时生吃洋红番茄的滋滋香味。由于“根正苗红”的韭菜长势喜人，产量供大于求，已有能力收割送人，但与原产者菜农哥追着人送菜的频率和劲道相比，那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今年的夏天，我们常常以这样的形式来“拥抱”我们的菜地 - 清晨，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来到菜园，巡视新芽、新花和新果实, 以及飞舞其间辛勤劳作的的蜜蜂、蝴蝶；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后，提上一桶水，拿上一把小铲，再次来到“自留地”，这时天色渐晚，落霞照着天际和树林，树上倦鸟归巢，微风中还带着些许暑意，园中的瓜果又比早晨时长大了一些，... 浮生难得半日闲，快意原是如此的自然而简单。虽然我们的菜地不大，农活不重，但劳动也能让四肢不勤的我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夏天干起农活，一会儿就让你出一身汗，如此，去
健身房的费用也就省了下来。
晚上，我们有时会去邻里小区散步，一溜溜房子中，要辨认哪家住着华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 因为只要你走近他们的后院，那木围墙上爬了丝瓜、黄瓜、苦瓜等等东方菜蔬的，十之八九是华人的居所。由于有共同关心的话题，邻里的交流就可以超越今天天气如何如何的
泛泛而谈。 更重要的是，当我对邻居说我们喜欢新鲜蔬菜时，我的底气就显得有些充分，因为在今年，我们真的卷起袖子和裤腿当菜农了！
两年前，曾为文历数我家后院旧阳台的景观种种。在阳台上观景、读书或深呼吸，心中自是一片清凉，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式的赏心悦目，少了人的主动参与和投入。如一位同事曾
对我说：听上去你很喜欢音乐嘛，那你弹奏什么乐器呢？我答曰：None。同事闻之一笑：那你还不算是真正喜欢音乐啊！
话说去年夏天，我岳父母从加拿大来美国小住。岳父虽说是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但动手能力超强，他冒着酷暑挥汗在我们的后院硬是开出了一片菜地。这菜地虽不算大
，却得之不易。首先，这片泥地中积石很多，开地松土时还需要一一将大大小小的石块捡出清理干净；二则，我们的后院面对的是一片公共树林，大小动物出没其间，并常常“越界”觅食，为防止鹿只、松鼠和旱獭等入侵“扫荡”，岳父挥斧砍树，将较直的树干做成桩，再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九柱树干将菜地团团圈起，完成了我们家自迁入以来在后院的首次“圈地运动”。
菜地开成后，我一度担心未经申请批准，菜地在社区中的身份是否“合法”。其实，美国的家庭后院种菜风过去曾风行过好一阵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南草坪开辟了一块菜园，亲自种植各类蔬菜，以身作则倡导美国民众夫妻开荒、
自给自足。战争时期，人们将这种菜园叫做“胜利菜园”。统计数字显示，在“胜利菜园”的全盛时期，全美百分之四十的新鲜蔬菜水果供应来自人们的家庭后院。去年夏秋之后，美国经济严重滑坡，果蔬价格不断攀升，美国人民又开始转向自己的家庭后院“要菜”了。只不过，媒体将此番应运而生，却是卷土重来的家庭菜园，称作为“经济衰退菜园”。再后来，奥巴马入主白宫，第一夫人米雪尔师法埃丽诺在白宫种菜的照片竞相刊登在报端，其声势不亚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植树节上种树浇水的架势，我心想，有白宫撑腰，
咱菜园虽“黑”也“红”啊。
今春，我和孩子她妈开始频频光顾后院的那块菜地，做些施肥除草的农活。第一次做菜农，信心与经验皆严重匮乏。所幸，被半杯清茶社众兄弟尊称为“菜农哥”的文友之微，拔菜相助，将他田里健壮的数排韭菜移至我家，成了我们菜园里的第一道风景线。之微兄毕竟经验老到，环顾我家菜地后，认为菜园地势低洼，逢大雨排水不易。为了防
涝保收，菜农哥拿起铁锹, 带着我沿着菜园周围挖起了排水沟，不一会儿，水利工程告竣，我们俩在田边树荫下喝起凉白开，感觉岂是一个“爽”字了得。看到韭菜长得绿油油的，我和太太的种菜热情为之大增。之后，我们开始为菜园播种。第一年种菜，也不知这块地适合栽种何类菜蔬，于是决定广播菜籽菜苗，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视结果如何再定今后的种菜方向。我们的菜园长约五米，宽约四米，在那里我们先后种上了番茄、黄瓜、丝瓜、苦瓜、豆角、茄子、扁豆、芸豆、辣椒等蔬菜，然后在地里架
上供爬藤用的竹架子，施上肥料，万事俱备，只欠春风。数日后，当看到小苗破土而出，小秧奋力向上，心里一片美滋滋、喜洋洋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种得开心，吃得放心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了。我们为自己加入“新菜农”的行列而自豪，在体验劳动乐趣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植物生长的喜悦。培培土、施施肥、扶扶植物、浇浇水，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深吸几口气，遥望蓝天白云，亲近鸟语花香，真切地体
会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种菜栽果没有切身感受。眼下，当看到细小的黄瓜籽，发芽后抽出的藤丝紧紧地缠住竹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坚定地向上攀爬，
不断成长壮大，我感动于生命的力量坚定而执着，甚至觉得, 这是某种超然的力量在昭示着我们。
孩子她妈一天去菜地两次，雷打不动，每每还笑意写在脸上。问何故，答曰：每天一早一晚两次照看菜藤菜花，亲眼所见瓜、豆渐次长大，心中的喜悦莫大于此。如今，我们已用收获
来的菜蔬做了美味可口的家乡菜肴，如凉拌黄瓜、清炒扁豆、苦瓜小鱼、糖醋蒜头和韭菜盒子。自己种的菜新鲜自然不在话下，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更有明显的不同，常带着幽幽的清
香味 - 黄瓜也一点都不发涩，苦瓜清脆爽口，番茄色正、味甜，让我回忆起童年时生吃洋红番茄的滋滋香味。由于“根正苗红”的韭菜长势喜人，产量供大于求，已有能力收割送人，但与原产者菜农哥追着人送菜的频率和劲道相比，那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今年的夏天，我们常常以这样的形式来“拥抱”我们的菜地 - 清晨，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来到菜园，巡视新芽、新花和新果实, 以及飞舞其间辛勤劳作的的蜜蜂、蝴蝶；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后，提上一桶水，拿上一把小铲，再次来到“自留地”，这时天色渐晚，落霞照着天际和树林，树上倦鸟归巢，微风中还带着些许暑意，园中的瓜果又比早晨时长大了一些，... 浮生难得半日闲，快意原是如此的自然而简单。虽然我们的菜地不大，农活不重，但劳动也能让四肢不勤的我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夏天干起农活，一会儿就让你出一身汗，如此，去
健身房的费用也就省了下来。
晚上，我们有时会去邻里小区散步，一溜溜房子中，要辨认哪家住着华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 因为只要你走近他们的后院，那木围墙上爬了丝瓜、黄瓜、苦瓜等等东方菜蔬的，十之八九是华人的居所。由于有共同关心的话题，邻里的交流就可以超越今天天气如何如何的
泛泛而谈。 更重要的是，当我对邻居说我们喜欢新鲜蔬菜时，我的底气就显得有些充分，因为在今年，我们真的卷起袖子和裤腿当菜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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