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 悟” 的 钱 穆

来去集之254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