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诞 有 感

今年圣诞节期间，应女儿的要求，在家中布置了圣诞树和其他节日装点，参加了单位的圣诞餐会和朋友的几处节日聚会，与朋友和在国内的父母通电话互致节日问候，再吃上一顿家庭节日餐，回想起来，年复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过的，十几年来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同近年来国内的圣诞节气氛相比，我们这样的节庆方式就算是很落伍和很没有情调了。据报道，现在国内过圣诞的气势和激情越来越大，全城堵车，短信无数，大街上和媒体中，有关圣诞节的广告讯息如圣诞大餐和通宵舞会铺天盖地，整个城市笼罩在圣诞节的喜庆气氛当中，圣诞节似乎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位美国人在中国经历了当地的圣诞节庆后说：这里的一切“更像是狂欢节、元旦夜和万圣节的混合体”。
记得在去年圣诞节前，有鉴于国内圣诞节狂欢现象年盛一年，来自北大、清华、政法大学、人大、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师大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动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社稷安全，号召人们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圣诞节“说不”。但是，从媒体的报道上看，一年之后，国内圣诞节的欢庆气氛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学者们的道德劝说显然没能有效阻止更多的人拥抱圣诞老人，有一位年轻人的“圣诞观”颇有一点代表性，在她看来，“圣诞老人比灶王爷更可爱，玫瑰花比红灯笼更浪漫。” 对此，不少文化专家和社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内的“圣诞热”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而我们在美华人的节庆习俗也成为研究者所关注和援引的例证。有分析家指出，当年远赴欧美等国家留学的学人，大多对西方文化都不曾有抵触情绪，不少人还十分向往那里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他们定居异国后，很多人只是把圣诞节作为一个法定的节假日看待，觉得会发自内心庆祝的大节日还是春节，尽管在这些国家中春节并不是国定节日。因此，分析家的结论是，对国内的“圣诞热”无须多虑，毕竟血浓于水，到最后，人们还是会回归民族传统，轻“圣诞”而重春节的。笔者读后颇觉有理，但细一想，当年，在那些留学生的小时候，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圣诞节，童年生活经历中未曾有过“圣诞老公公”烙下的任何印记，那么，以后的留学生和移民在海外会是如何过圣诞节呢？
也许是替圣诞节降温努力的一部分，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忙着过的圣诞节 而这些美国大腕却不过”，文章列举了一长串不过圣诞节的名人名字，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金融巨头索罗斯，股神巴菲特，好莱坞影星达斯汀•霍夫曼，星巴克咖啡创始人舒尔茨，戴尔电脑创始人戴尔，Google（谷歌）创始人布伦，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微软公司CEO巴尔默，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NN王牌节目主持人赖瑞金，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格罗夫，POLO服装品牌创建人拉尔夫•劳伦，一代歌星保罗•西蒙，伊拉克战争策划者沃尔夫威茨等等。文章的本意是告诫人们不要什么都学美国人，但是，要命的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却又是“美国大腕”如何如何。文章接着说，在美国不过圣诞节的还有耶鲁大学百分之三十五的学生,哈佛大学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三分之一的美国千万富翁, 三分之一的美国律师, 为数一半的华尔街银行家, 等等等等 （原文如此）。文章说：“他们都是犹太人，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财富相当一部分都是犹太人创造并影响着的...他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尊重，热爱和坚持, 无论生在美国，德国，英国还是澳洲，也无论经过多少代，犹太人在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外，始终严格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年轻人谈恋爱归谈恋爱，真到结婚时找的还是犹太人。他们始终坚持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用希伯来语颂读诗篇，回顾历史，吃自己民族的食物…。” 读到这里，我觉得作者引用的数字大体正确，可能还有些保守，但是论述却有自相矛盾之处，如“犹太人在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外，始终严格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我不了解除了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外，文化生活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既然“始终严格保持”，又何来“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议？“独乐乐”同“与人乐乐”，这两种乐趣是无法同时并存的。
对国内近年来涌现的“圣诞热”，笔者无意加入民族性比较和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自己对此也没有“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这样的自觉性和认识高度，但是我总觉得个人选择过什么节日，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事，青菜和萝卜，圣诞老人和灶王老爷，个人有个人的喜欢。而节日中出现的一些狂热现象，来得猛，很可能去得也快， 老子的“道德经”如是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浮躁的东西，是不会走得很久远的，犯不着大家跟着一起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对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很大的兼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人既然接受了西元中的元旦，有人爱在岁末年终的圣诞时节再找个理由快乐一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一个节日选择，就象国人在衣柜里添上一套洋装，在家中挂上两幅油画一样，应无可厚非。

刘 雪 庵 与《何 日 君 再 来》

丘 霖

上周的来去集从自己喜爱的圣诞歌曲写起，还扯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一百年前的俄国宫廷事件。至于圣诞节，我虽不信奉基督教，但这不影响我欣赏圣诞歌曲和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能放松心情，发散思绪，焕发精神的音乐，管他古今中外，美声通俗，大调小曲，我都爱听，典型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作风。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声中识字和长大的，小时候，无论是在学校的歌咏比赛中，还是每年组织去看的样板戏里，或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每周一歌”节目中，我们所理解的歌曲，全部是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革命和歌曲是一个固定的名词搭配一般，不知道歌曲还能够表达任何其他的主题，以致于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某一天，在听到电台音乐节目播音员介绍一则表达姑娘失恋之苦的拉丁美洲歌曲时，我内心的惊讶和震撼难以言喻- 这世界上的人们居然还可以借歌曲来表达失恋的痛苦！
俗话说，物极必反，当人们听烦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人性化的柔情歌曲便势如破竹，横扫中国大陆，以至于在八十年代民间有“老邓管白天，小邓（丽君）管晚上”之说。在早期流行于大陆的许多邓丽君的名曲中，《何日君再来》是一首颇有争议的歌曲，也曾被官方报刊树立为“毒草”和靡靡之音的典型加以批判。开始，我还以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唱红的，殊不知，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曲作者刘雪庵，在音乐界同黄自和贺绿汀等齐名，是中国最杰出的老一辈现代音乐家之一。
说到贺绿汀，他的音乐作品人们都非常熟悉和了解。贺绿汀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如广为传唱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同时，他也成功地为当时的许多电影谱写歌曲，如《秋 水伊人》，《春天里》和《天涯歌女》。电影《马路天使》中的主题歌《天涯歌女》，采用了江南民歌的曲调，听起来委婉清丽，既有淡淡的忧愁，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恋爱中少女的纯真情怀。这首歌曲最近被李安穿插在《色，戒》的情节之中，被影评人士认为是对人物性格和电影情节“恰到好处”的诠释和铺垫，这首当年的经典流行老歌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刘雪庵与贺绿汀年龄相仿，都曾师从黄自，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刘雪庵作曲生涯同贺绿汀十分相似，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包括《流亡三部曲》（含《松花江上》），《满江红》、《巾帼英雄》在内的大量爱国歌曲，他为电影《关山万里》谱写了主题歌《长城谣》，后因“八•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影片未能摄制完成，但歌曲《长城谣》却不胫而走：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深沉而豪迈的歌声，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但是，才华横溢的刘雪庵，后半生的境遇同贺绿汀相比，却是相去甚远，而原因就出在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
1939年，在香港拍摄的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爱国电影《孤岛天堂》，将刘雪庵的谱曲之《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以烘托青年男子参军前女友与其依依不舍的场景。歌曲中探戈节拍结合上海腔的民谣风格，颇具“小资”情调，很快就广为流行，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正因为这是三十年代歌曲，于是就有人提出批评说它是“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里的君乃“太君”是也。1957年，刘雪庵因为《何日君再来》加上他的直言，被打成右派，他担任的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职务也被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雪庵更遭灭顶之灾，被戴上“反动文人”和“黄色作曲家”的帽子，长期关押在“牛棚”并遭受毒打，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夫人则被殴打致死，其他亲人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直至文革结束九年后刘雪庵始获平反。
《何日君再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后而再度走红，却再次被官方定性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遭禁止。后来经查证，原来刘雪庵写的那首探戈曲子《何日君再来》，是1936年为一家公司拍摄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所配的音乐，歌词是抗日电影《孤岛天堂》导演方沛霖请编剧黄嘉谟填写后加入的，当时刘雪庵并不知情。这番公正的调查结论，令刘雪庵闻之动容，仰天大哭，泪如雨下。迟到的春天，对人到暮年的刘雪庵似乎来到太晚了点。1984年当香港歌手张明敏在春节联欢会上重唱《长城谣》时，这首曾流传于抗战前线和后方，讴歌抗日的爱国歌曲，在历经数十年禁锢后，终于又重见天日了。而此时的刘雪庵，饱经打击和磨难，早已瘫痪不起。1985年3月15日，曾创作过中国第一首钢琴小奏鸣曲和第一首钢琴组曲的刘雪庵，写下了他人生的休止符，病逝于北京。
如果回顾再久远一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不仅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遭禁，在抗战期间还曾先后被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占领当局禁唱，但原因却各有不同。日军禁唱日文版的理由是 《何日君再来》缠绵的歌词和情调会使日军士兵因思念家人而导致军纪松懈；至於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禁唱中文版的 《何日君再来》，主要是怀疑中国老百姓籍这首歌期待中国军队的反攻，光复中原。 到了抗战末期，日军知道败局已定，但心有不甘，於是有人竟在 《何日君再来》上面打主意。据当事者回忆，当时日本人把 《何日君再来》的" 何"字，改成" 贺" ，"君"字改成"军 "。这样一改， 《何日君再来》就变成了 《贺日军再来 》了。故此， 在重庆的蒋委员长震怒之下亲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曲，没有卖出的唱片统统收回销毁，广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这项禁令一直延续至一九七九年才在台湾被“松绑”。一首歌曲竟会承载如此多重的" 罪名"，并且被敌对的国、共、日三方通加封杀，空前绝后，称之为奇歌当不为过，而刘雪庵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作品和人生，将会长久地被后人所追念。

Boney M 演 唱 组 的 歌 曲

离圣诞节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华府地区的 97.1 WASH-FM 电台已经开始播放圣诞歌曲和音乐了。十一月末一个秋风萧瑟的周末，我在清扫前后园的落叶时，特地带上耳机，一边听著轻快喜悦的节日音乐，一边挥汗扫落叶。人有一个好心情时，苦中可以作乐，时间也就过得更快。但是，由于电台是整日播放圣诞乐曲，其中难免会有不少重复，而有的圣诞歌曲在我听来也并不是那么悦耳动听。如果要我在众多的曲目中评选出最佳圣诞歌曲的话，典雅舒缓类的，我会选根据Pachelbel（帕赫贝尔）的巴洛克名曲 “Canon in D Major” 改编而成的童声合唱曲 “Christmas Canon” (表演者Trans-Siberian Orchestra)；热情奔放型的，我当推Boney M 演唱组的 “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
Canon 是一首经典传世之音乐作品，音乐意境隽永深长，在西方世界极为流行，不少人将此作为他们婚礼上播放的音乐，而合唱曲 “Christmas Canon”则在乐曲典雅庄严的基调上，用童声烘托出圣洁纯情的悠扬旋律，让人回味无穷。Boney M 演唱组的 “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富有浓郁的加勒比海情调，配以动感十足的迪斯科节奏，热情奔放，感染力十分的强烈。这首歌曲从一九七八年推出后，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经久不衰。说到这个曾红遍大半个地球的Boney M 演唱组，其中有的歌曲内容，竟然还同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一百年前俄国的宫廷丑闻扯上了关系。
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Boney M 演唱组，是七、八十年代最受世人瞩目的演唱组之一，肤色黝黑的乐队成员大部分来自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前英属加勒比海国家，音乐制作人是西德乐坛的知名人物 。广受欢迎的Boney M 演唱组，足迹遍及非洲、阿拉伯国家、伊朗、印度、东南亚和苏联, 其影响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当时能同Boney M 演唱组媲美的流行音乐团体大概只有瑞典的ABBA 演唱组了。1977年，Boney M 演唱组以一曲 “Daddy Cool” 红极一时，从欧洲演出到美国。由于他们身上特有的迪斯科韵味和动感，又正好赶上当时美国风行迪斯科热潮，因而大受欢迎。
在八十年代初，Boney M 的歌曲也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在电台的外国音乐节目中播放，记得当时有几首歌曲非常流行，如 Rivers of Babylon（巴比伦河）、Belfast (贝尔法斯特) 等。那时我一句歌词都听不懂，只是觉得歌曲的旋律好听够劲。当时，还有一首由 Boney M 原唱的歌曲，叫做“Bahama Mama”，被台湾歌手改编为“梦中的妈妈”，传唱至大陆。中文“梦中的妈妈”的歌词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一首思念妈妈和故乡的歌曲。在不久后的一九八三年，国内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开始进行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文学、电影、戏剧、舞蹈、曲艺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等。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思想大批判运动”。某些人士急欲将此运动“深化”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穿著打扮及娱乐活动中，要禁止留长发，禁止穿奇装异服，禁止听唱靡靡之音，结果，这首“梦中的妈妈”被单挑出来作为“坏歌曲”的典型加以批判。那么，为何这首歌曲会被“树为典型”并遭禁止呢？原因不在于它的中文歌词，而是 Boney M 演唱组的英文原词。“Bahama Mama” 歌词开头的大意是这样： “巴哈马妈妈， 在镇上有所大房子， 还有六个大闺女， 可是全都没做新娘子”，因此，有人断定这是一首描写妓女生活的歌曲，进而殃及歌词完全不同但是曲调节奏相同的“梦中的妈妈”，一并遭到严格禁止和批判，官方媒体以“活生生”的事例正告人们，流行歌曲暗藏的“毒害”以及“清污运动”之及时和必要。现在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Bahama Mama”的歌词原文，我们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妓女生活的描写，也没有很露骨的字眼，但是，歌曲中确有轻佻的内容和想象的空间，折射的是中美洲地区人们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如果要论及政治立场的话，Boney M 演唱组在西方乐坛上应算是左倾的。一九七八年，Boney M 演唱组高调访问前苏联并举办演唱会，成为冷战时期为数很少的前往苏联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无独有偶，在当时的苏联，也有一首 Boney M 演唱组的歌曲被苏联政府禁止，歌名是“Rasputin” (拉斯普金)。尽管 “Rasputin” 一曲被禁，但是 Boney M 演唱组在苏联还是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热烈欢迎，在各地举行的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曾是修士的拉斯普金是上世纪初俄国宫廷中的八卦型人物，被称为“怪僧拉斯普金”。一九0八年，为了给皇太子治病，拉斯普金被尼古拉二世召入宫中，并得到皇后的信赖，作为皇后的顾问，他对宫廷内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拉斯普金在宫中过著淫荡的生活, 丑态百出，传与皇后有染，最后被贵族暗杀身亡。Boney M 的同名歌曲，歌词露骨火辣，甚至有嘲讽俄国人的意味，因此被苏联政府明令禁止。
抛开 Boney M 演唱组有争议的歌曲不讲，他们的“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 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圣诞歌曲之一。今年，在网上查询 Boney M 的歌词时，不意找到他们同一百年前俄国历史的牵扯和二十多年前国内“清污”运动的联系，记录如上同读者诸君分享。

后 生 可 畏

丘 霖

最近，台湾首位民进党籍的驻美代表吴钊燮，赴华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ＳＡＩＳ）发表演讲，就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中的若干热点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吴钊燮来美国就任新职后，曾多次赴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为台湾当局的两岸和外交政策进行辩护。吴钊燮此次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两岸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但内容主要聚焦在他有关"美国没有义务替台湾打仗"的说词上。据媒体报道 ，国民党军系立委帅化民据此炮轰民进党当局不但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现在连台美关系也玩完了。帅化民强调，在这种情势下，民进党还要疯狂推动"入联公投"和"正名制宪"，"根本是找死"。另外，有台湾媒体发表评论认为， 吴钊燮或许想强调台湾人有自我防卫的决心，但在解释"美国替不替台湾打仗"这件事情上，恐有走点过头，替美国强做了解人，逾越了几十年来美国对台湾关系法"战略模糊精神"的解释权限，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云云。 笔者当天也参加了 吴钊燮的演讲会，在此就借机摆一摆媒体报道外的"非主流新闻” 和个人观察。

当天吴钊燮的演讲会，被安排在ＳＡＩＳ的一个较小的演讲厅，演讲会主持人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教授，巧的是，蓝普顿教授曾是吴钊燮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时的老师。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的兰普顿在演讲会中询问吴钊燮：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希望台湾停止入联公投，但目前看来民进党政府不会停办，而如果因为入联公投引发一些后果，美国是否有义务要保护台湾？这个问题，事关部分台湾选民的重要心理依托，吴钊燮也深知在场的众多台湾媒体会把他的演讲内容即时传回岛内，但是，令我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吴代表对此敏感问题不假思索，径自拿起事前打印好的"台湾关系法"，朗读相关条文，并很快得出结论，"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虽有义务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但并没有义务替台湾打仗，这一点我们很了解"。 於是，他的这番对美国政策的解读和认定，和" 台湾会独自作战"的发言很快就占据了台湾的电视和平面媒体。 无独有偶，仅隔数天之后，台湾国防部就2008年的台湾大选合并举办公投到底会不会导致台海危机做出评估，认为北京的确会有“非理性”的行动，国防部长李天羽则进一步"坦承"，如果没有"友军"支持，两岸一旦开战，台方将会全军覆没 ......。结合这两位台湾高官一前一后高调的"分析和评估"，笔者纳闷，台湾高层是否有意藉此对他们一手拉抬促成的"公投狂热"给予适度的"政策性"降温？

纵观是次演讲会，包括演讲者在演讲时的肢体语言，吴代表看上去显得气宇不凡，自信满满，但是，他是否成功地说服了一干中外听众呢 (Made his Case) ？作为与会者之一，根据我的观察，结论是否定的。由於他的老板阿扁总统不断挑战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言而无信，甚至同美国作对，把台湾过去由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所经营积蓄的各项资源耗尽泰半，因此，吴代表的"苦口婆心"(Soft Talk) ，并不能改变国际大环境对台湾不利这一基本事实和趋向。但是，作为现场听众，我倒发现会场上的一个亮点人物，一位来自国内，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访问学者。这位女性访问学者，年龄看上去只有二十左右，却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英国牛津英语，她的用词精准简练，表达老练直接，她在提问时指出：在两岸关系上，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即坚持和平统一，但不轻言放弃武力；反观台湾一再变换政策主张，从"中华民国在台湾"到"两国论"，从"废省"、"终统"再 到"公投"等等，她问道：台湾当局明明知道大陆的底线，为什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台海间挑起争端，难道这样做才是造福台湾人民吗？这名女学者在提问中还论及有关奥运圣火和两岸经贸中的一些事例以支持她的论点。最后，她表示非常想到台湾尝尝台湾的小吃和水果，但是不解为何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人员往来设置障碍。对此，曾经担任过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的吴钊燮当即表示，他愿意为这位学者的入境台湾提供帮助，接着，吴钊燮又强调了他的“金句”，即岛内绝大多数民众不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偏离这一认知，不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就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谓之“态度坚决，立场坚定”并不为过，只是吴钊燮的这番制式表述显然缺乏说服力，也回避了这位学者提出的问题关键。在演讲会结束后，吴钊燮不忘趋前同这位年青的学者握手道别，对她的提问表示感谢，显示出外交官的风度，不过我猜想这位台湾的首席外交代表当时的心里一定有“后生可畏”之感吧。

记得八年前，笔者曾拜读过一位旅美中国退休外交官的著作，他在书中精辟而又不无遗憾地指出，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之一是“舞台大了，角色小了”。笔者于今日亲眼见到年轻优秀的中国学者在华府的名校磨砺以须，崭露头角，大舞台中的大角色应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