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鸠 山 想 到 的

来去集之255

丘 霖

最近，媒体上关于日本的新闻还真不少。九月十六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把持了50多年的日本政坛生态大变，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并成立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在中日关系方面，鸠山曾严厉抨击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指责小泉参拜损害日本国家利益，表示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曾担任国会议员的鸠山多次提出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名机构的议案，表示 “日本应该严肃对待侵略战争历史，认真反省，不能再度给周边国家带来伤害”。鸠山在最近同中国领导人会见时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另外，让对鸠山任内中日关系持发展乐观态度的人士更受鼓舞的是，新科日本首相夫人鸠山幸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她于194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鸠山由纪夫与鸠山幸相识于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幸当时是有夫之妇。鸠山后来谈及这段姐弟恋时说，“别人是从未婚女性中挑选妻子，我是在所有女性中挑选妻子”。
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那是离不开东瀛邻国日本的。因此，我对同日本有关的旧事新闻一直比较关注。最近，我在网上留意到这样一则报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末访华时，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报道称，中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名叫鸠山。日民主党在8月底的众院选举中获胜后，中国媒体相继推出介绍鸠山的专题，有的报道也提到了《红灯记》。报道还说，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之时，国内播放了众多以抗战以及与国民党内战为题材的电视剧。有关部门还要求在鸠山访华期间减少播放和抗战相关的电视剧。
国内外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指明出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共同社和产经新闻)。在阅读时，我力图使自己相信那是误传，但是，以往的事例告诉我，这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每当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或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当年日军受害者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当中日关系改善时，这些血泪控诉便没了踪影; 当民间因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反日情绪高涨时，媒体又被告诫不要挑动仇日神经...云云,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不成?
话说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八个著名“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剧中的日寇代表人物是名叫鸠山的日本宪兵队队长。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情节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唱段留有记忆，因为，京剧《红灯记》是当年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之一。
这鸠山一姓，在日本不算是大姓，当时的剧作者何以选中鸠山作为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现在可能无从了解其缘由。但是，四十年后，日本出了一位名叫鸠山的首相，而这位首相又是被认为是对华友善的日本政治家，由此，“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读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作家周国平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周国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原因，不过，他的一些观察分析也十分适用于对政治现象和公共政策的评判。在精神性的教育方面，人们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不卑不亢、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有关部门”因为日本出了个鸠山首相，就立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体和影视界今后规避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这在我看来，此举功利和实用得近似猥琐了。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中原大地确实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恶待自己文化母国的所作所为，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较远的甲午战争暂且不论，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日军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几乎濒于亡国。行文至此，收到"半杯"文友谭佑瑜转来的有关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历史图片和说明，从中了解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71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五万多人；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先烈们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永载史册!

在如何看待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必逞口舌之快地称其为"小日本"。但是，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呈不断上升的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观，令很多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她邻国的关系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就细枝末节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地避免这、规劝那，以换来对方满意的目光，如此的气度和胸襟, 如何能面对在抗战中英勇捐躯的民族志士的英灵? 又如何担当领导整个世界的重任?
一个有关“鸠山”名字的通知，折射出了民族精神重建的紧迫课题。

“彻 悟” 的 钱 穆

来去集之254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