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9, 2007

世 行 新 行 长 佐 立 克


丘 霖

在上个月初的一期来去集中,笔者以“世行行长的麻烦”为题,谈到美国和欧洲国家就沃尔夫维茨行长的去留问题进行的外交折冲,以及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对伊战推动者沃尔夫维茨在其行长任内品行操守的强烈不满和反弹。到了五月中旬,曾誓言绝不退却的沃氏,在来自国际和世行行内部尤其是世界银行董事会的巨大压力之下,同意鞠躬下台,结束了这场持续数月且能见度很高的行长任免拉锯战。作为双方妥协的结果,世界银行在发布的相关声明中赞扬了沃尔夫维茨在世行所推动之“扶贫”及“反贪”的努力。
在沃尔夫维茨宣布辞职后,美国很快提出了新行长人选,他就是前美国贸易代表,前美国副国务卿、现任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副总裁佐立克 (Robert B. Zoellick)。其实,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读者对这位佐立克先生应不会感到陌生。在担任莱斯国务卿副手时,佐立克主管的外交事务中就包括同负责同中国打交道,被媒体称为美中关系的操盘手。作为一位财经专家,佐立克对国际事务的熟稔和精深掌握,令此间政治人物和新闻界颇为叹服。在去年十月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几位友台议员纷纷就陈水扁在美国过境的礼遇问题向左立克发难,要求其道歉。但是,佐立克在答复中显得他对台海两岸微妙、复杂的情势了如指掌,备询时口气坚定,针锋相对。他指出:国与国交往,诚信很重要,作出承诺就要守信,如果一些政治人物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自食其言,或者不断试探底线,那就会带来冲突,如果这样,那毫无疑问地,美国政府当然会作出回应。佐立克当时警告说,台湾如果宣布独立就是意味战争,而美国将会被拖下水,这不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佐立克说,美台之间有许多对彼此都有利的议题有待双方共同努力推动,美国也一直在协助台湾与全球体系“接轨”,但如果台湾不在这方面与美国合作,却一直不断地想挑战美国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政策,“我认为台湾是一直在撞墙。(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佐利克是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外交部副部长级)的美方负责人,也是中美“互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去年年底,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后,佐利克还特别邀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前往纽约市,参观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故居和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美国国务院称,美方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盟国在建设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起到的作用”。此举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有历史眼光的美国官员试图籍二战时期同中国共同抗击日军而奠定的特殊历史关系,重新打造美中同盟。而 Stakeholder 的用词则将中国的地位从一个区域“强权”提升到美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合作夥伴。当时一位美国资深评论家这样评论说:“佐利克是布什政府内部仅次于鲍威尔的最具国际视野的官员。”
2006年初,佐利克第一次以副国务卿的身份访问中国。那次对中国访问最大的亮点并非在正式的会谈场面,而是他和中国国宝熊猫的“亲密接触”。在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佐利克一改不苟言笑的严肃作风,怀抱熊猫晶晶开怀而笑。佐利克拥抱大熊猫的照片立刻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因此他也坐实了“熊猫拥抱者”这一美国保守派人士封给国内亲华官员和学者的“雅号”。《华盛顿邮报》为此发表评论指出,佐利克“一个简单的拥抱充满了象征意义”:这一方面向中国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他所希望的美中关系的走向;另一方面,也向美国人传达了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即他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中所持的立场。
正当佐利克在国务院声望日隆的时候,他却决定辞去副国务卿一职,回到投资银行界工作。据说,佐利克当时争取出任美国财长一职未果,决定离开官场,凭借自己雄厚的财经实力到民间企业大展身手,出任高盛集团副总裁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本月25日,世界银行董事会无异议通过佐利克担任第十一届行长的提名,这样,佐利克再次回到华府,主导既非政府机构又非民间企业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之全球运作。
佐利克今年53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于1980年在香港短暂学习和工作。虽然世界银行既不是外交机构,也非一家商业银行,但是,作为全球性的“扶贫”组织,政商经验丰厚老到的佐利克对构建“环球同此凉热”的“和谐世界”,其肩上的责任不可谓不大矣。

Thursday, June 14, 2007

北 宫 饭 店 走 入 历 史


丘 霖

如果我们开车由北向南经华府的一条主干道 Connecticut Ave. 去城里的话,在行至离国家动物园不远处的 Cleveland Park 地带,你会看到一家引人注目的蓝色外墙中餐馆,那就是华盛顿特区历史悠久,在此间外交圈鼎鼎有名的北宫饭店,英文名为Yenching Palace。这家开张了五十多年的老字号中餐馆,已于近日正式结束营业,走入历史,这在Cleveland Park 一带的饕客和华府主流媒体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憾和感叹,大华府地区的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报对此均作了详细报导。
店面不算太大的北宫饭店,座落在华盛顿特区西北区的高收入地段,除了精美的菜式和古朴典雅的室内装璜之外,北宫饭店在美国的一些重要外交事件中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这在华府众多的中餐馆当中应属绝无仅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将北宫饭店定为美苏秘使私下接触和谈判的地点。在那里,两个超级核子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最终得以化解,一时刀光剑影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落幕。当时,一个在华府新闻圈广泛传播的“谣言”是,北宫饭店上下布满了窃听器,记者前往就餐会客必须“风险自负”。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前国务卿基辛格七十年代起常常光顾北宫饭店大快朵颐的兴致。基辛格是华府有名的美食家,专挑城内顶尖餐馆就餐。而他最喜爱的北宫菜式是他们的拿手好菜香酥鸭,只是人们不知他当年热衷于同中国建立关系,是不是多少受到了北宫美味佳肴的影响。事实上,北宫饭店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确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首支访美乒乓球队队员在他们的破冰之旅中选择在北宫饭店用餐。中国乒乓球队的访美比赛被称为“乒乓外交”的一环,开启了中美两国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新时代。1972年春天,当两个大熊猫作为中国政府赠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到达华府国家动物园时,吸引了大批媒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在北宫饭店举行的。1973年,当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办事处时,北宫饭店曾每日为在著名的“五月花酒店”内办公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将军及其他官员提供午餐和晚餐。北宫饭店是民国期间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和中华民国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龙云之四公子龙绳文于1955年在华盛顿开设的,后由龙云之长子龙绳武的儿子龙宗霖接手。一家中国餐馆成为美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见证人,想必是龙绳文先生开店当初始料所未及的。但是在当时侨社的大环境下,龙家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据龙宗霖先生回忆道,那时饭店里曾接到多起炸弹威胁,每逢接待重要的中国访问团体时,都要有劳联邦特勤局干员到场事先进行勘察。
五十多年来,北宫饭店以滇川风味美食为招牌菜,并按当地美国人的餐饮爱好,改良了部分中式菜肴,他们高品质的菜式及服务在华府深获各界顾客的好评。1967年,美国全国性新闻杂志<<时代周刊>>曾刊登专文特别介绍北宫饭店。近年来笔者曾慕名前往北宫饭店品尝他们的特色菜 - “过桥米线”,他们的这道云南名菜制作精致,美味可口,令人回味无穷,在诺大的华府地区很难能找到风味如此道地独特的滇川饭店。如今北宫饭店结束营业,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也将随之成为绝响,令人不胜惋惜。按相关机构的要求,北宫饭店的霓虹灯招牌和厢型座椅将作为历史见证被保留下来,成为某个博物馆的馆藏。今后的人们只能在博物馆的一角来回味北宫饭店的绝代风华了。
北宫饭店六月十日最后对外营业的当晚,当年同苏联 KGB 华府负责人在北宫饭店秘密接触的美国政府秘使,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John Scali 的遗孀来到这里,向他们过去经常作客的饭店作最后的告别。在饭店的留言簿上,Scali 夫人挥笔表示将会在心中珍藏北宫饭店的历史及美味餐点留给她的美好回忆。
北宫饭店的东主龙宗霖完全能体会到顾客心中的万般不舍,其实,这对他和夫人苗倩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由于年龄及健康原因,他们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的老字号饭店,将场地长期出租给美国最大的连锁药房 Walgreens。Walgreens 的招牌广告词这样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我们周围有一个Walgreens 药房。同样,日后笔者再经过Cleveland Park 一带的话,这家在北宫饭店原址上新张的Walgreens 药房会提醒丘霖,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常常有缺憾的世界。

图为龙宗霖先生在北宫饭店门前 (照片转载自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June 10, 2007

华 府 Andrew W. Mellon 会 堂


来 去 集 之 159

丘 霖

上个月,美中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在华府举行,中方为此派出了一个由副总理吴仪率领的150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金人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等十五位部长级官员和十位副部长。美国方面出席对谈的则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农业部长约翰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贸易代表施瓦布、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齐尔、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等美国政府财经首长。会谈首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还亲赴会场发表讲话。正当美国媒体报导各国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超越美国之际,中美两国的财经决策官员齐聚一堂,就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经济和民生议题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对话及磋商,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相信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格局和走向都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笔者作为当时的会场工作人员,耳闻目睹了美中双边关系上这一重要的财经高层会谈,总体感觉就象是两国高官集体向对方作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展开相关的政策解释和工作建议,让在场人士感受到"美中经济共同体"之说所言不虚。
美中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的会场设在属美国环保署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的Andrew W. Mellon 会堂。对于这一众所瞩目的会谈,国内媒体也派出不少记者专程前来华府进行现场采访。在会场中,一位从国内来的年青记者问起,为什么会谈选择安排在美国环保署进行。由于我当时对Andrew W. Mellon 会堂并无了解,只能笼统地答复说,这与美国环保署可能关系并不大,因为美国政府的行政大楼及重要会议设施,都是由美国政府总务局(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统筹管理的。至于美国政府总务局,大概应等同于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吧。当晚回到家后,在网上进行了一番"调研",对这个以美国前财政部长 Andrew W. Mellon 命名的会场有了更多的了解。
Andrew W. Mellon 会堂建成于1934年,是当时美国政府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最大的集会场所,最初被命名为"部会礼堂" (Departmental Auditorium)。1935年2月,罗斯福总统亲自出席了会堂的落成揭幕典礼。Andrew W. Mellon 会堂同当时同时兴建的美国劳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和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大楼有柱廊和通道相连接,内外风格具有浓厚的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特征。工程是由当时美国顶尖的建筑师设计,以求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的恢宏和精致,其主会场楼高4层, 可容纳2500人在此举行会议。会堂建成后,历年来成为许多重要国内和国际会议的举行场地。1949年,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同11个国家的代表在这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条约;1999年,北约组织第五十届政府首脑会议也是在此举行的。1987,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将 Departmental Auditorium 更名为 Andrew W. Mellon Auditorium, 以纪念当时兴建华府 Federal Triangle 地带美国政府办公大楼工程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Andrew W. Mellon。而 Andrew W. Mellon Auditorium 则是Federal Triangle 政府建筑群中最具历史价值和富丽堂皇的标志性建筑。Federal Triangle 是位于华府西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六街和十五街之间的一处联邦政府机构所在地,占地70 公顷,其中的许多政府建筑建于上世纪30年代。2002至2003年间,美国政府总务局对Andrew W. Mellon Auditorium 进行翻新改建,并交给建筑的新主人美国环境保护署。
Andrew W. Mellon 在1921至1932年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先后服务过哈定、科利奇和胡佛总统,他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为企业减税和平衡预算,从部长职位卸任后曾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在担任联邦财政部长期间,Mellon 主导了Federal Triangle 地带美国政府办公大楼兴建工程的预算、规划和总体设计,在建筑群的风格审定上也留下了他的个人印记,因此,将其中标志性性建筑命名为 Andrew W. Mellon Auditorium,对这位前财政部长来说也是名垂青史了。

Saturday, June 2, 2007

中 国 签 证

丘 霖

上回的“来去集”写的是为女儿申请换发美国护照时遇到的一些麻烦。 拿到新护照之后,还得去中国大使馆签证处申请中国签证,这样,去上海探亲和旅游的手续才能算告一段落。申请中国签证不需要预约, 从申请到取件不过几天时间,而加急签证当天便可取件,非常方便。

那天,带着刚拿到的新版美国护照,赶去位于华府乔治城附近的中国大使馆签证处。 可能是暑假回国的高峰期,等候申请签证的人实在不少。进入办公处后,只见一个金属探测器立于门口,于是忙“卸下”身上所有金属物品,过探测器时,警铃却仍然响起。 心想大概是皮带扣什么的“作怪”,那就等警卫来检查吧。可是,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并没有警卫戒备在旁,金属探测器形同虚设。 不一会,一位穿制服的警卫拿着厕所钥匙回到厅内就位,开始检查以后进入的申请人。 我心想,这“安全漏洞”也不尽是那位警卫造成的,凡人可都是需要上厕所方便一下的。

签证处共设有四个服务窗口,两个收件,一个收款,再一个是取件。 等候的人都是来送申请件的,收款和取件窗口则显得“门可罗雀”。可能是收件需要查核申请表格和护照,然后还要出具收据, 并提供一些申请规程方面的说明等等,而收款和取件的过程则简单得多。等了一会儿,眼看在我领取的号码前面还有三十多号,于是就找一个角落想看一会电视消磨些时间。 大厅里有两台电视,正播放一个有关苏联老红军战士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勇事迹的访谈节目。节目很短,几位老战士讲完后又立刻重新播放。 这让我想籍电视节目打发时间的“计划”最后落空。不过在百无聊赖中,丘霖也突发感想, 觉得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如使馆签证处如果能在电视节目中播放一些回顾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友好往来的记录片, 或是专业制作的介绍国内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的风光片, 应该会比前苏联老红军在中国驻华盛顿的签证机构“回忆苏联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更具相关性和“政治正确性”。

当好不容易快轮到我的号码时,但见四个窗口却先后落下了窗帘。 原来,十二点半的午餐休息时间到了。原本满怀希望的心情又冷却了下来。还好,虽然服务窗口关闭了,但是大厅还是开放的, 如果申请人不欲外出用餐,可以继续留在大厅内避暑躲雨,或闭目养神。借此机会,我想看看墙上贴的各类布告和通知,了解一下相关政策和规定。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颁布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我不知道“中央文明办”这一机构的全称是什么, 但是我想同八十年代时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领导小组”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不过我也苦苦地寻思了一番如何才能正确英译“文明办”这一机构名称, 怕万一有在场的美国人士向我问起这张布告的内容的话,自己也可以说上个来龙去脉的。

过了半小时,工作人员准时返回岗位,很快地就轮到我送上签证表格和护照。 女签证官非常认真和专业地核查了申请件,并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这时我发现,不仅是收款员,所有的签证处工作人员都带着橡胶手套办公。 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只有医生诊所中检查病人的医护人员才带上橡胶手套工作,而护照是流通并不广泛的个人身份证件, 签证官如此“严阵以待”地对待出国旅行文书,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点防范过头。还好,她们并没有戴口罩,我心里在想。

以上是笔者申请中国签证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和在等待过程中产生的胡思乱想。 既然上回的“来去集”写了申请美国护照的一些周折,这周就接着写点签证申请中的几桩小事,算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罢。 最后,还想再提一条建议:在公共场合中陈列的中国国旗,是否应该选用材料比较厚实一点的?可能是看习惯了厚重的美国国旗, 我觉得签证处的中国国旗显得单薄和陈旧,与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国家形象有明显落差。上周,第二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环保署礼堂 (Andrew W. Mellon Auditorium) 举行, 笔者作为临时派往的工作人员,留意到会场上东道主陈列的中国国旗显得非常气派和庄重。人们也许会说,那时一个重要的国际谈判场合,理当高度重视, 不过笔者认为,派驻国外的日常领务签证机构,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性机构,每年要接待成千上万的签证和其他赴华旅行证件申请者,用信息技术的名词来说, 这是一个国家同派驻国之间的关键“界面”之一,她的象征性和重要性应该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中国使馆的“内部事务”,对我等已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来说,理应是没有立场置噱的,但是,我们从小天天看着这面国旗冉冉升起,如今虽然身居海外,看到五星旗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就忍不住多几句嘴。

Sunday, May 13, 2007

世 行 行 长 的 麻 烦

来去集之156

丘 霖

最近,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显得很热,英国女王亲赴美国进行为期六天的国事访问;法国总统大选揭晓,亲美的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尔科齐胜出,将修正前总统希拉克的“疏美”外交政策。但是,欧洲国家同美国因伊拉克战争结下的心结,并没有因为指称反战的欧洲国家是“旧欧洲”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而在总体上有所纾解。近来,围绕着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同时也是伊拉克战争的推动者和“设计师”沃尔夫维茨的去留问题,美国同“旧欧洲”国家之间的角力正如同鸭子滑水一般在不显眼处暗使劲。
说到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权,不能不追溯一下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之际的1944年7月,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倡议,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城布雷顿 (Bretton) 举行会议,筹划建立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和世界金融体系,被世人称作布雷顿体系。布雷顿体系有三大支柱,支柱之一是国际贸易,就是关贸总协定的前身,现在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第二个支柱是世界银行,主要从事开发和援助贷款。第三个支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管调控和稳定世界金融体系。世界银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银行,而是联合国的一个特殊机构,创建初期的使命是为战后欧洲的重建筹集资金,后来,其工作重心逐渐转向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项目。近几年来,世行一直把消除贫穷当成首要目标。目前,世界银行在一百多个国家派有一万多名工作人员,每年向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贷款250亿美元。作为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美国一直拥有任命行长的决定权。从世行成立之始,美国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都有金融管理专长。1967年,约翰逊总统打破了这一传统,任命越战决策者之一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在任上一干就是十三年,在基础建设、消除贫困等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好评。
众所周知,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一直饱受许多欧洲国家的批评。而2005年3月被布什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夫维茨,是美国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也是伊拉克战争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出任世行行长之后,力主打击接受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所存在的腐败问题,一些国家的援助项目也因此被终止。但是,以“反腐斗士”自居的沃尔夫维茨,居然闹出以权谋私为女友提级加薪的“腐败”事件,令世界银行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事情的原委是:沃尔夫维茨走马上任世界银行行长时,他的女友沙哈.丽萨也在世行工作,任中东事务顾问之职。按照世行规定,男女员工之间的亲密程度如果超出同事关系,相互之间不能够以上下级的关系一起工作。为了避免所谓的利益冲突,丽萨必须离开世行。但就在丽萨离任前,她突然得到升职。2005年9月,丽萨被外派到美国国务院任职,但仍然领取世行的薪水,只是工资从原来的13,266万美元升至19,359万美元,比国务卿赖斯的薪水还要高出一万元。世行职员联合会根据调查发现,沃尔夫威茨曾亲自介入其女友的提薪决定,并留有2005年8月写信给世行人事部门负责人的相关指令信函。事件曝光后,沃尔夫威茨不仅要面对来自世行内部要求其鞠躬下台的强烈呼声,国际方面,来自英国、德国和荷兰的批评声浪最为激烈。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坦言,沃尔夫威茨应该帮世行一个忙,越快下台越好。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欧洲一些政府已经决定,除非沃尔夫威茨辞职,否则他们将减少或停止给世行贷款基金的捐款。4月25日,在欧洲议会通过的一份关于欧美关系的决议文中,甚至加上要求沃尔夫威茨辞职的内容。欧洲议会认为,沃尔夫威茨利用职权给女友加薪,严重损害了世行的形象,他的下台将有利于世界银行反腐政策的推行。有分析家指出,欧洲国家除了道义上的诉求外,试图动摇美国世行行长决定权的用意十分明显。
在沃尔夫威茨的行长“保卫战”中,居然还扯到世行前华人副行长章晟曼。章晟曼曾任中国财政部副司长、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现任美国花旗银行全球副主席。他是担任世行副行长的第一个亚洲人,也是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副行长。沃尔夫威茨在发表为自己辩护的说贴时,指称章晟曼的夫人曾在章晟曼任职世行期间同时在世界银行服务,意指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之嫌。对此章晟曼在发表的公开信中,详列世界银行的相关规定,指出利益冲突条款对上下级员工中夫妻关系的有条件规范和对男女私情及性伴侣关系的严格禁制,并明确表示自己从未涉入任何有关他夫人的人事决定。另外,42位前世行高级官员致信沃尔夫威茨,表示沃尔夫威茨只有一条途径能够使世行的使命得以延续,那就是辞去行长的职务。世界银行的一个内部审查小组最近认定,沃尔夫威茨的所为已违反了世行的职业准则。沃尔夫威茨坚称自己没有犯错,拒绝下台,并认为“倒台”风潮是有人对伊拉克战争心怀愤怒而借题发挥。沃尔夫威茨的去留,有待世界银行董事会在近期内作出最后的裁决。
今年开春以来,对于沃尔夫威茨的行长职务,世行中各国职员的反弹有点震耳,欧洲国家的催促有点急,而世行行长的心头则有点烦。

Thursday, May 3, 2007

<<大 国 的 兴 衰>>



最近,从朋友处借得光碟,在家中观赏了引起国内外广泛报导和评论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用了三年的时间,实地走访了五百年以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九个大国,采访了中外一百多位著名学者、专家和前国家政要所完成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海外媒体曾对中央电视台这项大手笔制作的意图有诸多揣测,不少评论认为,这是国内宣传单位为配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态势所进行的舆论造势努力的一部分。<<大国崛起>>播出后不久,却有报导说意识形态主管机构有意要停播此片,是何原因一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高层担心这部影片可能被国际错误解读,有的则说是担心造成国内部分民众的思想混乱,等等。
有海外媒体指出,<<大国崛起>>与1988年的《河殇》相似,是自由派知识精英企图连续了被打断十多年的传统,恢复昔日的影响力,重新运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决策者和民众思想,呼吁汇入世界文明主流,有的更明确指其为“新世纪的《河殇》”。这样的评论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大国崛起>>提到九个大国崛起的要素之一 – “思想解放为先导”,则显得颇耐人寻味。比如说到英国,解说词对女王的宽容、议会的民主、《大宪章》的诞生、直到“光荣革命”带给英国的自由等有详实的说明,而这一切,影片认为都是英国成为独霸全球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说到法国,影片突出介绍法国大革命之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成为法兰西文化遗产,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后载入《联合国》宪章,而“思想文化成就,是法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渊源”。笔者的直觉是,如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国崛起>>应没有在中国公开播放的机会。
影片另一个的特点是面对面访问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和前国家政要,政治人物方面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等,可谓盖冠云集。在采访的各国学者方面,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尔.肯尼迪(Paul Kennedy)。保尔.肯尼迪在美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该书曾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受到全球各地出版界和读者的重视。
保尔.肯尼迪1945 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工人家庭。1966 年毕业于英国纽卡斯特大学,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 年起执教于英国东安哥利亚(East Anglia) 大学。1973 年,28 岁的肯尼迪以《萨摩亚的纠纷:对 1878~1900年英、德、美关系之研究》一鸣惊人,被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誉为这一专题的“权威之作”。此后,他又连续出版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1976 年)、《英德对抗之缘起,1860~1914》(1980 年)、《外交背后的现实:1865~1980 年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81 年)和《战略与外交》(1983 年)。因其在外交史领域的杰出贡献,1983 年,肯尼迪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为教授,并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被称为近三十年来最享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而保尔.肯尼迪之名著《大国的兴衰》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大国的兴衰》对 500 年来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比较,涉及了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在以全球性眼光分析大国的兴衰交替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也为希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消涨之原因的当代读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分析。 正如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通过追溯 公元1500 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文化和战略的相互影响。作者在描述国际体系的动态性结构变化中,突出了经济因素的作用。肯尼迪指出,国家除了把维护本国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外,在国际交往中保护和扩大本国的经济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和世界政治日益经济化,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分析了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肯尼迪认为,追求权力是人类的共性,无论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实力发生何等变化,但人们追求权力的倾向似乎是恒久不变的,而这种趋势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各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些特征。
凡是对保尔.肯尼迪有一定了解的人,一般会倾向于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选题,应是源自于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但是,《大国崛起》的制作人郑重否认这种联系。《大国崛起》一片的总导演任学安表示:他们在创作《大国崛起》的时候,完全是基于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和体察,以及对于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作出的。当然,他们坦言在开始创作电视片之后,他们再次重读了保尔.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同时,还专程长时间采访了这位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用任学安的话说,《大国崛起》一片带著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要把五百年来影响世界格局的九个大国的“大国之路”进行一个电视化的梳理,从中找到共性的和特殊性的东西,供今人参考。
依笔者之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市场和经济因素应该也是解释许多社会乃至政治文化的要素之一。也许《大国崛起》一片的推出和她所引起的市场效应,本身就印证了保尔.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的观察 - 经济日益政治化和政治日益经济化,成为了一个相互依存和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

qiulin_nwt@yahoo.com

Wednesday, April 11, 2007

《以 利 亚》和 门 德 尔 松


日前,和家人一起观赏了由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和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在Strathmore 音乐中心演出的清唱剧《以利亚》。门德尔松(Mendelssohn)
的清唱剧《以利亚》,被誉为与亨德尔的《弥赛亚》和海顿的《创世纪》同为世界三部最伟大的合唱作品,剧情取自圣经旧约《列王记》:以利亚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一位先知,他在世时忍受许多痛苦,克尽先知的职责,唤醒误入迷途的以色列人,后来被提升入天。门德尔松的清唱剧秉承亨德尔的风格,声乐作品中的磅礴气势与精妙和声在《以利亚》的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部清唱剧作品优雅、华丽,将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与古典主义的严谨特质交织在一起,是门德尔松短暂的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被公认为十九世纪德国清唱剧的巅峰之作。门德尔松的清唱剧《以利亚》有德语版和英语版,德语版的名称是《Elias》,而英语版的则是《Elijah》,这次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和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出时采用的是英语版的《Elijah》。置身于现场听众席上,门德尔松的清唱剧《以利亚》所带来的庄严、宏伟和神圣的审美境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门德尔松无疑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记得小时候有一位前辈在谈及如何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时,曾提到可先从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门德尔松的作品如《春之歌》和《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开始。门德尔松的协奏曲《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的 D大调,勃拉姆斯的D大调和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整部协奏曲作品充满了柔美的浪漫情绪和均匀齐整的形式美,谱曲精妙绝伦,旋律优美酣畅,技巧华丽变幻,不仅是门德尔松最杰出的协奏曲作品,也是德国浪漫乐派诞生以来最动人心弦的小提琴代表作。 而《春之歌》中轻松生动的音乐主题,像流水悠长,又似和风轻抚,仿佛使人沉醉在大地回春、万物苏醒的清新和喜悦之中。
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也是一位传奇般的音乐神童和英年早逝的音乐家。所不同的是,门德尔松的一生相较于莫扎特而言,是非常幸运的。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富裕的犹太裔银行家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往柏林,并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他的祖父摩西是著名的启蒙主义哲学家,母亲有很高的历史修养,据说她能够阅读希腊文原版的《荷马史诗》。门德尔松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从4岁起,他跟随母亲学习钢琴,然后又受到了当时诸多音乐家的指点,于9岁开始公开演奏,16岁开始作曲生涯,20岁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在这过程中他结识了柏辽兹,萧邦,李斯特等伟大的音乐家,并被歌德所赏识。门德尔松是莫扎特之后最完美的作曲大师,古典主义的传统与浪漫主义的情怀在他作品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赋予作品以一种诗意的典雅和永恒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门德尔松和他姐姐范妮的深厚感情,范妮本身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门德尔松每次出国期间总要给姐姐范妮写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姐弟情谊,这些信流传至今,也成为了今人研究门德尔松创作生涯的重要依据。门德尔松的最后一部作品《f小调弦乐四重奏》就是为了悼念去世的姐姐范妮而创作的。
门德尔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音乐家,多年来的辛劳使他在1846年不得不辞去教职,并停止了演出活动。翌年5月姐姐范妮突然中风去世,噩耗使门德尔松当即晕倒,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状况马上开始恶化,脆弱的精神也因为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病痛缠身而一下子被摧垮了,半年之后,年仅38岁的门德尔松随姐姐而去,与世长辞。他留给世人的不朽乐章还有:第三(苏格兰)交响曲、第四(意大利)交响曲、威尼斯船歌(第二号)、《乘著歌声的翅膀》、《仲夏夜之梦》等等。门德尔松以乐天派的人生态度对待生命和自然,把幻想与大自然的光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音乐作品总是洋溢着光辉、奔放的色彩和优雅、柔美的旋律,当然,这同门德尔松优裕的生活环境也有相当大的关联。
有150年历史的门德尔松清唱剧《以利亚》,2005年首次登陆中国,在上海隆重上演,由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美国格莱美音乐指挥奖获得者、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约翰内尔森指挥,阵容强大。可能因为《以利亚》的宗教色彩过于浓厚,当时在沪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是国内乐迷们通过《以利亚》的首演得以了解门德尔松在他的传奇一生中对传统宗教热情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