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 霖
上海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都会，每次回到故里，大抵都会有不辩东西之感。 不要说是外乡人，就是本地的老上海，外出时也都常常会发出"变得不认识了"之感叹。月前在上海时，还前去位于人民广场附近、 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东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想大体上了解近年来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的变迁及发展成就。根据馆中相关介绍才知道， 这座于2000年建成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本身就是一个国家AAAA旅游景点、全国及上海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环保教育基地...，等等。 楼高五层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展品颇为丰富，史料性也很强，如要想了解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展示馆中一个主要看点是大型城市规划模型 - 六百多平方米的城市规划模型把上海内环线内六层楼以上鳞次栉比的建筑，全部逼真而宏观地展示出来，同时，模型也把2020年以前的市区规划蓝图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据说，这个模型是世界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创下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之最。
对于出身于上海的我来说，站在这个庞大而细致、魁伟而壮观的城市规划模型前， 遥想当年上海两座仅存之高楼- 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的光景，令人不胜唏嘘，感觉恍若隔世。走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往西一点， 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在我出国前，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在外滩中山东一路十二号的原汇丰银行大楼。九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旧址改建一政府办公大楼， 成为新的市政府所在地。为了促进金融业在上海的发展，市政府于1996年底将其在外滩的旧办公大楼(原汇丰银行大楼)的使用权让与了浦东发展银行。
从人行道远远望去，同其他城市近年来兴建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比，新的上海市政府大厦显得简朴而庄重， 外墙醒目处装点有上海市市花白玉兰图案的浮雕，大楼正面为突出的检阅台，台下为正门，地下全部用花岗岩石作踏步， 据说是为了象征人民政权的巩固。后来，为了体现市人民政府一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同时坚定工作人员人民公仆的意识， 1997年底，上海将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
当我饶有兴致地从远处欣赏这座颇有新意和“民意”的政府建筑时， 一幅记忆中遥远而又熟悉的画面映入眼帘 – 两名一脸肃穆的士兵手持钢枪，纹丝不动地立正在大楼门口两侧，枪上的刺刀闪烁出逼人的亮光， 刚才还感到暖洋洋的我，心头不禁有一丝寒意袭来。小时候去外滩时，对在伫立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即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口台阶上的解放军很有兴趣， 一是对他们手中的真刀真枪感到好奇，二是对他们为什么要手持武器一动不动地站在大楼门口感到奇怪。 大人告诉我，解放军站在那儿是要“防止坏人到里面去”，但我的好奇心并未就此得到满足，又问道：我们不是坏人，那么我们可以进去吗？大人抿了抿嘴没有回答， 只是拽着我的手往前走。我回头朝解放军战士望去，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明晃晃的刺刀上大致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上海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进步，政府当局积极营造开放城市形象的努力也取得非常正面的效果， 只是，市政府大楼前挺立的士兵虽然由解放军战士换成了武警战士，但是他们手中的长枪和刺刀依然扎眼如故， 这样的画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官府里的“回避”和“肃静”之类的告示牌，以及“威…武…”一般的回声。事实上，政府大楼前的安全保卫工作， 是由周边其他军警人员承担的，这持着刀枪站岗的士兵之主要功能显然是要承载一种象征和符号，若将符号化成文字的话，就是“政府重地， 外人免入”的告示，进一步，则有“威慑百姓”和“防民如访盗”之嫌。其实，上海市政当局在服务市民方面确有不少建树，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而把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命名为“人民大厦”，也很有一番“以民为本”的涵义。但是，在政府的办公大楼前保持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这一象征性的形式， 给于政府的执政基础和服务对象 - 社会大众一种“政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没能体现政府工作从革命型向管理和服务型的转换过程， 与整个上海积极和开放的都市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作为政务中心的市政府大楼，地处繁荣都世的中心地带，然而，这一上海的“点睛之处”， 却不能不说是笔者在游览市容景观时心中留有相当遗憾的场所之一。
也许是笔者在海外生活的多年经历，让我对政府机关外由武装士兵站岗这一景观感到很有些不自在， 但是细想下来，这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并无关联。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民众，自然就不会有政府， 而政府工作的运转是建立在公众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拥有强大行政资源和政策主导优势的政府机构，她的权威和公信力来自于公正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 而非其它。在一介对故乡有深厚情感的海外游子看来，当中国政府正在奉行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策， 并努力推动建设阳光政务、开放政府与和谐社会之今日，政府大楼前威严的武装士兵站岗显得不合时宜，应可考虑让其“下岗”休息。
Thursday, July 9, 2009
夜 读
丘 霖
笔者读书向来不甚用功，诸如“熬夜苦读”之类的事情很少在我身上发生，除了在来去于大洋间调整时差之时。记得前几次回国，事先都曾要求父亲在国内代购图书，到家后在倒时差难以入睡时读上数页，聊以打发漫漫不眠夜
。前两次的夜读书籍有钱其琛所著的《外交十记》和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发行后遭禁）。因此，刚回故乡时，夜读故乡书，几乎成为我回国后的一个不
变的“传统”。月前，再次回到上海故里探亲，不过这次行前并没有要求家人代购任何书籍，但，夜读的“传统”居然却得以延续，原来，出发之前在准备行李时，匆忙中竟然忘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到了上海家中后急急前往附近的一家集超市和百货公司于一体的大卖场 （有点类似于这里的COSTCO, 但规模和货品都要大而全）。进到商场，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折扣价的新近出版的书籍，其中许多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书架”丛书中的书籍，林林总总，从《最美的散文（世界卷）》、《快读二十四史》到《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不等，丛书的封面设计呈仿线装书籍，印刷和插图显得颇为精致和典雅。我在
书堆中挑了一本《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带回，而这本散文集就成了我这次回国的夜半枕边读物。
说到朱自清，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记得读高中时，朱自清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曾编入我们的语文教材，而朱自清仰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写作新诗，但是，于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出众的散文才华，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最负盛名的白话文散文作家之一。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中写道：“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作品题材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以写社会生活现实为内容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和《白种人──上帝的骄
子》。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散文，主要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情感，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亲情，具有细腻而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意味。第三，以写自
然景物为主的借景抒情类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朱自清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朱自清的笔触素朴缜密、语言洗炼清丽，内心思想活动
的描述细腻而丰富，极富韵味和感染力，既如清泉般清澈流畅，又如橄榄般甘美隽永。大学期间主修哲学的朱自清在文字中展露的真挚情感，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淡淡的笔墨中，揭示出深邃的意境和震撼人心的深情。
过去上学时，曾读过一些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如今重新拿起《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细细翻阅，心境和感受全然不同，生活的阅历让人更能咀嚼到诗人在作辞遣句时的智慧和情感, 挣扎与解脱；而在刚回到故里的调适期，读到似曾相识而又处处充满禅意、让人心生共鸣的优美散文，感觉在夜深人静的深秋，自己梦回到了寻找已久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你掩卷或
回首往事，或品味人生，让思绪和情感在这静静的夜里飞扬着发散着。当喧闹的白天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因为尚存的时差反应而沮丧，相反地却是盼望静夜的来临，那时，你
将有机会进入到大师的精神世界，回味文字的优美，感受思想的永恒，体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志趣和高远情怀。
很巧，刚到上海的那两天，“半杯”文友路 阳兄正在沪上出差。身为科学家的路 阳在上海公干开会的日程安排满档，但是性情中人的他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同我相约餐叙并一起逛上海书城。科大毕业后，路 阳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他对上海的了解绝不在我之下，却总是谦和地询问我关于上海的意见种种。我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城隍
庙的“半杯清茶”开始，一直聊到上海书城中的文人作品和他们的闲闻逸事。受到路 阳的影响，我也随着他买了一本中英双语印刷、由林语堂所著之《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集中到新文化运动后的大作家们，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带着备读的《朱自清散文全集》，和路 阳兄聊起了两天来沪上夜读的感受。想到第二天路 阳就要搭车远行，路上少不了闲读的时间，便把《朱自清散文全集》送与了他，并向他推荐《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刹那》两篇。不知不觉之中，天色已暗，我们在人车熙攘、
行色匆匆的上海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互道珍重，相约回到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再叙旧话。
回到家前，已又是夜深人静时分，略感疲惫的我, 忽然想起晚上同“精神家园”的心灵之约，于是快步折返, 走进即将打烊的那家大商场，又一次揣起一本《朱自清散文全集》，就像是拥着一壶醇香四溢的“心灵清茶”，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充满期待地走在回家的林荫小道上……
笔者读书向来不甚用功，诸如“熬夜苦读”之类的事情很少在我身上发生，除了在来去于大洋间调整时差之时。记得前几次回国，事先都曾要求父亲在国内代购图书，到家后在倒时差难以入睡时读上数页，聊以打发漫漫不眠夜
。前两次的夜读书籍有钱其琛所著的《外交十记》和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发行后遭禁）。因此，刚回故乡时，夜读故乡书，几乎成为我回国后的一个不
变的“传统”。月前，再次回到上海故里探亲，不过这次行前并没有要求家人代购任何书籍，但，夜读的“传统”居然却得以延续，原来，出发之前在准备行李时，匆忙中竟然忘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到了上海家中后急急前往附近的一家集超市和百货公司于一体的大卖场 （有点类似于这里的COSTCO, 但规模和货品都要大而全）。进到商场，首先看到的是标有折扣价的新近出版的书籍，其中许多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书架”丛书中的书籍，林林总总，从《最美的散文（世界卷）》、《快读二十四史》到《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不等，丛书的封面设计呈仿线装书籍，印刷和插图显得颇为精致和典雅。我在
书堆中挑了一本《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带回，而这本散文集就成了我这次回国的夜半枕边读物。
说到朱自清，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记得读高中时，朱自清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曾编入我们的语文教材，而朱自清仰春秋时气节之士坚持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写作新诗，但是，于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出众的散文才华，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最负盛名的白话文散文作家之一。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中写道：“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作品题材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以写社会生活现实为内容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和《白种人──上帝的骄
子》。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散文，主要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情感，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亲情，具有细腻而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意味。第三，以写自
然景物为主的借景抒情类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朱自清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朱自清的笔触素朴缜密、语言洗炼清丽，内心思想活动
的描述细腻而丰富，极富韵味和感染力，既如清泉般清澈流畅，又如橄榄般甘美隽永。大学期间主修哲学的朱自清在文字中展露的真挚情感，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淡淡的笔墨中，揭示出深邃的意境和震撼人心的深情。
过去上学时，曾读过一些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如今重新拿起《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细细翻阅，心境和感受全然不同，生活的阅历让人更能咀嚼到诗人在作辞遣句时的智慧和情感, 挣扎与解脱；而在刚回到故里的调适期，读到似曾相识而又处处充满禅意、让人心生共鸣的优美散文，感觉在夜深人静的深秋，自己梦回到了寻找已久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你掩卷或
回首往事，或品味人生，让思绪和情感在这静静的夜里飞扬着发散着。当喧闹的白天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因为尚存的时差反应而沮丧，相反地却是盼望静夜的来临，那时，你
将有机会进入到大师的精神世界，回味文字的优美，感受思想的永恒，体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志趣和高远情怀。
很巧，刚到上海的那两天，“半杯”文友路 阳兄正在沪上出差。身为科学家的路 阳在上海公干开会的日程安排满档，但是性情中人的他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同我相约餐叙并一起逛上海书城。科大毕业后，路 阳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他对上海的了解绝不在我之下，却总是谦和地询问我关于上海的意见种种。我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城隍
庙的“半杯清茶”开始，一直聊到上海书城中的文人作品和他们的闲闻逸事。受到路 阳的影响，我也随着他买了一本中英双语印刷、由林语堂所著之《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集中到新文化运动后的大作家们，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带着备读的《朱自清散文全集》，和路 阳兄聊起了两天来沪上夜读的感受。想到第二天路 阳就要搭车远行，路上少不了闲读的时间，便把《朱自清散文全集》送与了他，并向他推荐《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刹那》两篇。不知不觉之中，天色已暗，我们在人车熙攘、
行色匆匆的上海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互道珍重，相约回到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再叙旧话。
回到家前，已又是夜深人静时分，略感疲惫的我, 忽然想起晚上同“精神家园”的心灵之约，于是快步折返, 走进即将打烊的那家大商场，又一次揣起一本《朱自清散文全集》，就像是拥着一壶醇香四溢的“心灵清茶”，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充满期待地走在回家的林荫小道上……
钟 玫 的 独 唱 音 乐 会
丘 霖
数周前，笔者在一期 《来去集》中写到曾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其实，赵元任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当代的语言学大师，同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书法家、中国科技普及
工作的先驱和不倦的摄影家。赵元任美国留学时期，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创作和谱写了约一百多首音乐作品，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人本主义精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吸收西洋唱
法，自成一体，著名的歌曲有《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赵元任谱写
的曲目，是上世纪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寻求将西洋的声乐原理和美声唱法同中国民歌相互《嫁接》尝试的杰出代表。同时代的作曲家黄自，在融合中国古诗诗文和西洋歌曲表现形
式于一体的创作努力方面，也享有盛名。黄自于二十世纪早期从西方学习作曲理论后，洋为中用，在三十年代分别创作了清唱剧和歌曲《长恨歌《、《点绛唇《和《南乡子《等音乐作
品，在结构、句式方面注重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有机结合。抗日战争时期，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抗战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黄自的代表作还有《山在虚无
飘渺间》、《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西风的话》和《天伦歌》等。
上个周末，旨在促进东西方音乐艺术交流的木兰基金会，在华府郊外洛克维尔市的 F. Scott Fitzgerald 剧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晚会，邀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博士演唱中国艺术和少数民族歌曲，带给华府爱乐人士至高的美声、文学和艺术享受。钟玫在音乐会中演唱的二十一
首艺术歌曲中，其中就有一首由黄自作曲的《思乡》 。这首歌曲音调和节奏与诗歌的声调和韵律配合得非常紧密，情绪及语气的处理达到词曲的高度统一，而且明显带有中国诗词的吟诵风格。中国古诗讲究字声、音韵、节奏和句式的组
合变化，富有音乐美的特质。音乐造诣和文学修养深厚的钟玫博士唱来，意境高远，悠扬酣畅，把歌曲中对故乡和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表现得空野萧散，淋漓尽致。赵元任先生曾评
价黄自先生的音乐：“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他要唱一个什么音，他先给准备好了去路，待会儿自自然然就会到了那儿，绝不为了唱一句好听的东西硬装上去”。而钟玫以她圆润亮丽的嗓音和几近完美的运气，将黄自音乐的古典美感和诗画意境完整地呈现给听众，令游子寄情于歌声之中，感怀万千，可谓曲高而和不寡。细心的听众也许会注
意到，当钟玫在演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华作曲的《风雨》 一曲时，歌声如泣如诉，激情涌动奔流，好似在回首和倾诉一位艺术家漂泊异国他乡的风雨往事和心路历程。晚会上，钟玫还演唱了由美国作曲家桑磊柏（Paul Sangregorg）专为钟玫所作的组曲《遥歌》(Song of Distance) ，歌词取自唐诗中著名的表达离愁别绪和眷恋故乡之情的诗文，如柳宗元的《溪居》、杜牧的《赠别》和陈陶的《陇西行》等，将古诗的韵味、涵义和现代作曲的手法融为一体，加上
歌唱家的京韵道白和钢琴伴奏者阵阵的古琴模拟声，中国古诗词的吟诵和韵律风华再现舞台，倾倒观众。
任教于印第安娜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执教于美国大学的中国音乐家之一，钟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 毕业后来到美国，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和伊立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音乐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声乐终身教授，并为多所中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声乐教授，钟玫有感于中国艺术歌曲在美国艺坛较低的传唱度，多年来她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和声乐艺术
，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包括赵元任和黄自的作品，将歌词的汉语发音一一注成国际音标，并以优雅精致的英文翻译向美国歌唱家和听众介绍中国民歌的独特风韵和深
厚内涵，她的不懈努力和尝试获得美国权威音乐家和乐评人士的赞赏和推崇，被认为是“将一座鲜为人知的艺术宝库挖掘出来，展现给世界歌坛”。
当天的音乐晚会还有两个亮点人物，那便是 钢琴伴奏孙钧和晚会主持人崇艺农。孙钧年仅十九，以全额奖学金来美国就读 Julliard School 钢琴专业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在就读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学院钢琴比赛第一名，是一位具有无穷潜力的年青钢琴家。这次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孙钧在音乐会前
一周接到伴奏任务，音乐会前和钟玫只排练了一次，但是他以娴熟沉着的演奏技巧，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伴奏和两首独奏曲目的演出。他面对听众时谦虚的微笑显得那样的腼腆
，令人在热烈鼓掌之余心起“后生可畏”之叹。
钟玫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由崇艺农博士来主持再恰当不过。这位从事公共卫生政策工作的社会学博士，出国前曾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对东西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英文说写
精准优雅，有华府地区最佳汉英传译之美誉。长期以来，崇艺农致力于搭建中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创建传统中华文化学院，热心公益活动, 不辞辛劳，在美国社会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深受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推崇。多次主持大型艺术演出活动的崇艺农博士，在当晚的节目主持中再次展现她对语言高超的掌握能力，主
持风格与音乐会的典雅气氛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两位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木兰基金会负责人、歌唱家王小红的促成下，在金秋的华府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数周前，笔者在一期 《来去集》中写到曾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其实，赵元任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当代的语言学大师，同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书法家、中国科技普及
工作的先驱和不倦的摄影家。赵元任美国留学时期，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创作和谱写了约一百多首音乐作品，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人本主义精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吸收西洋唱
法，自成一体，著名的歌曲有《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赵元任谱写
的曲目，是上世纪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寻求将西洋的声乐原理和美声唱法同中国民歌相互《嫁接》尝试的杰出代表。同时代的作曲家黄自，在融合中国古诗诗文和西洋歌曲表现形
式于一体的创作努力方面，也享有盛名。黄自于二十世纪早期从西方学习作曲理论后，洋为中用，在三十年代分别创作了清唱剧和歌曲《长恨歌《、《点绛唇《和《南乡子《等音乐作
品，在结构、句式方面注重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有机结合。抗日战争时期，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抗战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黄自的代表作还有《山在虚无
飘渺间》、《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西风的话》和《天伦歌》等。
上个周末，旨在促进东西方音乐艺术交流的木兰基金会，在华府郊外洛克维尔市的 F. Scott Fitzgerald 剧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晚会，邀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博士演唱中国艺术和少数民族歌曲，带给华府爱乐人士至高的美声、文学和艺术享受。钟玫在音乐会中演唱的二十一
首艺术歌曲中，其中就有一首由黄自作曲的《思乡》 。这首歌曲音调和节奏与诗歌的声调和韵律配合得非常紧密，情绪及语气的处理达到词曲的高度统一，而且明显带有中国诗词的吟诵风格。中国古诗讲究字声、音韵、节奏和句式的组
合变化，富有音乐美的特质。音乐造诣和文学修养深厚的钟玫博士唱来，意境高远，悠扬酣畅，把歌曲中对故乡和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表现得空野萧散，淋漓尽致。赵元任先生曾评
价黄自先生的音乐：“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他要唱一个什么音，他先给准备好了去路，待会儿自自然然就会到了那儿，绝不为了唱一句好听的东西硬装上去”。而钟玫以她圆润亮丽的嗓音和几近完美的运气，将黄自音乐的古典美感和诗画意境完整地呈现给听众，令游子寄情于歌声之中，感怀万千，可谓曲高而和不寡。细心的听众也许会注
意到，当钟玫在演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华作曲的《风雨》 一曲时，歌声如泣如诉，激情涌动奔流，好似在回首和倾诉一位艺术家漂泊异国他乡的风雨往事和心路历程。晚会上，钟玫还演唱了由美国作曲家桑磊柏（Paul Sangregorg）专为钟玫所作的组曲《遥歌》(Song of Distance) ，歌词取自唐诗中著名的表达离愁别绪和眷恋故乡之情的诗文，如柳宗元的《溪居》、杜牧的《赠别》和陈陶的《陇西行》等，将古诗的韵味、涵义和现代作曲的手法融为一体，加上
歌唱家的京韵道白和钢琴伴奏者阵阵的古琴模拟声，中国古诗词的吟诵和韵律风华再现舞台，倾倒观众。
任教于印第安娜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钟玫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执教于美国大学的中国音乐家之一，钟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 毕业后来到美国，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和伊立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音乐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声乐终身教授，并为多所中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声乐教授，钟玫有感于中国艺术歌曲在美国艺坛较低的传唱度，多年来她致力于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和声乐艺术
，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包括赵元任和黄自的作品，将歌词的汉语发音一一注成国际音标，并以优雅精致的英文翻译向美国歌唱家和听众介绍中国民歌的独特风韵和深
厚内涵，她的不懈努力和尝试获得美国权威音乐家和乐评人士的赞赏和推崇，被认为是“将一座鲜为人知的艺术宝库挖掘出来，展现给世界歌坛”。
当天的音乐晚会还有两个亮点人物，那便是 钢琴伴奏孙钧和晚会主持人崇艺农。孙钧年仅十九，以全额奖学金来美国就读 Julliard School 钢琴专业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在就读上海音乐学院期间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学院钢琴比赛第一名，是一位具有无穷潜力的年青钢琴家。这次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孙钧在音乐会前
一周接到伴奏任务，音乐会前和钟玫只排练了一次，但是他以娴熟沉着的演奏技巧，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伴奏和两首独奏曲目的演出。他面对听众时谦虚的微笑显得那样的腼腆
，令人在热烈鼓掌之余心起“后生可畏”之叹。
钟玫的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由崇艺农博士来主持再恰当不过。这位从事公共卫生政策工作的社会学博士，出国前曾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对东西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英文说写
精准优雅，有华府地区最佳汉英传译之美誉。长期以来，崇艺农致力于搭建中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创建传统中华文化学院，热心公益活动, 不辞辛劳，在美国社会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深受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推崇。多次主持大型艺术演出活动的崇艺农博士，在当晚的节目主持中再次展现她对语言高超的掌握能力，主
持风格与音乐会的典雅气氛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两位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木兰基金会负责人、歌唱家王小红的促成下，在金秋的华府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五）
丘 霖
赛珍珠同中国深厚的情缘虽然广为人知，但是，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赛珍珠当年究竟是否同诗人徐志摩之间迸发过爱的火花，一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一段文人轶事。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风流倜傥的徐志摩。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知心的闺中密友。后来，其中一位披露道：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中国的雪莱"有“不寻常的关系”。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诉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从中读者可以找到她与徐志摩之间恋情的影子。而在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契合赛、徐
恋的故事情节，甚至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一节，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有徐志摩的影子，似乎是寄托着她心灵深处的
难忘与不舍。 然而，纵观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徐志摩留存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浪漫史”的记述；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情史。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材料的证实。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恋情”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悬案”。同时代的散文大师和翻译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徐赛恋”下了这样的结论：宁可疑其无，不必信其有。
回到赛珍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康大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学术交流项目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1年，“农作物改进项目”在康奈尔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下开始实施。1925年，康奈尔大学的三位教授至中国开始实施合作项目。赛珍珠的首任丈夫John Lossing Buck，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主修农业经济学，获得该校硕士学位。赛珍珠和丈夫一同完成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后，于1925年9月启程回到中国，进入南京大学农学院工作，John Buck 日后并成为南大农业经济系的创始人。传说中“徐赛绯闻”的发生时间，正是在南京的赛珍珠和丈夫感情不睦之期。
就在赛珍珠夫妇准备离开绮色佳前往中国前，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来了两对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冰心与吴文藻，以及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则是另一清末
民初闻人、梁启超之密友林长民之女，才情出众，貌美倾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有很生动的描述。1925年暑期，留学美国的冰心与吴文藻不约而同来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两人当初因同船抵美而相识，这次巧遇终使他俩情定康奈尔校园旁风光旖旎的 Cayuga 湖，开始了他们延续六十年同甘共苦的美满姻缘，为文坛和世人所称羡。曾在康奈尔大学预备班学习过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那年暑假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
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说它珍贵，那是因为林徽因和冰心两大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向来是人们颇为关注的文坛逸事。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家搬到北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徐志摩、金岳霖、周培源、胡适、朱光潜、沈从文等，他们定时聚会梁家，激扬文字，指点江
山。慢慢地，梁家便形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沙龙。冰心在三十年代所写之语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声名远扬，后有林徽因送给冰心山西陈醋一坛之说。因此，一般认为，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芥蒂很深。从上述照片上看，几人正在绮色佳山涧一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
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可以说是林徽因与冰心的友情纪录。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
其人。”拒绝相信“才女战争”的人们也常常引述这段文字及在绮色佳的照片以证明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情谊。
自月前从绮色佳归来后，康奈尔校园中的如烟往事以及她周边的秀色山川，常常萦绕在心，挥之不去，伏案写下短文几篇，是以为记。(完)
赛珍珠同中国深厚的情缘虽然广为人知，但是，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赛珍珠当年究竟是否同诗人徐志摩之间迸发过爱的火花，一直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一段文人轶事。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风流倜傥的徐志摩。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知心的闺中密友。后来，其中一位披露道：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中国的雪莱"有“不寻常的关系”。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诉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从中读者可以找到她与徐志摩之间恋情的影子。而在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契合赛、徐
恋的故事情节，甚至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一节，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有徐志摩的影子，似乎是寄托着她心灵深处的
难忘与不舍。 然而，纵观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徐志摩留存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浪漫史”的记述；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情史。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材料的证实。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恋情”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悬案”。同时代的散文大师和翻译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徐赛恋”下了这样的结论：宁可疑其无，不必信其有。
回到赛珍珠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康大与中国合作开展的学术交流项目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1年，“农作物改进项目”在康奈尔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下开始实施。1925年，康奈尔大学的三位教授至中国开始实施合作项目。赛珍珠的首任丈夫John Lossing Buck，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主修农业经济学，获得该校硕士学位。赛珍珠和丈夫一同完成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后，于1925年9月启程回到中国，进入南京大学农学院工作，John Buck 日后并成为南大农业经济系的创始人。传说中“徐赛绯闻”的发生时间，正是在南京的赛珍珠和丈夫感情不睦之期。
就在赛珍珠夫妇准备离开绮色佳前往中国前，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来了两对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冰心与吴文藻，以及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则是另一清末
民初闻人、梁启超之密友林长民之女，才情出众，貌美倾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对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有很生动的描述。1925年暑期，留学美国的冰心与吴文藻不约而同来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两人当初因同船抵美而相识，这次巧遇终使他俩情定康奈尔校园旁风光旖旎的 Cayuga 湖，开始了他们延续六十年同甘共苦的美满姻缘，为文坛和世人所称羡。曾在康奈尔大学预备班学习过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那年暑假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
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说它珍贵，那是因为林徽因和冰心两大才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向来是人们颇为关注的文坛逸事。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家搬到北平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徐志摩、金岳霖、周培源、胡适、朱光潜、沈从文等，他们定时聚会梁家，激扬文字，指点江
山。慢慢地，梁家便形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沙龙。冰心在三十年代所写之语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声名远扬，后有林徽因送给冰心山西陈醋一坛之说。因此，一般认为，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芥蒂很深。从上述照片上看，几人正在绮色佳山涧一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
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可以说是林徽因与冰心的友情纪录。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
其人。”拒绝相信“才女战争”的人们也常常引述这段文字及在绮色佳的照片以证明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情谊。
自月前从绮色佳归来后，康奈尔校园中的如烟往事以及她周边的秀色山川，常常萦绕在心，挥之不去，伏案写下短文几篇，是以为记。(完)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四）
丘 霖
1914年，胡适经过在绮色佳的四年寒窗苦读，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正当留洋即将修成“正果”时，时年二十一岁的胡适，却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题为《非留学篇》的文章，洋洋万言，痛陈出国留学之弊端，疾言厉行教育改革之迫切。胡适文章开篇就针对国内知识界流行
的留洋潮“正告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当年读到此文后，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并援引《非留学篇》作为他改变初衷的原因之一。“五四”时代，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以胡适的学生自居。但是，共产主义者之毛泽东同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终成仇家。但是，有
趣的是，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亚洲部中，胡适像同毛泽东像却同处一室，“相安无事”。驻足其间，品味历史，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徜徉在康奈尔图书馆亚洲部的阅览室中，除了感怀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历史外，我还试图在书架上找寻赛珍珠 （Pearl Buck）的著作《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这位因中国题材而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同胡适一样，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主修英语文学，一九二五年，她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的毕
业论文，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作家，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全家一同于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后，她母亲才教她学习英语。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文化风潮，她读过陈
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知之甚详，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多有接触。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问世。赛珍珠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发行，她的译
本被认为是翻译得最为准确和精彩的。但是在中国，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等文豪都不喜欢赛珍珠的作品，包括她的翻译作品，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对赛珍珠“不感冒”，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原因是她对领袖不敬。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则全数被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她独特的国外背景，赛珍珠在美国还一度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侦查对象。
赛珍珠生前曾入籍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的大学档案的籍贯栏中，赛珍珠赫然写上“中国镇江”。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答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出生在基督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但却反对传教布道。在多次演讲中，她公开表示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传教士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1937年中日戰爭爆发后，在美国的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呐喊，如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赛珍珠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道义支持，并主持美国政府为中国艺术家王莹在白宫举行的中国抗
战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还亲自报幕。
曾自认是中国人的赛珍珠，由于她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1949年后遭中国大陆围剿，双方形同水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一度以为冰雪消融的赛珍珠兴奋地向新闻媒体表示自己即将实现多年夙愿, 回到故乡中国。不料，她的访华申请在提出两个多月后却遭峻拒。一年后的1973年3月，郁郁寡欢的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她病逝后，按她生前遗愿，墓碑上只镌刻她亲笔书写的中文篆字“赛珍珠”。据说，赛珍珠安葬时身着的是一件她平生最喜爱的丝绸旗袍。
1914年，胡适经过在绮色佳的四年寒窗苦读，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正当留洋即将修成“正果”时，时年二十一岁的胡适，却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题为《非留学篇》的文章，洋洋万言，痛陈出国留学之弊端，疾言厉行教育改革之迫切。胡适文章开篇就针对国内知识界流行
的留洋潮“正告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当年读到此文后，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并援引《非留学篇》作为他改变初衷的原因之一。“五四”时代，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以胡适的学生自居。但是，共产主义者之毛泽东同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终成仇家。但是，有
趣的是，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亚洲部中，胡适像同毛泽东像却同处一室，“相安无事”。驻足其间，品味历史，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徜徉在康奈尔图书馆亚洲部的阅览室中，除了感怀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历史外，我还试图在书架上找寻赛珍珠 （Pearl Buck）的著作《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这位因中国题材而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同胡适一样，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主修英语文学，一九二五年，她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的毕
业论文，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作家，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全家一同于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后，她母亲才教她学习英语。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文化风潮，她读过陈
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知之甚详，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多有接触。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问世。赛珍珠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发行，她的译
本被认为是翻译得最为准确和精彩的。但是在中国，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等文豪都不喜欢赛珍珠的作品，包括她的翻译作品，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对赛珍珠“不感冒”，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原因是她对领袖不敬。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则全数被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她独特的国外背景，赛珍珠在美国还一度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侦查对象。
赛珍珠生前曾入籍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的大学档案的籍贯栏中，赛珍珠赫然写上“中国镇江”。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答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出生在基督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但却反对传教布道。在多次演讲中，她公开表示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传教士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1937年中日戰爭爆发后，在美国的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呐喊，如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赛珍珠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道义支持，并主持美国政府为中国艺术家王莹在白宫举行的中国抗
战歌曲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还亲自报幕。
曾自认是中国人的赛珍珠，由于她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1949年后遭中国大陆围剿，双方形同水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一度以为冰雪消融的赛珍珠兴奋地向新闻媒体表示自己即将实现多年夙愿, 回到故乡中国。不料，她的访华申请在提出两个多月后却遭峻拒。一年后的1973年3月，郁郁寡欢的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她病逝后，按她生前遗愿，墓碑上只镌刻她亲笔书写的中文篆字“赛珍珠”。据说，赛珍珠安葬时身着的是一件她平生最喜爱的丝绸旗袍。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三）
丘 霖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九一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洋，去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胡家家道中落，亲人敦促他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尤其是他哥哥要求他学开矿或铁路，告诫他千万别学没有
用的文学、哲学等。胡适应允后同七十位同学登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胡适思考着专业的选择：开矿没兴趣，特路也无意愿，既然要学有用之学，只好采折衷
方案，去康奈尔大学学农，而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正好又是全美最好的农学院。当时考入康大农学院的学生除不需付学费外，还能每月领到八十元的学生津贴。家境不济，而国家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于公于私，学农就成为胡适当时的首选。学农学到第二年，胡适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再难学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了。据胡适
事后回忆，当时思考如何改专业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一是“我” –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么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好像从科学家到修马桶的，社会什么都需要。因此，胡适得出结论，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而在选择专业时，重要
的是要依着自己的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便成为胡适选定自己所学专业时的依据，而且，他的这一信条还深深影响了后代无数莘莘学子在选择专业时所作出的决定。
按“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胡适转到了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和英国文学为副。日后胡适常常对学生说，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科，就像一位有文学才华的人，不去文学系学诗词，却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的医生，这是社会的损失，
也是个人的损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琢磨出的名言，以及他日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所取得的地位及成就，对后世青年人选择专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但是，胡适
对当时的一位同龄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多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
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得空时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
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听众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咨询过胡适，胡适赞成并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一向呼吁“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呼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的主张，他在湖南长沙还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教育问题” 、“湖南问题” 、“劳工问题” 、“孔子问题”等共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不过，毛泽东在研究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
社会革命，这同胡适主张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南辕北辙，最后毛胡决裂，实为必然。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九一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洋，去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胡家家道中落，亲人敦促他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尤其是他哥哥要求他学开矿或铁路，告诫他千万别学没有
用的文学、哲学等。胡适应允后同七十位同学登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留学。在漫长的旅途中，胡适思考着专业的选择：开矿没兴趣，特路也无意愿，既然要学有用之学，只好采折衷
方案，去康奈尔大学学农，而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正好又是全美最好的农学院。当时考入康大农学院的学生除不需付学费外，还能每月领到八十元的学生津贴。家境不济，而国家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于公于私，学农就成为胡适当时的首选。学农学到第二年，胡适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再难学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了。据胡适
事后回忆，当时思考如何改专业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社会”，一是“我” –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么当时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好像从科学家到修马桶的，社会什么都需要。因此，胡适得出结论，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而在选择专业时，重要
的是要依着自己的兴趣，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便成为胡适选定自己所学专业时的依据，而且，他的这一信条还深深影响了后代无数莘莘学子在选择专业时所作出的决定。
按“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原则，胡适转到了文学院，主修哲学，经济和英国文学为副。日后胡适常常对学生说，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科，就像一位有文学才华的人，不去文学系学诗词，却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的医生，这是社会的损失，
也是个人的损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琢磨出的名言，以及他日后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所取得的地位及成就，对后世青年人选择专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但是，胡适
对当时的一位同龄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多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
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得空时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
中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听众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咨询过胡适，胡适赞成并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一向呼吁“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呼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的主张，他在湖南长沙还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教育问题” 、“湖南问题” 、“劳工问题” 、“孔子问题”等共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不过，毛泽东在研究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彻底的
社会革命，这同胡适主张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南辕北辙，最后毛胡决裂，实为必然。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二）
丘 霖
打开由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他夫人金安平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图册》“The Chinese Century –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翻阅到论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章节时，读者会看到不少与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胡适有关的图文介绍。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心节”，以及她们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同游康奈尔大学之行，容本栏下期再述，这期《来去集》所要介绍的是曾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和在康大校园中成立的一度成为中
国科学界权威团体的中国科学社。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至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 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官费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著名化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和杨铨（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先驱，后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于上海）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曾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
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日后写道：“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 （见《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任鸿隽和杨铨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同在康奈尔留学的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之父、音乐家）、胡明复（数学家）、秉志（中国现代生物之父）、周仁（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家和
陶瓷学的开创者之一）、过探先（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开拓者）、章元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金邦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留学生情
况及西方科学知识，并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还为由赵元任作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填写歌词。
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校园诞生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于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为南京大学），继《科学》杂志后，中国科学社又出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
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的学者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各学科研究所，形成了当时的官方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但是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中国科学社依然
享有崇隆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导师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字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
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传有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当面反驳蒋介石的一段佳话。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北，蒋公为胡适墓园亲笔题字“智德兼容”。
就在胡适病逝的前两年，成立了45年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大陆走进了历史。据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资产陆续自愿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资料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一段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科学社的陈述以为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中国科学社闭社后第二年的1961年，胡适的康奈尔校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也离开了人世。
打开由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他夫人金安平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图册》“The Chinese Century –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翻阅到论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章节时，读者会看到不少与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胡适有关的图文介绍。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心节”，以及她们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同游康奈尔大学之行，容本栏下期再述，这期《来去集》所要介绍的是曾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和在康大校园中成立的一度成为中
国科学界权威团体的中国科学社。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至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 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官费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著名化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和杨铨（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先驱，后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于上海）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曾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
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日后写道：“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 （见《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任鸿隽和杨铨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同在康奈尔留学的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之父、音乐家）、胡明复（数学家）、秉志（中国现代生物之父）、周仁（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家和
陶瓷学的开创者之一）、过探先（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开拓者）、章元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金邦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留学生情
况及西方科学知识，并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还为由赵元任作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填写歌词。
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校园诞生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于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为南京大学），继《科学》杂志后，中国科学社又出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
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的学者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各学科研究所，形成了当时的官方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但是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中国科学社依然
享有崇隆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导师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字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
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传有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当面反驳蒋介石的一段佳话。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北，蒋公为胡适墓园亲笔题字“智德兼容”。
就在胡适病逝的前两年，成立了45年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大陆走进了历史。据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资产陆续自愿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资料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一段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科学社的陈述以为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中国科学社闭社后第二年的1961年，胡适的康奈尔校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也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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