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二）

丘 霖

打开由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他夫人金安平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图册》“The Chinese Century –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翻阅到论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章节时，读者会看到不少与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和胡适有关的图文介绍。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心节”，以及她们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同游康奈尔大学之行，容本栏下期再述，这期《来去集》所要介绍的是曾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和在康大校园中成立的一度成为中
国科学界权威团体的中国科学社。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至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 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官费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著名化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和杨铨（杨杏佛，中国人权运动先驱，后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于上海）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曾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
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两人保持着书信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日后写道：“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 （见《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任鸿隽和杨铨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同在康奈尔留学的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之父、音乐家）、胡明复（数学家）、秉志（中国现代生物之父）、周仁（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家和
陶瓷学的开创者之一）、过探先（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开拓者）、章元善（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金邦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留学生情
况及西方科学知识，并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还为由赵元任作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填写歌词。
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校园诞生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于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为南京大学），继《科学》杂志后，中国科学社又出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
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的学者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各学科研究所，形成了当时的官方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但是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中国科学社依然
享有崇隆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深受导师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字改良刍议》引起巨大反响。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
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传有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当面反驳蒋介石的一段佳话。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
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北，蒋公为胡适墓园亲笔题字“智德兼容”。

就在胡适病逝的前两年，成立了45年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大陆走进了历史。据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资产陆续自愿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资料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一段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科学社的陈述以为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中国科学社闭社后第二年的1961年，胡适的康奈尔校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也离开了人世。

康 奈 尔 大 学 和 中 国

丘 霖

初秋时节，暑气中渐露凉意，每年暑假后的返校季节也就随之来临，我和女儿以及外公外婆一起，开车前往纽约州的绮色佳 （Ithaca, NY），送孩子回校上学之外，兼作一次绮色佳四人三日游。当年，我和我太太离开家乡和孩子来到美国，女儿全由外公外婆照看；如今女儿长大成人，祖孙同行前去绮色佳参观校园，虽然路途不算太遥远，却成为家庭中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出行。经过近六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在旅馆前停下车后，看见中国的五星红旗同其他国家的国旗正飘扬在旅馆门厅外。走近前台，一个挂钟下用汉字标明着北京时间和“欢迎光临”的字样。走在旅馆和康奈尔大学之间的绮色佳闹市步行街（the Ithaca Commons）,又见中国国旗高悬于古朴典雅的楼宇和绿化带之间，刚到绮色佳，就让我们感到一股亲切感迎面扑来。
已不再是大学新鲜人的女儿，对校园的路径已了然于心，她和外公外婆手拉着手漫步在林木葱葱、清风徐徐的康奈尔校园，指点校园景观和历史建筑，并带领我们登上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康大艺术博物馆（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透过东方艺术陈列馆回廊外侧的景观视窗，眺望康奈尔校园和不远处风光旖旎、白帆点点的Cayuga 湖，感觉就像是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巨幅自然风景画，令人赏心悦目，陶醉其中。离开艺术博物馆，我们直奔下一个目的地 –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女儿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在学校图书馆的亚洲收藏部，还挂着一幅胡适博士的照片，这更引起了我们前往一探究竟的盎然兴致。穿过宽敞亮丽的图书馆过道，我们来到亚洲部，果然，墙上一幅胡适的照片映入眼帘，镜框下的文字说明（原文为英文）是：胡适博士，1891年12月17日- 1962年2月24日，康奈尔校友，1914年毕业班 中国二十世纪著名学者，倡导汉语白话文运动的关键人物。作为外交官，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38年-1942年）和驻联合国大使（1957年）。作为一位学者和管理者，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1948年），1958年被任命为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大学者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显然为那里的秀丽山川所折服，将 Ithaca 音意结合地汉译成“绮色佳”，颇有“秀色可餐”之意境，被当时的文人墨客纷纷引用，俨然成为Ithaca 在汉语中的“美学”地名。中国大陆后将Ithaca 按发音统一译成“伊萨卡”，而台湾地区仍沿用“绮色佳”作为地名至今。
绮色佳的这一地名出自古希腊历史，荷马史诗《奥德赛》描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漂流十年才回到故乡绮色佳的故事，但将近三千年以来，绮色佳的所在位置一直成谜。虽然希腊有一个岛屿叫做绮色佳，但是，一般相信，如今的绮色佳岛并非特洛伊战争时代的英雄故乡之原地。大约在二百多年前纽约州的人民为当地的众多乡镇命名时，多倾向于“引进”古希腊和罗马的地名，由此，纽约州的绮色佳这一地名就在美国和希腊间闹起了“双胞”。
康奈尔大学由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和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于1865年建立，是八个常春藤盟校中唯一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才创办的。康奈尔大学倡导平民化教育，男女同校，学生不分信仰和种族都可以入学。学校成立伊始，创始人就打算将其建设成为一所全科型的新型大学，教授内容从文学到科学，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无所不包。这个理念最终成为康奈尔的传世名言和校训：“我要建立一座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自己想学科目的教育机构。”（“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我们在校园中的康奈尔铜像前驻足参观并合影留作纪念，不知怎么的，康奈尔的名言在我的脑海里竟化成了孔子的名言 – “有教无类” ，想来还是咱们中国的至圣先师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啊！我们首站参观的三处校园地点 – 康奈尔艺术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和康奈尔铜像，都让我感到这座位于绮色佳East Hill山麓的高等学府，在某些方面蕴涵着许多已知和未知的东方因缘与中国元素，我开始觉得，这所学校所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发掘的相关史料，就象是校园附近Cayuga Lake 的万顷碧波和葱茏山色，宽广而深厚。（未完待续）

黑 格 将 军

丘 霖

上周的《来去集》中介绍了为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已故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德里奇，文中还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霍德里奇在黑格将军任国务卿时同中国交往的旧事, 当论及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和进程时，人们不能不对黑格将军有所着墨。
亚历山大•黑格将军 （Alexander Haig）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参加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曾先后在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里根四位总统手下任职，官至白宫办公厅主任（幕僚长）及国务卿，其间还出任过北约盟军总司令。他是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许多内政和外交重大事件的参与和决策者之一，也是最早参与打开中美关系坚冰的美国政治人物。
黑格出生于一九二四年，西点军校毕业，二战后期远征日本，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的部下。朝鲜战争期间，担任麦克阿瑟的参谋，每晚负责向麦克阿瑟汇报战况。朝鲜战争结束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商业管理，六十年代初又获得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当时黑格研究的方向是军人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黑格将军第一次与中国人打交道是在朝鲜战场上。他曾感慨地表示，中国入朝部队并不是现代化的军队，基本上全是步兵，火炮很少，后勤支援设施也很落后。他们需要身背粮食作战，有时候两三天都吃不上饭。冬季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急行军时一身汗，进入阵地后冻成一身冰，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忍受，中国军队的坚韧顽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黑格第一次以美国政府官员身份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是在二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一月。当时他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副手，奉命率先遣人员前往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他们此行主要任务是为尼克松及其访华的大队人马进行细节安排，即解决访问期间与礼宾、行程、会见、安全、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有关的具体操作问题。抵京的第一天，黑格在参加完欢迎宴会，并起草了给华盛顿的电报后，午夜前正准备上床就寝，就在这时，他接到电话，被告知周恩来总理请他到人民大会堂见面。那一晚，周总理同他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会谈期间，黑格发现周恩来对世界事务了如指掌，论说精辟。黑格在访华前阅读过周恩来同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对周恩来已有所了解，但在这次的单独会见中，他仍然被这位中国总理的雄辩和大将风度所折服。“在我此前的生活经历中，还没有感受过这样强大的人格力量的震撼。”黑格将军曾如是评论周恩来。
中方对周恩来 - 黑格会晤的记载详见于孔东梅所著之《改变世界的日子》一书：
“黑格此行，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转达一个重要口信。该口信在对国际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越南战争和苏联威胁做出一番分析后得出下述结论：‘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一月六日深夜十一时三十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会见黑格及其所率先遣小组一行。总理和叶帅准备要好好敲打敲打美国这位黑格将军。
总理面前摆着一份《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代表中方的正式态度。会见时中方向黑格宣读了答复稿。‘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至于‘生存能力’问题，总理严辞批评了美方的提法。黑格尴尬地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深为周总理不怒自威的魅力，为他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所折服。”
尽管双方对那次会谈的描述不尽一致，但有趣的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一行人中没有见到黑格的名字。是否基辛格怕中方见面时旧话重提，影响到双方会谈气氛，故而未安排为此行打前站的黑格前往，外界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黑格将军与中美两国间的第一个历史性公报《上海公报》无缘却是一个事实，尽管黑格在他的打前站之行时曾造访上海并登上海大厦顶楼俯瞰上海市容。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两国的《建交公报》成为两国关系史上又一重要文件。当时美国已是民主党人总统卡特执政，在野的共和党籍黑格未参与其事。一九八0年，里根问鼎白宫成功，同党籍的黑格被任命为国务卿。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中美就限制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据报道，黑格将军力主起草公报，为此不惜以辞职向里根总统表示自己的决心。《八一七公报》是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三个公报，黑格对中美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此最为瞩目。

一九八一年三月底，里根总统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外遭遇枪手袭击，被送医就治，事发当时副总统布什（现任总统之父）正外出德克萨斯州。国务卿黑格在随后举行的一项记者会中答复记者提问时表示：“按照宪法，一路下来有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如果总统决定将权力转交给副总统，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还没有作此决定。就目前而言，在白宫由我负责，等待副总统回来，同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然，如果有事发生，我会联络副总统的。” 黑格的这番表示，后来被简化成“在此我负责”，不少人据此认为他有逾越副总统和国会议长职权之嫌。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如总统去世或因故无法视事，其权力继承顺序为副总统、国会议长、然后才是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但是，黑格的支持者们争辩说，黑格曾在尼克松辞职期间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对国家的权力过渡程序十分清楚，他想要表达的只不过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是坐镇华府且级别最高的行政官员，在副总统返回之前暂理事务，意图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而已。事后黑格曾自己出面解释说，他回答记者提问无关权力移交，只不过论及在政府的行政层面，谁在使政府保持运转，而当时记者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此，无关“如果总统死了谁来接班”的交接程序。
黑格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突然宣布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外界很自然地将此同年前他所作的“负责”声明作了联系。其实，黑格与里根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见不合，是导致黑格挂冠求去的主要原因，其中，他们的意见分歧包括对华政策的制定。根据洛杉矶时报资深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在其著作“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此书在台湾出版发行时被译为《转向》）一书中的记载，里根在就任总统前，曾考虑请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但最终否决了这一人事安排，原因是里根有自己的外交主张，不愿由强人主导。最后，里根提名曾担任基辛格副手、尼克松之幕僚长和北约盟军总司令的黑格担任国务卿，籍此显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孟捷慕在书中指出：同尼克松和基辛格打中国牌以结束越战和牵制苏联的战略意图不同，黑格将改善和提升美国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本身作为一种终极目标，而他的这种政策信仰，来自于他在尼克松政府任内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之中。但是，里根总统坚守传统的共和党人理念，长期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七十年代曾两次访问台湾, 竞选期间曾表示当选后他会恢复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不过，里根入主白宫后无意改变自尼克松时代形成的对华政策，维持美台非官方关系，但仍坚持要充份执行《台湾关系法》。当时，围绕向台湾出售ＦＸ战斗机的计划，里根政府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国务院政策局主任沃尔夫维茨、国安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洁明（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等支持向台湾出售ＦＸ战机，而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则不赞成扩大售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孟捷慕在书中披露，对李洁明信任和提拔有加的布什，第一次对他老部下的立场动了气，他对李洁明直言，“你需要了解大格局之所在”。
一九八二年一月，里根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ＦＸ计划。黑格一回到国
务院就派遣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德里奇飞往中国。霍德里奇告诉前来
迎接的中国外交官他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却必须和章文晋副外长会谈。黑格的
指示十一日凌晨才电传至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总统终于做出了决定：放弃ＦＸ售台计划。这场围绕美国对台军售的激烈争辩被称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班子的亲华派与泛亚派之争。在这场交锋中，黑格赢得了“惨胜”- 在政策上他打了胜仗，但由于和白宫冲突连连，黑格不得不于六月二十五日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尽管黑格和霍德里奇发挥最后的影响促成了『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但自尼克松访华后掌握制订对华政策的亲华派却就此大权旁落。一般认为，『八一七公报』的象征性重于实质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政府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后得以最后的解决。”
一九八八年，黑格出马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角逐，失败后转而支持参议员多尔（Senator Dole）的选战，但是最后由老布什获得党内提名并当选美国总统。除了军界、政坛外，黑格还是商界的风云人物，1982年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后，黑格转换跑道，成为企业界的大亨。他曾担任过联合技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营运官，当过多家大公司的董事, 还组建了世界联合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至今，向企业界提供有关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战略咨询。百忙之中，黑格也没忘著书立说，出版过《忠告：现实主义、里根和外交政策》、《内圈：美国如何改变世界》等。他曾长年主持电视节目“World Business Review”，他还是美国在线公司（America Online）的发起人之一。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后，黑格多次受小布什政府之邀就外交事务“参政议政”。在美中关系方面，黑格一如既往，坚定支持美中关系的提升和发展，多次往访中国，并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他在最近的一项发言中表示：“世界正期盼着中国主持2008年奥运会，而奥运会必将把中国在致力于增进人民生活品质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在聚光灯之下和世人面前”。

约 翰 . 霍 德 里 奇

丘 霖

前几周的一期“来去集”中介绍了去世不久的原北卡罗莱纳州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 (Jesse Helms)，以及他同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的一场“笔仗”，文中还提及赫尔姆斯在担任极有权势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时，常常“登高一呼”，阻扰或冻结同他立场相左者的外交人事任命案，其中，已故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德里奇 （John Holdridge） 等同党籍的资深外交政务官员都曾领教过赫尔姆斯说“不”的厉害。
约翰.霍德里奇，中文名何志立，一九四五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服务于情报界。进入政坛后成为基辛格的助手，是参与中美秘密外交的关键人物之一。一九七一年，霍德里奇随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访北京，敲开美中关系大门，之后还参与起草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
霍德里奇服务外交界近四十年，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最后的职务是美国驻印尼大使；此前，他于一九八一至八三年担任里根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当时，他的任命案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被赫尔姆斯拦下，理由是霍德里奇走“亲中”路线，“对台”立场有问题，但最终被赫氏放行，以换取白宫撤销另一项人事提名案。其实，赫尔姆斯的耽心不无道理。霍德里奇早在一九三七年随双亲到北京等地旅行后，即与中国结缘，四十年代开始在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补习汉语。一九六九至七三年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于一九七一年随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访北京，为次年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铺路，并成为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的起草人之一。《上海公报》中首次表明，美国“认知（acknowledge）台海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没有异议（not to challenge）”。
霍德里奇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上海公报》的原始文字是“台海两岸的所有人”，但后来发现如果这样写，台湾本土人士会有反弹，经过反复斟酌才将初稿改成“台海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以求适当界定，同时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两岸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一九七三至七五年间，霍德里奇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副主任，一九七五至七八年出任驻新加坡大使，美国和中国建交那年，霍德里奇被调回华府，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东亚情报官至一九八一年。
里根政府时期，霍德里奇获黑格国务卿任命为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洛杉矶时报资深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在其著作《转向》（About Face）一书中，称黑格、霍德里奇与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傅立民、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罗普等人为“亲中派”，他们强调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台湾只是华府和北京关系中的麻烦事。 当时“亲中派”的国务院官员甚至存有放弃台湾的想法。《转向》一书中记载，霍德里奇曾开玩笑说，他希望如果来个大海啸淹没台湾就好了。霍德里奇在亚太助卿任内，美国和中国达成限制并终止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 》签署的同时，情感上倾向台湾的里根总统，则向台北方面转达了“六项保证”。
一九八三年，黑格与里根的冲突白热化，里根批准黑格辞呈，由舒尔兹接掌国务卿，舒尔兹任命年轻气盛的沃尔福维茨 (后任小布什政府副国防部长，伊拉克战争主导者之一，转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两年后被迫辞职) 接替霍德里奇，并把霍德里奇外放到印尼，雅加达遂成为他外交生涯的终点站。
退休后，霍德里奇从事咨询服务，和命运相同的傅立民（后外派沙特阿拉伯担任大使）共同在华府创办「美中政策基金会」，常年举办外交政策研讨会并出版期刊，还常在媒体倡言巩固美中邦谊。霍德里奇的著作均集中在美中关系方面，计有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跨越界沟》(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和与前副国务卿葛林 （Marshall Green）合著的《同中国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With China），对美国和中国建交过程有许多第一手的内幕记录。 笔者于一九九九年在一项纪念中美建交二十周年的酒会上，曾见过霍德里奇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时出席酒会的人士中认识霍德里奇的并不多，瘦高个儿的霍德里奇站在酒会一角显得多少有些寂寞，唯时任驻美国大使的李肇星对他恭敬有加，并同他相谈甚欢。
根据霍德里奇在他的书中记载，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钓鱼台六号楼与周恩来举行首次会谈，比基辛格大二十五岁的周恩来微笑着说：“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发言”。阅历丰富的基辛格面对沉着老练的周恩来，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而基辛格念的开场白，就是由霍德里奇起草的。当基辛格念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也不寻求一个独立的台湾”时，周恩来马上表示：“好，会谈现在可以开始了”。三十七年前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这番表白，实际上成为了日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的基调。另据霍德里奇回忆，周恩来对基辛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知之甚详，连霍德里奇会讲广东话也在周恩来的掌握之中。
在美国的外交界中，霍德里奇是一位对中国问题、美中关系具有深厚研究功底的职业外交官，务实、理性，反应敏锐，执行力强且具有战略家眼光，文武双全，被称为美中外交关系中的“智多星”，他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霍德里奇对于自己外交生涯中没有能够成为驻华大使而一直感到遗憾。这位儒雅谦和的中国事务专家生前居住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于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病逝华盛顿，享年七十六岁。

从ABBA 到电影《Mama Mia!》

丘 霖

上个周末，女儿提议一起去看根据音乐剧改编的新电影《Mama Mia!》，对此我积极响应。因为，自大学时代始，我就一直很喜爱听ABBA演唱组的歌曲，包括Mama Mia，而同名的音乐剧和新电影的剧情，都是循ABBA演唱组唱红全球的流行歌曲客串改编而成的。虽然有代沟，但是女儿对ABBA的众多歌曲倒也情有独钟，家中还保存有ABBA演唱组的金曲CD专辑《ABBA Gold》，是为数不多的几张两代人可以共同欣赏的音乐碟片之一。
ABBA是瑞典的流行歌手组合，乐队起初成立于1973年，成员包括：比约恩•奥瓦尔斯（Bjorn Ulvaeus）、本尼•安德森（Benny Andersson）、阿格妮莎•福斯克格（Agnetha Faltskog）、安妮-弗瑞德•林斯塔德（Anni-Frid Lyngstad），之后本尼和安妮、比约恩和阿格妮莎分别结成夫妻，并用每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ABBA演唱组。ABBA是一支魅力难挡的乐队，她所散发的美妙音韵和动感旋律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如果以数字来衡量一个乐队的话，那么除了甲壳虫（The Beatles）外，就是ABBA了。ABBA是音乐历史上第二支拥有连续三首冠军单曲的乐队，其中，《舞后》（Dancing Queen）成为1976年美国单曲排行榜的第一名。据称在八十年代，为瑞典赚取外汇最多的是老牌汽车制造商VOLVO， 而第二大户则是只有这四个人的ABBA演唱组。ABBA演唱组自己创作歌曲，作词典雅，旋律优美，而且制作非常精致，有许多朗朗上口的曲目经过不同歌手的翻唱和不同音乐形式的表现，依旧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特别是在欧洲和澳大利亚，ABBA热经年不衰，甚至在队员离婚、乐队解散后也依旧如此。1981年，作为优异的声乐组合，ABBA获宝丽多 (Polydor) 金留声机奖，而这个奖项一般只是授予古典音乐家的。
八十年代初，ABBA的歌曲流传到中国，当时，笔者正在上大学，ABBA的许多歌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 “Knowing Me, Knowing You”（了解我，了解你）、“Fernando”（费尔南多）“、“Mama Mia”（妈妈咪呀）和“Dancing Queen”　（舞后）等。其中，“Mama Mia” 和“Dancing Queen”　在当时的校园里流行度较高，是各项舞会和表演节目中常常被用来伴舞的名曲。还记得当年让费翔唱红中国的名曲《恼人的秋风》吗？那其实只不过是ABBA演唱组“Gimme! Gimme! Gimme!”一曲的中文翻版而已。正因为ABBA演唱组在全球的影响力，英国剧作家凯瑟琳•约翰逊 （Catherine Johnson）会同比约恩•奥瓦尔斯和本尼•安德森于1999年推出了将ABBA乐队排行榜歌曲串联起来的一部音乐剧，以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妈妈咪呀”作为剧名。《妈妈咪呀！》讲述的是一出关于亲情、友情的喜剧：为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岛上的少女苏菲在自己婚礼的前夕，背着妈妈唐娜邀请母亲的三个前男友回到20年前来过的地方-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剧情就围绕着女儿寻父这一主轴展开。全剧穿插了ABBA演唱组的二十二首歌曲，这些曾流行全世界的曲目被巧妙地编排到剧情中，“嫁接”得天衣无缝，听上去就像专门为这出音乐剧所创作似的。这些原本就精彩纷呈的歌曲，因加入了剧情更觉动人，而观赏者怀念老歌的心境在欣赏演出时更具加分作用。这出音乐剧剧情浪漫热烈、舞台动感十足，且有许多爆笑场面，具有相当强的娱乐性，在上演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音乐剧《妈妈咪呀！》在全球已赚得20亿美元收入，观众达三千万人。本月中在美国上映的同名电影，由 Universal Picture 公司制作，大牌影星领衔主演，Meryl Streep 扮演母亲唐娜，她曾主演《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 ） 和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等大片，多次获得影视界大奖；而在剧中同她演对手戏的是饰演007 邦德先生的Pierce Brosnan，尽管他的歌喉并不怎么样。电影《妈妈咪呀！》充份发挥银幕优势，将情、景、音乐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曼歌妙舞，轻松愉快，令人赏心悦目，对我来说，《妈妈咪呀！》不谛是一席集视觉享受和歌曲欣赏的飨宴。在观赏电影时，当“Dancing Queen”　一曲响起，众人和着歌声群起舞动，此景此乐，不禁让我回想起当年的大学生时代，仿佛就像是在昨天一样。而当我侧首看到一旁已念大学的女儿，也正兴致高昂地欣赏影片中热歌劲舞的场景，我顿时觉得，时光飞逝，莫快于此。人既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岂能再体会到同一首歌曲在当年的意境？
回到八十年代，当时ABBA的歌曲正红，常常成为电台音乐点播节目的“标的”，“Knowing Me, Knowing You”（了解我，了解你）一曲也不例外。这首歌曲唱的是恋人分手时的感受，但是，人们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一首歌颂爱情的歌谣，于是，“Knowing Me, Knowing You” 便成了那时不少人为新婚朋友点播的歌曲，或是自己点此曲送给情人表衷心。因此， “Knowing Me, Knowing You” 在中国的“地位和待遇”一直是我心目中食洋不化的范例之一。但是，上周末在观赏电影《妈妈咪呀！》时，我发现在电影中的婚礼场景里，乐队演奏的乐曲竟也是经过改编的慢节奏 “Knowing Me, Knowing You”！看来，take the face value，人同此心。以后遇到同自己相左的意见表达，当多说 Interesting，少作类似于“食洋不化”的价值判断。权将此也作为我的电影观后感之一吧。

签 语 饼

来去集之215

丘 霖

孩子放假回家，空巢变满巢，人多一起吃起饭来也觉得更有味了。女儿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最爱的还是中国餐点。过去无论是在中餐馆就餐，还是拿外卖回家吃，餐毕女儿都不会忘记打开签语饼并 “报告”她所得的“Fortune”。签语饼外形像个元宝，非常中国，但是里面的字条内容却是英文的，与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孩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上周“半杯清茶社”邀请著名旅美学者陈奎德博士就海外华人文化认同问题发表演讲，会中有与会人士发言指出，一般而言，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小的时候往往会排斥学习汉语，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自己却又转而对学习汉语发生兴趣。他的这一观察和结论，似乎在女儿身上得到了些许印证。
自从去年夏天女儿随妈妈回国过暑假后，她对中文的兴趣好像变强了，上大学后还选修了一门中文课，老师给与的表扬和鼓励，又进一步助长了她的中文学习热情。今年暑假期间，有一天当我们一起吃完饭后，女儿照常拿起签语饼，这回她并没有马上切入正题朗读她的“好运声明”，而是拿着签语饼反复读着塑料包装纸上的汉字，然后问我，为什么Fortune Cookie 在汉字里叫作签语饼？接着女儿的问题，我大概解释了签语饼中签语的意思：按中国人的民间传统，当大家希望预知未来之事的进展和结果时，善男信女们会想到去庙宇或道观求签，庙宇和道观大多摆上签筒供人抽取签条问卜。人们相信，求签时心态必须要虔诚，心诚则灵；求签时在神灵面前心中要想着希望求知的事情或者在口中念着希望求知的事情，如果求得好签或上上签，一般要捐上点钱进功德箱积德做利事。解释到这里，我忽然醒悟，都说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同化性极强，这不是，原来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后，便通过发送藏有签语的小饼而把散布在全美各地的中餐馆变成了输出民族文化和精神信念的“桥头堡”了！但是，女儿并不认同我的奇谭怪论，而是“务实”地指出：当时很可能有中餐馆的服务生想获得比较好的小费，因此创意发明了叫做“Fortune Cookie”的签语饼，因为每条签语都是上上签，顾客岂不要多留下点钱以“行善积德”啊！这一番你来我往的有关“签语饼”的历史剖析，倒是勾起了我对刚来美国在餐馆打工时一段往事的回忆。
十八年前，我离开了只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同当时许多自费留学生一样，我在中餐馆找到了一份服务生工作，开始了在美国的打工生涯。那时虽然衣食有了着落，但是内心却十分失落，太太和女儿在万里之外，不知何时可以再团聚，加之餐馆工作劳动强度大，因此常常感到身心俱疲，万念俱灰。当时，来餐馆就餐的有一对老人常客，非常健谈。几次交谈后，我得知他们竟是我的上海“同乡” - 一对曾于二次大战期间居住在上海提篮桥一带的犹太夫妻，多少年后他们甚至还能说上些上海方言，令我感到十分的惊异，彼此间也因此有了些他乡遇故知的感受。有一次，吃完了他们常点的中餐后，老太太打开我送上的签语饼，嘀嘀咕咕向坐在对面的老先生念着一段令她开心的“签语”，那边厢的老先生说道：这些签语饼不过是讨人开心而已，而老太太认认真真、一字一句的回答却不无哲理：That’s what life is all about (人生除了开心夫复何求)! 那天，夜色已深，当我目送那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缓步离开餐馆后，心里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自己给顾客送过那么多的签语饼，今天我也要为自己“抽一下签”，好让惆怅的心头感受一下长久未曾有过的开心感觉！我快步走到工作台前，一气打开两个签语饼，抽出字条后，两行小字映入眼帘 –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and overcome many hardships”; “You and your wife will be happy in your life together”。我在求“签”时心中并没有想着希望求知的特定事情，或者在口中念着希望求知的事情，但是这两条签语却好像知道我的心事，帮助我一扫心中的积郁，感觉萎靡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发现自己竟在餐馆里会心地笑了起来。
手中揣着的这两片毫不起眼的小纸条，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下班后回到住处，我恭恭敬敬地将这两小张签语条粘贴在从国内带来的笔筒上，感觉疲惫已久的心灵里好像有了厚重的依托。对我来说，那天晚上打开的，不仅仅是两张签语饼纸条，而是在漂泊旅程中扬起的希望风帆。岁月如梭，一晃十八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面前还有数不清的山头要跨越，但这两张见证了我在北美新大陆艰难岁月的签语饼字条，依然静静地伫立在我的案头，她们时时在提醒我：面对困难，人是要有点精神力量的。

赫 尔 姆 斯 参 议 员

来去集之214

丘 霖

上周的“来去集”中花了一些篇幅介绍美国海军官校和她的著名学员，而本期专栏所要涉及的人物、刚去世不久的原北卡罗莱纳州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 (Jesse Helms)，也是一位曾服役美国海军多年的政坛重量级人士。在美国社会的保守阵营人士心目中，赫尔姆斯是一位英雄般的人物，其地位和功勋同高德华（Barry Goldwater）和里根齐名。退休前曾连续担任了五届联邦参议员的赫尔姆斯，是国会山上保守派议员的领军人物，曾誓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挡美国自由主义列车的前行”。赫尔姆斯早年坚决反对设立全国性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当1972年尼克松总统展开历史性的访华之旅时，赫尔姆斯公开抨击尼克松是在“奉承红色中国”；克林顿总统刚上任时提议允许同性恋者参军服役，对此，赫尔姆斯忿怒地警告克林顿去北卡罗莱纳州访问时“最好带上保镖”。在担任极有权势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时，赫尔姆斯常常“挺身而出”，拦下和冻结具有自由派背景人士的外交任命案，因此得到一个雅号叫作“不参议员”（Senator No）。在国际事务上，赫尔姆斯的强势作风也令世界领袖们印象深刻。赫尔姆斯曾力主减低美国对联合国的财务支出、立法严惩同古巴进行贸易的国家，其中包括北方邻国加拿大。当论及赫尔姆斯在国际事务方面留给美国的“遗产”时，不能不提到他同中国的“高手过招”种种。
在美国国会，赫尔姆斯是强烈友台的参议员，曾有媒体称其为“来自福尔摩莎的参议员”，他也是参院《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的起草人之一。赫尔姆斯以反对共产主义著称，始终称中国为“红色中国” (Red China)，绝对不用正式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对亲中国的美国官员不假辞色，常常在听证过程中搁置他们的任命案，已故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德里奇（中文名何志立，基辛格助手，参与中美秘密外交的重要人物）等都领教过他的厉害。据报道，美前驻缅甸大使李文 (Burton Levin) 深知赫老的个人偏好，在他的外交经历中不忘恭敬地列上曾任国务院中华民国科长，用的文字是Republic of China, 不是Taiwan Desk (台湾科)，因此深获赫尔姆斯欢心，在听证会上轻松愉快地得以过关。一九九五年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时，赫尔姆斯亲自前往纽约上州的 Syracuse 机场接机，他也是李登辉访美成行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再早些时候的九零年代初期，赫尔姆斯是在国会中坚决反对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重量级参议员。当时，笔者刚来美国，虽然忙于打工，但对电视新闻上赫尔姆斯在国会殿堂中的慷慨陈词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日后发生的赫尔姆斯与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的一次书信交锋，则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
2000年2月9日，赫尔姆斯给李肇星写信，对中国驻美公使刘晓明（现任中国驻朝鲜大使，时任驻美公使时才四十出头）在记者会中批评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的有关讲话感到“震惊” （aghast），并要求李肇星对这位中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的发言做出澄清。据报道，刘晓明在2月3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其后果比当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要严重得多，将超出中国召回驻美大使的程度。刘晓明还批评支持《加强台湾安全法》的议员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只及小学生的水平”。赫尔姆斯认为刘晓明对国会议员进行了人身攻击，并质问：刘先生的这番话是不是表明一旦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中国就要对台动武？
李肇星在2月12日回复赫氏的信中说，“我在查阅了有关的记录后得出的结论是：刘公使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并无错误或不当。他在招待会上确实提醒过人们，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的决定曾经使两国关系严重倒退。他要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加强台湾安全法》果真成为法律，其后果只会更加严重。我完全赞同这一评估。” 李肇星在信中再次阐述了中国坚决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的立场，即《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框架，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实质是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和增加对台军售。他指出，“某些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来由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缺乏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他们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确定的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承诺缺乏了解。你自己的这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已逾20年，而你仍然称中国的台湾省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称台湾领导人为‘总统’。仅仅说这是‘无知’或‘不了解’，实在是很客气的了。”
李肇星在信中还指出，“据我记忆所及，他（指刘晓明）从来没有把你和任何一位国会同事比作过‘小学生’。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较是，有些美国学者曾经说过，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许多政治人物却好像还不懂得这个事实。”
后据报道，气愤的赫尔姆斯在读罢李肇星的复信后，曾扬言要求国务院宣布李肇星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被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加强台湾安全法》要求大幅度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增加美国对台军售。该法案后被克林顿总统否决而告结束，但是，当时有关《加强台湾安全法》的争论和它在美中台三边掀起的巨大波澜，并没有随着赫尔姆斯的去世而被人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