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 贝 尔 宝 贝”

来去集之191

说起诺贝尔奖，中国人是十分在意的。对于这项地位崇隆的国际大奖，在创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与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无缘，这一问题引起过许许多多的思考和探讨，象“中国人离诺贝尔奖到底有多远？”这样的标题就常常出现在报端。在这样的心态 之下，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当然就会头顶荣耀的光辉，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独步天下”、“独领风骚”。
话说台海另一端的宝岛台湾，一九九四年李远哲顶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或许是改革之心殷殷，或许是知识海洋中的纯真，李远哲在两千年大选前接受陈水扁之邀担任他的“国政顾问团”首席顾问，并殷切呼吁人民支持“清流执政”、“向上提升”。李远哲奋不顾身的表态，对陈水扁的选情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一举把阿扁送上总统宝座，同时他也等于把自己的清誉和声望都押给了阿扁。及至扁当局施政无能的窘态毕露，台湾政经情势日渐“向下沉沦”，乃至陈水扁家族丑闻不断，李远哲当初的“名家推荐”，也就变得难辞其咎了。但是，李远哲从未对他以个人声誉担保的“黑心商品”向公众表示任何的歉意，相反，他在二○○四年的总统大选中继续对扁下注，引人侧目。年前百万“红衫军”上街怒吼，向阿扁的贪渎腐化“呛声”，当媒体问及李远哲作何感想时，这位扁之“国师”竟称“这不是我的事”，拂袖而去。本月早些时候，台湾选民用选票向扁政府和执政的民进党表达了强烈不满之意，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遭到崩盘性的冲击，其在三月间总统大选的前景被普遍看衰。但就在此时，李遠哲接受日本媒体专访，高调表态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还表示担心立法与行政若都由国民党主导，台湾政治将陷入不平衡的危险状态云云。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代议制政体中，如英国和法国，国会多数与行政权同属一个政党是政治常态，有助于增进政府施政的效率，这几乎是政治学的常识。而且，正在日本访问的李遠哲，应该十分清楚日本的府院体制亦是如此。李远哲以如此站不住脚的论据在选前又一次挺身而出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希望再度发挥临门一脚的意图十分浓厚。不过，台湾媒体此次对李远哲 “出烂招”的抨击多不假辞色，政治评论家胡忠信直指李远哲的这番表态“很愚蠢”。通常，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竟会被人指称为“很愚蠢”，但，这却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实景。
再回到中原大地。无独有偶，大陆也有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博士。这位杨博士退休回到国内后，同李远哲似有同好 - 弃自己的科研强项而重社会活动。杨振宁回国入住清华园内特别建造的别墅中，东走走、西逛逛，本无可厚非，但是，杨博士却常常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赤子之心”，媒体也常常将他奉为“爱国科学家”。但是，当杨振宁年富力强、最出成绩之时，他并没有为中国效力，退休后回国颐养天年，享尽荣华富贵，却开始教育子孙后代要象他那样“爱国”了，可能是杨博士在海外呆得太久，忘了中国的古训里还有“言传身教”这档子事了。而最让杨博士在当今中国声名远扬的是他同“子孙后代”中的一员，比他小54岁的翁帆女士的“婚姻与爱情”。谈到爱情，人们会说：爱情无国界，爱情也不分年龄。这都没错。但是，爱情的本质是基于个人的幸福，这种人生幸福当然也应该包括男女之间和谐的两性生活在内。古往今来，老朽凭借金钱地位而与少女结婚的事例比比皆是，正如诗中所云：“二八佳人耄耋郎，萧萧白发对红妆。杖藜扶入销金帐，一树梨花压海棠”。 但是，这些扭曲人性的结合通常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当事人和旁观者对此都心知肚明，不用张扬就当私事了结就行，如果关起门来悄悄地盘点这交易带来的好处，大家眼不见心不烦，也不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太多的纷扰。但是，杨博士不作此想，硬是想要把这老戏码改成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广而告之。一会儿是高谈上帝送给他的最后礼物，一会儿是发表柔肠寸断的英诗；这里是十指紧扣的官发明信片，那里是新近出版的《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描述杨翁忘年恋的点滴细节，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他们结婚前后的生活”，可以说是没完没了，但是，无论当事人如何天花乱坠地加以描绘粉饰，却不能改变一个颤颤悠悠的老人依靠名声和地位占有年轻女人的这个基本事实，和这个事实给社会带来的恶质化示范。
记得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读过“常识”一课，老师说，要懂得以后学习的科学学科，我们先要从“常识”课入门。但是，近年来发生在海峡两岸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的咄咄怪事，让人们在觉得匪夷所思之余，只能长叹：有些大科学家是不具备常识的。

08 年 好 事 再 添 一 桩

2008年到来之际，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按例发表了新年社论兼元旦献辞。这篇气宇轩昂的社论开头便说：“重大时间节点、重大历史事件，注定让一些年份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永恒记载。2008年，是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迎来北京奥运会。这是13亿中华儿女热切期盼的年份，是世界向中国投来更多目光的年份，是必定镌刻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年份。2008年，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通观这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全文竟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提法通常是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的。笔者猜想，这不是《人民日报》主笔的疏忽，而是在他们撰稿时，台湾问题仍是未来08年中的一个最大变数甚至是一个随时会被引爆的火药桶。去年以来，北京学界、政界和军界，乃至最高决策层就一直警告说，2008年是台海局势的“高危期”，大陆方面将严阵以待，做好应付各种突发事态的准备。有关人士还明确指出，台湾立委选举、台湾总统大选和北京奥运会期间，是台海局势最危险的三个时间段，因为台独势力极有可能趁机制造“重大事变”，包括宣布台湾独立。

在台湾选举热季来临之前，陈水扁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一意孤行地推动“入联公投”，并操弄“文革”式的“去蒋化”行动挑起岛内族群对立，对此，不用说北京，就是台湾的长期盟友美国以及周边亚太邻国，都对台海局势感到忧心忡忡。陈水扁政府对抗国际社会压力的最大法宝就是：“我们是民主社会，民意不可违”，一副“挟民意以令诸国”的悍然气势。眼看着“中美共管”台海事务失之效力，台海冲突机率日增之时，台湾选民用选票给不可一世的陈水扁发出一个“岛内严重警告处分”。台湾立法委员选举于1月12日举行，国民党在新一届立法院总共１１３个席位中，赢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遥遥领先于民进党。民进党共获得二十七席，远低于选前的估计。台湾中选会同时宣布，两项由民进党和国民党分别提出，与立委选举一同进行投票的“追讨国民党党产公投”和“反贪腐公投”，因投票率都未达到法定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均遭到否决。其中民进党发起的“讨党产公投”，投票率只有26.34%。国民党发起的“反贪腐公投”，投票率只有26.08%。由于国民党在选举之前发动了“拒领公投票”，所以领公投票的多为支持绿营的民众，投票率只有四分之一，显示民进党除了立委席次大溃败外，在“公投”议题上也遭到重挫。由于反对党国民党在立法院占绝对多数，掌握罢免总统所需的票数，陈水扁在任期最后阶段挑战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因此，原本乌云密布的台湾海峡，因为此次立委选举的结果而透出了希望的曙光。至少，中国领导人08年内应该可以不需要在奥运赛事和台海战事间作一个艰巨的选择。

台湾驻美国资深媒体人傅建中在日前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大败后，人们最担心的是不知陈水扁在未来的两个月任期内还会有什么花招，中共最大的噩梦是阿扁在卸任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台湾独立。 华府的传统基金会十五日举行了一场台湾立委选后的研讨会，会中有人问：陈水扁会不会铤而走险，在台湾历史上留名，卸任前昭告天下，成立「台湾共和国」？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谭慎格当场打赌说，陈水扁绝对不会做这种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并以一比二十的赌注吸引听众下注。谭说他愿以一百美元和人打赌，如果有人赢了，他赔二千元。” 傅建中写道：“谭慎格近年是民进党宠儿，在华府各种集会上经常力挺阿扁、谴责中共和蓝营不遗余力。可是在昨天的会上，大家注意到谭慎格自始至终不曾展露一丝笑容，和他平日嘻嘻哈哈的作风迥异。”

对于这次台湾立委选举的结果，笔者有以下几点观察：一是，民进党此番大败，可能同美国和中国施加的压力有一定关系，但是，根本原因在于陈水扁政府施政的无能和无德所致。多年来，陈水扁秉持屡试不爽之“族群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弃经济而拚“政治”，尽管贪渎腐败盛行，民生日渐凋敝，但选举时却多有斩获。可是，这一招式到了08年显然已成为强弩之末，昨日黄花。只是回头看来，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二，从北京对立委选举结果的审慎反应看，显然，大陆方面很清楚民进党的大败并非是大陆对台“反独促统”政策的奏效，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策仍有很深的疑虑和抗压力。不过，正当大陆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时，台湾立委选举的结果，应会给两岸开启良性互动、避免军事冲突之新局提供契机。三，台湾人民以选票告诉执政者和世人，台湾的民主不是一个“玩笑”。这次的立委选举，输家是民进党，赢家是国民党，但是真正的赢家是台湾民主。即使今年国民党通过总统大选重新夺回总统宝座，但是经过2000年痛失政权的教训，国民党有望成为一个更卑谦、更倾听民意的执政党。

2008年年初台湾第七届立法委员出人意表的选举结果，对大陆和对台湾而言，都是一桩值得大大庆贺的好事。

眼 花 缭 乱 的 “改 变”

2008年的新年钟声刚落，美国总统党内初选的起跑枪声便一鸣惊人。原本被普遍看好，民调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喜莱莉参议员，竟在初选第一州的依阿华以落后九个百分点的得票率败给“后起之秀”欧巴马，排名屈居第三，令人大跌眼镜，而妇女铁票和中间选民票的流失，更难让人看好喜莱莉的后势。共和党方面，同样以“黑马”姿态快速崛起的前阿肯色州长哈克比力克群雄，获得胜利。依阿华的初选结果一出，“改变”（Change）一词和欧巴马、哈克比的照片迅速占据媒体的显著位置，多数政治评论家们直指选民已厌倦“老面孔”，希望有新人出现来“改变华盛顿”。有鉴于这股“人心思变”浪潮的来袭，此后每位总统参选人都大谈特谈“改变”，以求不被选民边缘化。喜莱莉团队调整文宣策略，设法为其大选主轴重新定调，少谈她往日的白宮经验，多谈前瞻未來的讯息，不过，喜莱莉还是愤愤不平地出言攻击对手：当有人在谈论“改变”时，她一直在致力于“改变”的工作，直指欧巴马的“改变” 是“光说不练”。有望成为“第一先生”的前总统克林顿，面对欧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初选前气势如虹的民意支持 （当时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欧巴马的支持率高于喜莱莉百分之十），在谈到“改变”时则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和落寞，说他不能把他的夫人变得更高、更年轻，或变成一位男性，等等。夺得依阿华民主党初选第二名的爱德华兹则宣称，自己和欧巴马代表“改变”和“未来”，言下之意是政坛宿将喜莱莉应可出局。共和党方面，哈克比阵营也高调宣示，改变的时代已经到来，剑指对象当然是年届七旬的老牌政治人物马侃参议员。而马侃在一次共和党参选人的电视辩论中，自然也拿起“改变”一词，指另一位参选人朗穆尼 “the Candidate of Change”, 但是他在这里使用的Change意思是“立场多变、摇摆不定”。因一词多意，所以不管是赞扬还是攻击，都可使用相同的字眼，颇为有趣。但是，依阿华初选后，Change已俨然成为本次美国总统党内初选的“中心议题”，“改变”的讯息不断弥漫升温。
说到Change的一词多意，笔者还想起在数年前的一次总统选举时，看到一则漫画，漫画的左边是政治人物在台上对选民大谈Change （改变），而右边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无家可归者在街上拿着盘子向行人大声嚷嚷Change （零钱），这是题外（笑）话。
党内初选正式开打不久，这边厢Change 的主旋律高唱入云，那边厢，新罕布什尔的初选结果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民主和共和两党方面，两位“政坛老人” 喜莱莉和马侃卷土重来，赢得新州初选，颇有“老人复出”、“败部复活”之势。这表明今年的美国总统初选过程，将会是十分的“动态”，结果很难预料，到底是“求变”的Change 为主流民意，还是民意本身时时处处都在Change， 经此新罕布什尔州一役，现在看来很难预料。
新州初选前，喜莱莉阵营原本已做好了再次败选的准备，竞选干部士气低落，民主党内也开始有要求喜莱莉退选的声音出现。而喜莱莉这次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败部复活，为她的选战注入了强心剂，这不仅仅是“扳回一城”，说“起死回生”恐怕更贴切些。有分析家指出，喜莱莉的胜出，主要得益于克林顿的强势助选，和妇女同胞“相信眼泪”的缘故。喜莱莉1月7日在新州一家咖啡馆与选民面对面交換意見，谈到选情低迷时语帶哽咽，眼眶湿润，差点就泪洒现场。 仅管有人怀疑，喜莱莉如此真情流露可能是事先经过设计，但这个画面显然打动了不少女性选民 –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妇女，顽强打拼至最关键时刻遭遇天花玻璃板，令人扼腕。由此，流失的妇女票再次汇聚，让新州初选选情在最後关头翻盤。选前的民调结果显示喜莱莉和欧巴马在妇女支持度方面几乎打成平手，但根据当天投票站的出口民調结果，喜莱莉获得的妇女票一跃超过欧巴马13％，为喜莱莉奠定了胜局。当晚计票工作开始不久显示喜莱莉小幅领先后，连喜莱莉阵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难以置信，个个喜出望外，1月8日晚间最后变成了喜莱莉其支持者的狂欢夜。但是也有人并不看好这样的胜出，认为如此形成的助力可能不会持久，毕竟，喜莱莉在新罕布什尔州最后只是以三个百分点险胜欧巴马。
新州初选后，民主黨提名战显然已经是喜莱莉与欧巴马对決的态势，双方接下來將於1月19日內华达州的党团会议以及26日南卡罗萊纳州的初选短兵相接，但真正的決战还是要等到2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这天将有22个州举行初选，屆時才有望大勢底定。
回到Change 这个词语。就Change 中的“改变”词义而言，Change 可以是小幅调整，也可以是大幅变革。我相信，经过布什执政八载，人心思变应是今年选战的主轴，只是各州选民心目中对Change 的期待和要求不同，将最终决定两党候选人中何者出线。

圣 诞 不 眠 夜

看到这个标题，人们也许会以为丘霖在圣诞夜通宵狂欢庆祝节日。其实不然，那天晚上我正伏案赶写上一期的来去集，因是节日，故应景写了一些对国内圣诞热的杂感，正准备结尾收工时，忽闻直升机轰鸣声传来，络绎不绝，家中的小狗豆豆害怕地从床上跳下，躲到她的“避难所”我的书桌之下“猫”了起来。我心里嘀咕，都快午夜了，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直升机经过？打开窗帘一看，始见只是一架直升机来回盘旋于后院的树林上，向下打着耀眼的探照灯探寻着什么，朝树林望去，里面更见手电光随着人影上下晃动。眼前的景象，加上轰鸣的直升机声，颇有点象惊险电影里的场景，只是这一切发生在自己的后院，多少有点令人不知所措。拿起电话，拨通了蒙郡警察局，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听的女警察告诉我，他们正在树林里搜寻一位受伤者，州警的直升机在空中协助寻找。我问：这名伤者是否与犯罪活动有关联？得到的答案很制式：目前无可奉告。再问：警察压境，周围住家可有何注意事项？尽管警察很有礼貌，但是她的答案还是很制式：如见可疑之人，请及时报告。挂了电话，心里的疑惑则更大了，这位被找之人究竟是何许人氏？如是罪犯现场，会不会还有潜伏或流窜的其他作案之人？时值学校节假期间，从大学回来过寒假的女儿圣诞当晚正同她的好姐妹在外看晚场电影，担心起孩子的安危，赶快电话通知女儿先不要回家，到姐妹家留宿一夜再说，自己则再仔细检查一遍门户，然后揣着忐忑的心回房睡觉，辗转反侧之间，心里竟冒出一句节日期间反复听到的一句歌词：“Oh, What a Christmas!”。
第二天一早，朦胧中醒来，忙打开电视想了解昨晚树林里到底“花生什么树”（台湾腔国语）了。可能是记者得到的消息还不详尽，地方新闻节目只是简单地播报说，在圣诞夜发生的事件中一人受伤，警察在寻获另一伤者时，发现他已经死亡。虽然消息还不十分确切，但心里多少松了口气，毕竟后院树林中的警察搜寻工作已告结束。放眼望去，离我们几家之远，到接近28号公路的一段树林里圈起了用于警察勘查现场时用的黄色警示带。下班回到家后，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个十八岁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节日回家探亲时，在圣诞节当夜用刀将五十五岁的父亲刺死，搏斗中负伤的凶手随后到不远的Shady Grove 医院就医，并报警谎称自己和父亲在散步时遭遇五、六人的袭击受伤，自己则脱逃至医院治疗。但是警方很快发现该年轻人的陈述前后矛盾，物证也不能支持他的说词，当场将其拘押审讯，最后年轻人供称自己用刀杀了生父。警方根据凶嫌的供词，并带着他前往事发现场搜寻其父，还调来了州警装备有感应搜索仪的直升机助阵，于是，圣诞夜在我们后院树林中发生的“惊险”一幕就此上演。
对发生在圣诞节当天儿子手刃生父的惨剧，我们直呼不可思议 - 现场就在住宅区附近不说，女儿从电视画面上发现凶嫌竟是她中学的同级同学。女儿回忆道，在读初中时就知道这位名叫 David Winters 的同学，进入高中后不到一年，因学业问题转学去了其他学校，此后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据报载，David Winters 已被检方漏夜起诉，罪名是一级谋杀，且不得交保，也不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其父 Andrew Winters 是一名建筑师，专门设计私人住宅，其所在社区离出事地点不是太远，邻里口碑不错，儿子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在言谈中颇以儿子为荣，还常常穿着印有海军陆战队标志的T恤以示支持。报道还说，David Winters 刚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军营中完成了新兵集训，还没有被具体调派去何处。报道表示，警方已排除David Winters所犯之凶案同所谓“节日压力”的关系，云云，只是凶嫌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David Winters 的律师表示，检方当天以一级谋杀罪起诉David Winters 是“匆忙和不成熟”的决定，但又称将考虑用“心智不健全”的理由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全案中，凶嫌的母亲角色最为不幸，刚在圣诞节失去丈夫的她，还要尽力为儿子寻找法律帮助，还其清白？
在同女儿议论这起不幸案件时，我很快发现了中西文化中的一个差异 – 在中国，杀父者乃大逆不道之人，其行为有专属名词叫做“弑”。弑者，以下杀上也。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就是弑，弑父乃是弑的一种形态。但是，在英语世界，杀人就叫 Kill 或 Murder, 没有因为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身份和辈分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词。电视记者在采访Winters 家的邻居时，人们大多对悲剧的发生感到震惊，然后表示不解这父子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导致了这场血光之灾。没有人谴责做儿子的悖逆不道。但是从中国人的伦常观来讲，无论如何，子杀父是忤逆的最高形式，罪大恶极，人人当诛之。当我将此番道德伦常“古训”解释给女儿听时，她忽然问道：如果是一个父亲将孩子杀死，从道德上讲是不是犯罪的程度就轻一点呢？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凡杀人者都是罪犯。女儿接着说：Oh,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then。如果说过圣诞节是被“西化”的话，那么同意将“弑”降格为“杀”又何尝不是呢？不过，在家庭团聚欢度圣诞大节之夜，儿子竟亲手把自己养育成人的父亲以乱刀捅死，想来想去，我总觉得一个“杀”字不足以反映出这一人伦惨剧的悲情之深重。

圣 诞 有 感

今年圣诞节期间，应女儿的要求，在家中布置了圣诞树和其他节日装点，参加了单位的圣诞餐会和朋友的几处节日聚会，与朋友和在国内的父母通电话互致节日问候，再吃上一顿家庭节日餐，回想起来，年复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过的，十几年来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同近年来国内的圣诞节气氛相比，我们这样的节庆方式就算是很落伍和很没有情调了。据报道，现在国内过圣诞的气势和激情越来越大，全城堵车，短信无数，大街上和媒体中，有关圣诞节的广告讯息如圣诞大餐和通宵舞会铺天盖地，整个城市笼罩在圣诞节的喜庆气氛当中，圣诞节似乎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位美国人在中国经历了当地的圣诞节庆后说：这里的一切“更像是狂欢节、元旦夜和万圣节的混合体”。
记得在去年圣诞节前，有鉴于国内圣诞节狂欢现象年盛一年，来自北大、清华、政法大学、人大、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师大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动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社稷安全，号召人们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圣诞节“说不”。但是，从媒体的报道上看，一年之后，国内圣诞节的欢庆气氛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学者们的道德劝说显然没能有效阻止更多的人拥抱圣诞老人，有一位年轻人的“圣诞观”颇有一点代表性，在她看来，“圣诞老人比灶王爷更可爱，玫瑰花比红灯笼更浪漫。” 对此，不少文化专家和社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内的“圣诞热”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而我们在美华人的节庆习俗也成为研究者所关注和援引的例证。有分析家指出，当年远赴欧美等国家留学的学人，大多对西方文化都不曾有抵触情绪，不少人还十分向往那里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他们定居异国后，很多人只是把圣诞节作为一个法定的节假日看待，觉得会发自内心庆祝的大节日还是春节，尽管在这些国家中春节并不是国定节日。因此，分析家的结论是，对国内的“圣诞热”无须多虑，毕竟血浓于水，到最后，人们还是会回归民族传统，轻“圣诞”而重春节的。笔者读后颇觉有理，但细一想，当年，在那些留学生的小时候，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圣诞节，童年生活经历中未曾有过“圣诞老公公”烙下的任何印记，那么，以后的留学生和移民在海外会是如何过圣诞节呢？
也许是替圣诞节降温努力的一部分，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忙着过的圣诞节 而这些美国大腕却不过”，文章列举了一长串不过圣诞节的名人名字，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金融巨头索罗斯，股神巴菲特，好莱坞影星达斯汀•霍夫曼，星巴克咖啡创始人舒尔茨，戴尔电脑创始人戴尔，Google（谷歌）创始人布伦，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微软公司CEO巴尔默，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NN王牌节目主持人赖瑞金，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格罗夫，POLO服装品牌创建人拉尔夫•劳伦，一代歌星保罗•西蒙，伊拉克战争策划者沃尔夫威茨等等。文章的本意是告诫人们不要什么都学美国人，但是，要命的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却又是“美国大腕”如何如何。文章接着说，在美国不过圣诞节的还有耶鲁大学百分之三十五的学生,哈佛大学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三分之一的美国千万富翁, 三分之一的美国律师, 为数一半的华尔街银行家, 等等等等 （原文如此）。文章说：“他们都是犹太人，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财富相当一部分都是犹太人创造并影响着的...他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尊重，热爱和坚持, 无论生在美国，德国，英国还是澳洲，也无论经过多少代，犹太人在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外，始终严格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年轻人谈恋爱归谈恋爱，真到结婚时找的还是犹太人。他们始终坚持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用希伯来语颂读诗篇，回顾历史，吃自己民族的食物…。” 读到这里，我觉得作者引用的数字大体正确，可能还有些保守，但是论述却有自相矛盾之处，如“犹太人在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外，始终严格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我不了解除了信仰，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外，文化生活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既然“始终严格保持”，又何来“融入所属国的文化生活”之议？“独乐乐”同“与人乐乐”，这两种乐趣是无法同时并存的。
对国内近年来涌现的“圣诞热”，笔者无意加入民族性比较和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自己对此也没有“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这样的自觉性和认识高度，但是我总觉得个人选择过什么节日，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事，青菜和萝卜，圣诞老人和灶王老爷，个人有个人的喜欢。而节日中出现的一些狂热现象，来得猛，很可能去得也快， 老子的“道德经”如是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浮躁的东西，是不会走得很久远的，犯不着大家跟着一起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对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很大的兼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人既然接受了西元中的元旦，有人爱在岁末年终的圣诞时节再找个理由快乐一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一个节日选择，就象国人在衣柜里添上一套洋装，在家中挂上两幅油画一样，应无可厚非。

刘 雪 庵 与《何 日 君 再 来》

丘 霖

上周的来去集从自己喜爱的圣诞歌曲写起，还扯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一百年前的俄国宫廷事件。至于圣诞节，我虽不信奉基督教，但这不影响我欣赏圣诞歌曲和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能放松心情，发散思绪，焕发精神的音乐，管他古今中外，美声通俗，大调小曲，我都爱听，典型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作风。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声中识字和长大的，小时候，无论是在学校的歌咏比赛中，还是每年组织去看的样板戏里，或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每周一歌”节目中，我们所理解的歌曲，全部是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革命和歌曲是一个固定的名词搭配一般，不知道歌曲还能够表达任何其他的主题，以致于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某一天，在听到电台音乐节目播音员介绍一则表达姑娘失恋之苦的拉丁美洲歌曲时，我内心的惊讶和震撼难以言喻- 这世界上的人们居然还可以借歌曲来表达失恋的痛苦！
俗话说，物极必反，当人们听烦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人性化的柔情歌曲便势如破竹，横扫中国大陆，以至于在八十年代民间有“老邓管白天，小邓（丽君）管晚上”之说。在早期流行于大陆的许多邓丽君的名曲中，《何日君再来》是一首颇有争议的歌曲，也曾被官方报刊树立为“毒草”和靡靡之音的典型加以批判。开始，我还以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唱红的，殊不知，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曲作者刘雪庵，在音乐界同黄自和贺绿汀等齐名，是中国最杰出的老一辈现代音乐家之一。
说到贺绿汀，他的音乐作品人们都非常熟悉和了解。贺绿汀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如广为传唱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同时，他也成功地为当时的许多电影谱写歌曲，如《秋 水伊人》，《春天里》和《天涯歌女》。电影《马路天使》中的主题歌《天涯歌女》，采用了江南民歌的曲调，听起来委婉清丽，既有淡淡的忧愁，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恋爱中少女的纯真情怀。这首歌曲最近被李安穿插在《色，戒》的情节之中，被影评人士认为是对人物性格和电影情节“恰到好处”的诠释和铺垫，这首当年的经典流行老歌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刘雪庵与贺绿汀年龄相仿，都曾师从黄自，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刘雪庵作曲生涯同贺绿汀十分相似，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包括《流亡三部曲》（含《松花江上》），《满江红》、《巾帼英雄》在内的大量爱国歌曲，他为电影《关山万里》谱写了主题歌《长城谣》，后因“八•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影片未能摄制完成，但歌曲《长城谣》却不胫而走：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深沉而豪迈的歌声，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但是，才华横溢的刘雪庵，后半生的境遇同贺绿汀相比，却是相去甚远，而原因就出在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
1939年，在香港拍摄的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爱国电影《孤岛天堂》，将刘雪庵的谱曲之《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以烘托青年男子参军前女友与其依依不舍的场景。歌曲中探戈节拍结合上海腔的民谣风格，颇具“小资”情调，很快就广为流行，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正因为这是三十年代歌曲，于是就有人提出批评说它是“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里的君乃“太君”是也。1957年，刘雪庵因为《何日君再来》加上他的直言，被打成右派，他担任的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职务也被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雪庵更遭灭顶之灾，被戴上“反动文人”和“黄色作曲家”的帽子，长期关押在“牛棚”并遭受毒打，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夫人则被殴打致死，其他亲人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直至文革结束九年后刘雪庵始获平反。
《何日君再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后而再度走红，却再次被官方定性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遭禁止。后来经查证，原来刘雪庵写的那首探戈曲子《何日君再来》，是1936年为一家公司拍摄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所配的音乐，歌词是抗日电影《孤岛天堂》导演方沛霖请编剧黄嘉谟填写后加入的，当时刘雪庵并不知情。这番公正的调查结论，令刘雪庵闻之动容，仰天大哭，泪如雨下。迟到的春天，对人到暮年的刘雪庵似乎来到太晚了点。1984年当香港歌手张明敏在春节联欢会上重唱《长城谣》时，这首曾流传于抗战前线和后方，讴歌抗日的爱国歌曲，在历经数十年禁锢后，终于又重见天日了。而此时的刘雪庵，饱经打击和磨难，早已瘫痪不起。1985年3月15日，曾创作过中国第一首钢琴小奏鸣曲和第一首钢琴组曲的刘雪庵，写下了他人生的休止符，病逝于北京。
如果回顾再久远一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不仅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遭禁，在抗战期间还曾先后被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占领当局禁唱，但原因却各有不同。日军禁唱日文版的理由是 《何日君再来》缠绵的歌词和情调会使日军士兵因思念家人而导致军纪松懈；至於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禁唱中文版的 《何日君再来》，主要是怀疑中国老百姓籍这首歌期待中国军队的反攻，光复中原。 到了抗战末期，日军知道败局已定，但心有不甘，於是有人竟在 《何日君再来》上面打主意。据当事者回忆，当时日本人把 《何日君再来》的" 何"字，改成" 贺" ，"君"字改成"军 "。这样一改， 《何日君再来》就变成了 《贺日军再来 》了。故此， 在重庆的蒋委员长震怒之下亲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曲，没有卖出的唱片统统收回销毁，广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这项禁令一直延续至一九七九年才在台湾被“松绑”。一首歌曲竟会承载如此多重的" 罪名"，并且被敌对的国、共、日三方通加封杀，空前绝后，称之为奇歌当不为过，而刘雪庵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作品和人生，将会长久地被后人所追念。

Boney M 演 唱 组 的 歌 曲

离圣诞节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华府地区的 97.1 WASH-FM 电台已经开始播放圣诞歌曲和音乐了。十一月末一个秋风萧瑟的周末，我在清扫前后园的落叶时，特地带上耳机，一边听著轻快喜悦的节日音乐，一边挥汗扫落叶。人有一个好心情时，苦中可以作乐，时间也就过得更快。但是，由于电台是整日播放圣诞乐曲，其中难免会有不少重复，而有的圣诞歌曲在我听来也并不是那么悦耳动听。如果要我在众多的曲目中评选出最佳圣诞歌曲的话，典雅舒缓类的，我会选根据Pachelbel（帕赫贝尔）的巴洛克名曲 “Canon in D Major” 改编而成的童声合唱曲 “Christmas Canon” (表演者Trans-Siberian Orchestra)；热情奔放型的，我当推Boney M 演唱组的 “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
Canon 是一首经典传世之音乐作品，音乐意境隽永深长，在西方世界极为流行，不少人将此作为他们婚礼上播放的音乐，而合唱曲 “Christmas Canon”则在乐曲典雅庄严的基调上，用童声烘托出圣洁纯情的悠扬旋律，让人回味无穷。Boney M 演唱组的 “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富有浓郁的加勒比海情调，配以动感十足的迪斯科节奏，热情奔放，感染力十分的强烈。这首歌曲从一九七八年推出后，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经久不衰。说到这个曾红遍大半个地球的Boney M 演唱组，其中有的歌曲内容，竟然还同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一百年前俄国的宫廷丑闻扯上了关系。
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Boney M 演唱组，是七、八十年代最受世人瞩目的演唱组之一，肤色黝黑的乐队成员大部分来自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前英属加勒比海国家，音乐制作人是西德乐坛的知名人物 。广受欢迎的Boney M 演唱组，足迹遍及非洲、阿拉伯国家、伊朗、印度、东南亚和苏联, 其影响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当时能同Boney M 演唱组媲美的流行音乐团体大概只有瑞典的ABBA 演唱组了。1977年，Boney M 演唱组以一曲 “Daddy Cool” 红极一时，从欧洲演出到美国。由于他们身上特有的迪斯科韵味和动感，又正好赶上当时美国风行迪斯科热潮，因而大受欢迎。
在八十年代初，Boney M 的歌曲也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在电台的外国音乐节目中播放，记得当时有几首歌曲非常流行，如 Rivers of Babylon（巴比伦河）、Belfast (贝尔法斯特) 等。那时我一句歌词都听不懂，只是觉得歌曲的旋律好听够劲。当时，还有一首由 Boney M 原唱的歌曲，叫做“Bahama Mama”，被台湾歌手改编为“梦中的妈妈”，传唱至大陆。中文“梦中的妈妈”的歌词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一首思念妈妈和故乡的歌曲。在不久后的一九八三年，国内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开始进行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文学、电影、戏剧、舞蹈、曲艺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等。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思想大批判运动”。某些人士急欲将此运动“深化”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穿著打扮及娱乐活动中，要禁止留长发，禁止穿奇装异服，禁止听唱靡靡之音，结果，这首“梦中的妈妈”被单挑出来作为“坏歌曲”的典型加以批判。那么，为何这首歌曲会被“树为典型”并遭禁止呢？原因不在于它的中文歌词，而是 Boney M 演唱组的英文原词。“Bahama Mama” 歌词开头的大意是这样： “巴哈马妈妈， 在镇上有所大房子， 还有六个大闺女， 可是全都没做新娘子”，因此，有人断定这是一首描写妓女生活的歌曲，进而殃及歌词完全不同但是曲调节奏相同的“梦中的妈妈”，一并遭到严格禁止和批判，官方媒体以“活生生”的事例正告人们，流行歌曲暗藏的“毒害”以及“清污运动”之及时和必要。现在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Bahama Mama”的歌词原文，我们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妓女生活的描写，也没有很露骨的字眼，但是，歌曲中确有轻佻的内容和想象的空间，折射的是中美洲地区人们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如果要论及政治立场的话，Boney M 演唱组在西方乐坛上应算是左倾的。一九七八年，Boney M 演唱组高调访问前苏联并举办演唱会，成为冷战时期为数很少的前往苏联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无独有偶，在当时的苏联，也有一首 Boney M 演唱组的歌曲被苏联政府禁止，歌名是“Rasputin” (拉斯普金)。尽管 “Rasputin” 一曲被禁，但是 Boney M 演唱组在苏联还是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热烈欢迎，在各地举行的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曾是修士的拉斯普金是上世纪初俄国宫廷中的八卦型人物，被称为“怪僧拉斯普金”。一九0八年，为了给皇太子治病，拉斯普金被尼古拉二世召入宫中，并得到皇后的信赖，作为皇后的顾问，他对宫廷内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拉斯普金在宫中过著淫荡的生活, 丑态百出，传与皇后有染，最后被贵族暗杀身亡。Boney M 的同名歌曲，歌词露骨火辣，甚至有嘲讽俄国人的意味，因此被苏联政府明令禁止。
抛开 Boney M 演唱组有争议的歌曲不讲，他们的“Mary’s Boy Child /Oh My Lord” 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圣诞歌曲之一。今年，在网上查询 Boney M 的歌词时，不意找到他们同一百年前俄国历史的牵扯和二十多年前国内“清污”运动的联系，记录如上同读者诸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