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集之256
丘 霖
前些日子，同事張祐蔭从台湾探亲回来，带回一本在台湾出版发行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殿洞开之谜》一书，借我阅读。这部由大陆学者和作家杨仕及岳南所著之长篇纪实文学，全
景式地记述了新中国以科学考古手段发掘第一座帝王墓葬的过程。说这部纪实文学为“全景式”，是因为作者围绕着定陵开掘这一巨大工程之主轴，跨越时空而又紧扣主题地将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宫廷政治、后宫情仇、明清对决、大明朝与大英帝国的关系等历史事件依次展开
，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现代的历史图景则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发掘定陵的决策过程、“反右”和“文革”对定陵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冲击、吴晗的家破人亡、直到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拉出焚毁等惊心动魄的画面。这部著作在大陆已出版有年，而同事借我阅读的这一版本，是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实用历史丛书”中的一种，采用繁体（台湾称“正体”）直排印刷。这样的书页体式，虽非我们所习以为常，但读起来却并不费力。读完近五百页的《风雪定陵》，我竟觉得喜欢起这一繁体竖排版本了，原因无他，书中的文字，同书中定
陵中发掘出之文物图片上的文字是一致的，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一种亲近感。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为萬曆（简体为万历），后人称其为万历皇帝。我们现在读到的简体“万历”,已不是历史典籍上的原文了。因此，当读历史典籍或同历史有关的书籍时，繁体字让人阅读时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喜读古文者，当面对简体和繁体版本的《古文观止》时，相信他们大
多会选择繁体文本阅读的。
如果，据此说我拥繁贬简，那倒未必，因为我是“识繁书简”原则的信奉者。简体字中有许多民间约定俗成的书写文字，而有的则常见于古代的草书书法中，说现在通用的简体字没有汉文字的历史传承并不尽然。要说书面语言和文字表述的改革
，依我看推广简体字的冲击远不如当年的白话文运动来得激烈。“白话文运动”揭幕人胡适（字适之）在 1915年美国留学期间，就提出千年“文言是死文字，而白话才是活文字”的观点，他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遭遇到极为强烈的抵制。经学大师黄侃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驳斥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我们工作的单位中有不少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华裔员工，大家在一起吃午餐时也常常讨论两岸人民之间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离后，所产生的种种文化上的差异，包括使用简体字和繁体
字的问题。台湾同事提出简体字中“无心之爱”、“后後不分”等字例，让人感到确实有探讨的空间，并深切感受到台湾同事们对维护汉文字之正统的拳拳之心。我们都知道，世上万物皆处在矛盾之中，汉字的简化和守成也可看作是矛盾体中的两
个方面。具体一点来说，则可分为传统与发展的矛盾，和普及与提高的矛盾。
历史上中国的书写文字和体式，同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一样，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历千年而不变。但是，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到了上世纪初，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被"白话文"给打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几成历史演进之必然。至于简化汉字的努力，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文化名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令，包括简体字三百二十四字。 部令中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之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诎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但此项文字改革遭遇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中途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遂行汉字简化工程，及至目前就使用范围和人口而言，汉语简体字已成为汉字主流，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象形文字系统由繁趋简、由难到易的大趋势，很难往回
走。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字就此消失了，只不过是她的老大位置给"年青人"坐上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开始推行汉字简化工作，这是在文化及文字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向普及化方向倾斜的重要一步。简化汉字对一个扫盲工作繁重的国家来说，有其必要性。而
事实证明，简化后的汉语文字行之有效, 且对教育普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有不少人士开始觉得恢复使用繁体字是摆脱简浅文字、提高文化水准的一
个象征，以至于有人大代表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中提出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动议。回国探亲时，常常在大街上看到不少的繁体字招牌，琳琅满目。据说，这是业者为了体现文化底蕴之主动
行为。这不禁使我想到一些美国高档商品的广告，解说者多带有英国口音，以示其价值不凡。美国人都能听懂英国英文，但在交谈中，美国人鲜有人用英国腔对话的。商业招牌有视觉
艺术创作的成份在内，而从书法角度上讲，繁体字的间架结构确实比笔画简单的简体字来得美观些。但是，文字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交流和沟通这一实际层面，这就像美国大学生都要
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他们不会在生活和工作中用旧式英语行文和交谈一样。
今夏，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识繁书简"论，曾引起两岸间的广泛报道和热烈讨论。其实，大陆以往所奉行的就是"识繁书简"的方式，我们学生时代的必读教材中就有一本简繁体字对照册。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大陆过去对“识繁”辅导不力也是事实。1977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革命”印记浓厚，极端地为简化而简化，以致于相关文字简化后缺胳膊少腿，“惨不忍睹”，后不得不予以废止。如今“繁体字”在大陆民间一定程度的回潮，应能弥补“书简”后“识繁”之不足之处。但就书写文字的形式而言，简体字的主流地位和推广趋势当不会被动摇。
看历史类书籍，我倾向于读繁体字的版本；看完后写读后感，我还是习惯用简体字记录下我的感受。这，便是我对于"识繁书简"原则的具体实践。
Thursday, November 19, 2009
Tuesday, October 27, 2009
由 鸠 山 想 到 的
来去集之255
丘 霖
最近，媒体上关于日本的新闻还真不少。九月十六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把持了50多年的日本政坛生态大变，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并成立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在中日关系方面，鸠山曾严厉抨击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指责小泉参拜损害日本国家利益，表示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曾担任国会议员的鸠山多次提出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名机构的议案，表示 “日本应该严肃对待侵略战争历史，认真反省，不能再度给周边国家带来伤害”。鸠山在最近同中国领导人会见时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另外，让对鸠山任内中日关系持发展乐观态度的人士更受鼓舞的是，新科日本首相夫人鸠山幸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她于194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鸠山由纪夫与鸠山幸相识于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幸当时是有夫之妇。鸠山后来谈及这段姐弟恋时说，“别人是从未婚女性中挑选妻子，我是在所有女性中挑选妻子”。
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那是离不开东瀛邻国日本的。因此，我对同日本有关的旧事新闻一直比较关注。最近，我在网上留意到这样一则报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末访华时，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报道称，中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名叫鸠山。日民主党在8月底的众院选举中获胜后，中国媒体相继推出介绍鸠山的专题，有的报道也提到了《红灯记》。报道还说，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之时，国内播放了众多以抗战以及与国民党内战为题材的电视剧。有关部门还要求在鸠山访华期间减少播放和抗战相关的电视剧。
国内外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指明出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共同社和产经新闻)。在阅读时，我力图使自己相信那是误传，但是，以往的事例告诉我，这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每当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或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当年日军受害者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当中日关系改善时，这些血泪控诉便没了踪影; 当民间因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反日情绪高涨时，媒体又被告诫不要挑动仇日神经...云云,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不成?
话说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八个著名“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剧中的日寇代表人物是名叫鸠山的日本宪兵队队长。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情节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唱段留有记忆，因为，京剧《红灯记》是当年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之一。
这鸠山一姓，在日本不算是大姓，当时的剧作者何以选中鸠山作为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现在可能无从了解其缘由。但是，四十年后，日本出了一位名叫鸠山的首相，而这位首相又是被认为是对华友善的日本政治家，由此，“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读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作家周国平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周国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原因，不过，他的一些观察分析也十分适用于对政治现象和公共政策的评判。在精神性的教育方面，人们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不卑不亢、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有关部门”因为日本出了个鸠山首相，就立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体和影视界今后规避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这在我看来，此举功利和实用得近似猥琐了。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中原大地确实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恶待自己文化母国的所作所为，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较远的甲午战争暂且不论，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日军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几乎濒于亡国。行文至此，收到"半杯"文友谭佑瑜转来的有关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历史图片和说明，从中了解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71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五万多人；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先烈们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永载史册!
在如何看待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必逞口舌之快地称其为"小日本"。但是，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呈不断上升的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观，令很多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她邻国的关系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就细枝末节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地避免这、规劝那，以换来对方满意的目光，如此的气度和胸襟, 如何能面对在抗战中英勇捐躯的民族志士的英灵? 又如何担当领导整个世界的重任?
一个有关“鸠山”名字的通知，折射出了民族精神重建的紧迫课题。
丘 霖
最近，媒体上关于日本的新闻还真不少。九月十六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把持了50多年的日本政坛生态大变，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并成立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在中日关系方面，鸠山曾严厉抨击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指责小泉参拜损害日本国家利益，表示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曾担任国会议员的鸠山多次提出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名机构的议案，表示 “日本应该严肃对待侵略战争历史，认真反省，不能再度给周边国家带来伤害”。鸠山在最近同中国领导人会见时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另外，让对鸠山任内中日关系持发展乐观态度的人士更受鼓舞的是，新科日本首相夫人鸠山幸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她于194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鸠山由纪夫与鸠山幸相识于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幸当时是有夫之妇。鸠山后来谈及这段姐弟恋时说，“别人是从未婚女性中挑选妻子，我是在所有女性中挑选妻子”。
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那是离不开东瀛邻国日本的。因此，我对同日本有关的旧事新闻一直比较关注。最近，我在网上留意到这样一则报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周末访华时，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报道称，中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名叫鸠山。日民主党在8月底的众院选举中获胜后，中国媒体相继推出介绍鸠山的专题，有的报道也提到了《红灯记》。报道还说，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之时，国内播放了众多以抗战以及与国民党内战为题材的电视剧。有关部门还要求在鸠山访华期间减少播放和抗战相关的电视剧。
国内外网站在转载这则报道时，指明出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共同社和产经新闻)。在阅读时，我力图使自己相信那是误传，但是，以往的事例告诉我，这很可能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每当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或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当年日军受害者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当中日关系改善时，这些血泪控诉便没了踪影; 当民间因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反日情绪高涨时，媒体又被告诫不要挑动仇日神经...云云,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不成?
话说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八个著名“革命样板戏”中的一部，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成。该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剧中的日寇代表人物是名叫鸠山的日本宪兵队队长。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情节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唱段留有记忆，因为，京剧《红灯记》是当年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之一。
这鸠山一姓，在日本不算是大姓，当时的剧作者何以选中鸠山作为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现在可能无从了解其缘由。但是，四十年后，日本出了一位名叫鸠山的首相，而这位首相又是被认为是对华友善的日本政治家，由此，“有关部门”要求国内媒体今后制作抗战题材电视剧等时，不要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读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作家周国平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人缺少什么”的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周国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原因，不过，他的一些观察分析也十分适用于对政治现象和公共政策的评判。在精神性的教育方面，人们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不卑不亢、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有关部门”因为日本出了个鸠山首相，就立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媒体和影视界今后规避对日本反派人物使用“鸠山”这一姓氏，这在我看来，此举功利和实用得近似猥琐了。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中原大地确实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恶待自己文化母国的所作所为，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极为丑陋的一页。较远的甲午战争暂且不论，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日军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几乎濒于亡国。行文至此，收到"半杯"文友谭佑瑜转来的有关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历史图片和说明，从中了解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71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五万多人；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用生命谱写的壮歌, 先烈们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永载史册!
在如何看待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必逞口舌之快地称其为"小日本"。但是，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呈不断上升的势头，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观，令很多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她邻国的关系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就细枝末节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地避免这、规劝那，以换来对方满意的目光，如此的气度和胸襟, 如何能面对在抗战中英勇捐躯的民族志士的英灵? 又如何担当领导整个世界的重任?
一个有关“鸠山”名字的通知，折射出了民族精神重建的紧迫课题。
“彻 悟” 的 钱 穆
来去集之254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
丘 霖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美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可谓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对双边关系和美国的研究也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壁垒森严, 中国共产党对头号强国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始终非常重视，详加观察，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当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定稿之时致杜鲁门的一封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时值中国巨变之时，毛泽东连续写下这五篇文章，不仅剑指华盛顿，同时也意在广大国内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
五篇文章之一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一个特别之处是毛泽东首次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三个名人: 胡适、傅斯年、钱穆。文章中这一段落的文字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胡适、傅斯年和钱穆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学术大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所不同的是，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治学理念并不一致，江山易帜前同国民党政府也素无关联，可说是一位独立独行的民间学者。根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钱穆和胡适心结颇深，与傅斯年则是分道扬镳。在四九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钱穆也没有随"国府播迁至台"，而是南下先到了广州，再去了香港，胼手胝足兴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传承中华文化。八十年代国内兴起"文化热"之时，我们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当时仍然健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和他的著作，想来应同毛主席当年的"定性"不无关系吧。因不解毛泽东为何将未曾出过洋的“国粹派”学者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同列为"三大反动文人"而加以批判，我特地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有不少人对此也感动茫然，包括钱穆本人。1990年钱穆去世后，他的许多著作才开始"登陆"，于是，人们对这位未曾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成儒”的当代大学者开始有了了解，得知北大“未名湖”之名即为钱穆所取，而钱穆还是中国当代数学家钱伟长的叔父，等等，感觉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近很多。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新亚书院被香港政府收归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朱子新学案》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的《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86年，钱穆92岁生辰时，他在他的居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临别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钱穆是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有人将他同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学者归于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学人批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过于浪漫和温情，理想色彩浓厚等等。
六十年代初，钱穆先后至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文化大革命"烈火向南延烧，钱穆从香港移居台北，籍此响应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素书楼”命名新居。1969年钱穆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6月，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和垂暮之身毅然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同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他在广州已住了十六年的住所(后被迫害至死)那一幕。钱穆搬家，发生在"文革"结束十四年后的台湾，难怪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不少人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本土化"运动摇头叹息，一句"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十分的传神。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钱穆于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次年1月，钱夫人手捧先生灵灰归葬于故乡无锡太湖西山。钱穆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搬离“素书楼”期间自己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 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和终极理想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月前，在华府郊外的华文书市上，买得一本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新论》，阅读之余，更留意大学者的生平故事和人们对他众多著作的评论文章，边读边写，汇编成以上短文，与读者诸君分享。
Monday, September 28, 2009
奥勒留与《沉思录》
来去集之253
丘 霖
“让我平静地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让我勇敢地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请赐予我智慧，让我识别哪些事情我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我无法改变”。
—爱比克泰德
数周前，听闻有商家前来华府郊外举办中文图书书展，于是趁周末闲暇时间前去“赶集”。 每次从国内探亲回来，千里迢迢的总要带上一些书，有时还会弄到行李超重。眼下，书市就在离家不远处，如遇上喜欢的书籍，尽可随意购买， 而不必担心舟船劳顿，带着书飘洋过海, 岂不乐哉。
书市上，倒是见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史哲类的图书，如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作品系列》、 严复所译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s H. Huxley）等。严复在其书“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论述， 早已成为人们所苦苦追求的最高译文境界。当我在书架上细细搜寻时，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沉思录》。 这部《沉思录》(Meditations)的副标题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由斯多葛派（The Stoics）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著。 以前读历史时，曾听闻过有关《沉思录》及其书作者的故事。年前，从一篇报道中得知，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驻外人员讲话时表示：《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千年古书也由此走红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 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 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完美的人，他的勤奋工作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罗马帝国于衰败，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名著，流传至今。
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三位与古罗马有关的重要哲学家。 除了本身是希腊人但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爱比克泰德之外，另外两位哲学家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和大臣塞涅卡，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这三位哲学家的身份分别是奴隶、贵族和皇帝。 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精神和信仰却十分一致，他们的著作构成了同一个哲学流派。 当你感叹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殊途同归的精彩案例时，却又不得不在阅读《沉思录》之后感受到，两千年前，东西方哲学家们在探索和审视人同自然、 社会（人际）和自身（灵魂）的关系时，多有惊人相似的论述流传于后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读《沉思录》，不能不让人想到《论语》和《道德经》。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通常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所谓“高处不胜寒”。但马可•奥勒留却不是如此。他常常同知心朋友一起谈论宇宙、神性与人生的哲理。 他的精神气质和哲人情怀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以随笔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 《沉思录》和《论语》除了在体裁上有近似之处外，在内容上有诸多汇通处，它们都是伦理学性质浓郁的哲学经典，集修身、齐家、治国的箴言于一体， 强调秩序，重视人的义务，倡导一种克制而达观的生活。《沉思录》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 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焰中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 他的本性（或可说是神性）与万有的本性（或可说是“道”）是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 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斯多葛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神）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 斯多葛派哲学家重视整体、重视义务，所追求的是超脱了激情和欲望的一种冷静和达观的生活。从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古老东方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投射在古罗马的城堡和神殿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道家创始人老子和马可•奥勒留两位先哲， 都认为有一个无形且不可违逆的力量在支配着世界，前者称之为”道”，后者称之为“宇宙理性”或“自然法”或“神性”，如何顺应这种力量而与自我、自然及社会达成和谐， 这是先哲们终其一生的热情所探索的共同主题。斯多葛派哲学家倡导人要归依于自己的心灵，心灵又归依于什么？这是一个常常令人感到茫然的问题。 按照奥勒留的哲学，回归心灵的道路与回归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条。由于奥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学化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宇宙理性联系到中国人常说的“大自然”或“道”了，因为，“道法自然”。“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 目的都蕴藏于你的内部。奥勒留写道：“当心的活动符合自然时，它便处在良好的状态下，它从容地接纳事物。无论逆顺，心都能应付裕如…在自然之中， 没有所谓的不幸，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所谓不幸和意外都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见罢了”。作者在书中劝告道，要尽心培养心中的神性， 因为这最终将成为庇佑自己的力量。在《沉思录》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读到了理学家陆九渊的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在不厚的《沉思录》中，中西文化的贯通交融处处可见。 奥勒留说：“一个人做适合于一个人做的工作对他就是满足”；庄子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奥勒留说： 人来自遥远的宇宙，世人本是同根生；鲁迅说：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约两千年前写就的《沉思录》，在今天的读者读来，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印记，因为她直面和沉思的是人同自然、人同社会和人同自身的关系本质。 如《沉思录》汉译者何怀宏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两千年后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如果，你相信世上有人间正道和普世价值的话，《沉思录》便是一个佐证。
丘 霖
“让我平静地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让我勇敢地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请赐予我智慧，让我识别哪些事情我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我无法改变”。
—爱比克泰德
数周前，听闻有商家前来华府郊外举办中文图书书展，于是趁周末闲暇时间前去“赶集”。 每次从国内探亲回来，千里迢迢的总要带上一些书，有时还会弄到行李超重。眼下，书市就在离家不远处，如遇上喜欢的书籍，尽可随意购买， 而不必担心舟船劳顿，带着书飘洋过海, 岂不乐哉。
书市上，倒是见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史哲类的图书，如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作品系列》、 严复所译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s H. Huxley）等。严复在其书“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论述， 早已成为人们所苦苦追求的最高译文境界。当我在书架上细细搜寻时，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沉思录》。 这部《沉思录》(Meditations)的副标题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由斯多葛派（The Stoics）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著。 以前读历史时，曾听闻过有关《沉思录》及其书作者的故事。年前，从一篇报道中得知，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驻外人员讲话时表示：《沉思录》“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千年古书也由此走红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 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 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完美的人，他的勤奋工作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罗马帝国于衰败，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名著，流传至今。
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三位与古罗马有关的重要哲学家。 除了本身是希腊人但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爱比克泰德之外，另外两位哲学家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和大臣塞涅卡，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这三位哲学家的身份分别是奴隶、贵族和皇帝。 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精神和信仰却十分一致，他们的著作构成了同一个哲学流派。 当你感叹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殊途同归的精彩案例时，却又不得不在阅读《沉思录》之后感受到，两千年前，东西方哲学家们在探索和审视人同自然、 社会（人际）和自身（灵魂）的关系时，多有惊人相似的论述流传于后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读《沉思录》，不能不让人想到《论语》和《道德经》。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通常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所谓“高处不胜寒”。但马可•奥勒留却不是如此。他常常同知心朋友一起谈论宇宙、神性与人生的哲理。 他的精神气质和哲人情怀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以随笔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 《沉思录》和《论语》除了在体裁上有近似之处外，在内容上有诸多汇通处，它们都是伦理学性质浓郁的哲学经典，集修身、齐家、治国的箴言于一体， 强调秩序，重视人的义务，倡导一种克制而达观的生活。《沉思录》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 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焰中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 他的本性（或可说是神性）与万有的本性（或可说是“道”）是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 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斯多葛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神）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 斯多葛派哲学家重视整体、重视义务，所追求的是超脱了激情和欲望的一种冷静和达观的生活。从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古老东方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投射在古罗马的城堡和神殿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道家创始人老子和马可•奥勒留两位先哲， 都认为有一个无形且不可违逆的力量在支配着世界，前者称之为”道”，后者称之为“宇宙理性”或“自然法”或“神性”，如何顺应这种力量而与自我、自然及社会达成和谐， 这是先哲们终其一生的热情所探索的共同主题。斯多葛派哲学家倡导人要归依于自己的心灵，心灵又归依于什么？这是一个常常令人感到茫然的问题。 按照奥勒留的哲学，回归心灵的道路与回归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条。由于奥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学化的，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宇宙理性联系到中国人常说的“大自然”或“道”了，因为，“道法自然”。“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 目的都蕴藏于你的内部。奥勒留写道：“当心的活动符合自然时，它便处在良好的状态下，它从容地接纳事物。无论逆顺，心都能应付裕如…在自然之中， 没有所谓的不幸，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所谓不幸和意外都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见罢了”。作者在书中劝告道，要尽心培养心中的神性， 因为这最终将成为庇佑自己的力量。在《沉思录》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读到了理学家陆九渊的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在不厚的《沉思录》中，中西文化的贯通交融处处可见。 奥勒留说：“一个人做适合于一个人做的工作对他就是满足”；庄子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奥勒留说： 人来自遥远的宇宙，世人本是同根生；鲁迅说：无穷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约两千年前写就的《沉思录》，在今天的读者读来，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印记，因为她直面和沉思的是人同自然、人同社会和人同自身的关系本质。 如《沉思录》汉译者何怀宏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近两千年前一个人写下了它，两千年后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如果，你相信世上有人间正道和普世价值的话，《沉思录》便是一个佐证。
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月色醉远客 黄河入梦来
丘 霖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为世代游子所传咏。虽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华盛顿地区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在仲秋月圆人团圆的时节，心中泛起的对故土和远方
亲人的思念，会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浓烈而悠长。八月二十九日，来自海峡两岸的艺术家和此间黄河艺术团的演员们，在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金秋月圆”的迎中秋文艺晚会，为华府侨界献上了一台以明月与故乡为主题、充满着乡音乡情的秋之盛宴。
“金秋月圆”晚会除了表达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思恋情怀外，还力图展现华夏民族之情，两岸同胞之谊，节目编排抒情多元，浪漫温馨。"金秋月圆"晚会的第一部分是民族篇 – 以"银色月光洒中华" 为主题, 荟萃各少数民族的名歌名曲, 在天涯共此时的月光下,歌唱家们身著鲜艳的民族服装纵情放歌, 翩翩起舞。第一首合唱歌曲“月之故乡”：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优美的歌声和旋律，把观众带入了“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如画诗境中。身穿新疆、西藏和台湾原住民民族服装的歌唱演员们，把中国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美妙歌声演绎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曲曼蒂”、“天上西藏”、“阿里山的姑娘”、“玛依拉变奏曲”等都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一曲女中音独唱“草原夜色美”，将月色下蒙古大草原辽阔、壮丽的美景展现得诗意盎然、韵味无穷，令人无限神往。
第二部分乡情篇 - "中秋月圆照神州"，展现了华夏大地秋风送爽、花好月圆的和煦美景， 两岸三地的同胞各以自己的歌声, 舞蹈和器乐来抒发“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千里共婵娟”的诗情画意。其中，有台湾著名年轻歌手史茵茵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根据苏东坡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改变的歌曲“ 明月几时有”，歌声清丽悠长，穿越时空，唱出了千万人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古筝齐奏曲和着明月，畅叙着“沧海一笑声”的满怀豪情。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和男女声两重唱“弯弯的月亮”，歌唱演员配合默契，声情并茂，唱作俱佳，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舞台感染力。中国著名一级歌唱演员于青以她亮丽的嗓音和高超的声乐技巧，为观众表演了“望月”、“太湖美”和一首苏北民歌，获得满堂的喝彩。
第三部分和谐篇 - "祝福华夏, 拥抱世界", 寓意中华民族腾飞在世界之林, 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境界，立意高远。合唱团在艺术指导马国富 的指挥下，倾情演唱了“祝福祖国”、08年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合唱“欢乐颂”，尤其是压轴大合唱“欢乐颂”，在肖玲、张丽慧、储洪发和王欣的领唱和双钢琴的伴奏下，雄浑豪迈，气势不凡，为观众留下09金秋永恒的记忆和感怀。
“金秋月圆”晚会上亮点不少，除了上述节目外，晚会主持人是由曾任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李峰，特邀英文主持人郝凯西，两位女主持人台风优雅稳健，语言生动流畅，
魅力十足。弦乐队伴奏、民族舞蹈、节目的选择编排、以及舞台美术设计，都有匠心独运之处。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和夫人伉俪也饶有兴致地出席观赏演出。国内新闻单位高度重视
，晚会的演出还荣登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过，中央电视台将“金秋月圆”晚会定名华府侨界为台湾风灾举行的大型赈灾义演，此乃后话。
作为黄河艺术团的长年观众，深感华府地区卧虎藏龙，艺术人才荟萃，而黄河艺术团成员们为艺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奉献精神，尤其令人感佩至深。同时，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爱
好者，我也认为，在今次黄河艺术团的部分表演节目中，还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尽力配合高雅的艺术演出活动，如婴幼儿的哭声和成年人的休闲短裤之类
，是不应出现在艺术表演中心的礼堂中的。就节目表演而言，一些以表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欢歌笑语的节目，由中老年演员担纲就显得不太适宜，不同的表演主题和艺术内容，在参演
的演员中应有相对应的年龄层界定。当然，有些节目由年长者表演，也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如当天晚会上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男声两重唱，由两位年资较长的演员演唱，听上去就显得清韵绕梁，颇有古风古韵；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中的年长者，更是将歌词中“我曾经豪情万丈…（现）已满怀疲惫、厌倦漂泊”的词曲意境表达得意味深长，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在本次演出中，黄河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对表演形式和表现方法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由王洛宾作曲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歌曲，节目由弦乐队伴奏，还有歌唱和舞蹈相结合，歌唱演员兼奏管乐，动态变化十足，布局很好。唯一不足的是，除了个别演员外，大部分管乐吹奏者临场
未能发挥得当，加上由萨克斯管吹奏出的短促低回的爵士曲调，同“在银色的月光下”悠长舒缓的曲调旋律不相协调融和，显得有些突兀。
黄河艺术团的这台“金秋月圆”晚会，在这个思念的季节，带给了华府的观众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和隽永的人生感怀，令人难忘。同时，黄河艺术团的优秀艺术家们对许多曲目和艺术表现方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我们期待着黄河艺术团今后的优质艺术表演活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和更多青年演员的参与，同大家欢喜见面。如果，每年春节，北京都有国内“春晚”登台，而每年中秋，美京也有海外“秋晚”亮相，那真是春花秋月，音韵相接；海内海外、好戏连台，大华府的侨胞，岂不乐哉！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名句，为世代游子所传咏。虽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华盛顿地区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在仲秋月圆人团圆的时节，心中泛起的对故土和远方
亲人的思念，会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浓烈而悠长。八月二十九日，来自海峡两岸的艺术家和此间黄河艺术团的演员们，在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联袂上演了一场名为“金秋月圆”的迎中秋文艺晚会，为华府侨界献上了一台以明月与故乡为主题、充满着乡音乡情的秋之盛宴。
“金秋月圆”晚会除了表达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思恋情怀外，还力图展现华夏民族之情，两岸同胞之谊，节目编排抒情多元，浪漫温馨。"金秋月圆"晚会的第一部分是民族篇 – 以"银色月光洒中华" 为主题, 荟萃各少数民族的名歌名曲, 在天涯共此时的月光下,歌唱家们身著鲜艳的民族服装纵情放歌, 翩翩起舞。第一首合唱歌曲“月之故乡”：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优美的歌声和旋律，把观众带入了“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如画诗境中。身穿新疆、西藏和台湾原住民民族服装的歌唱演员们，把中国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美妙歌声演绎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曲曼蒂”、“天上西藏”、“阿里山的姑娘”、“玛依拉变奏曲”等都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一曲女中音独唱“草原夜色美”，将月色下蒙古大草原辽阔、壮丽的美景展现得诗意盎然、韵味无穷，令人无限神往。
第二部分乡情篇 - "中秋月圆照神州"，展现了华夏大地秋风送爽、花好月圆的和煦美景， 两岸三地的同胞各以自己的歌声, 舞蹈和器乐来抒发“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千里共婵娟”的诗情画意。其中，有台湾著名年轻歌手史茵茵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根据苏东坡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改变的歌曲“ 明月几时有”，歌声清丽悠长，穿越时空，唱出了千万人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古筝齐奏曲和着明月，畅叙着“沧海一笑声”的满怀豪情。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和男女声两重唱“弯弯的月亮”，歌唱演员配合默契，声情并茂，唱作俱佳，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舞台感染力。中国著名一级歌唱演员于青以她亮丽的嗓音和高超的声乐技巧，为观众表演了“望月”、“太湖美”和一首苏北民歌，获得满堂的喝彩。
第三部分和谐篇 - "祝福华夏, 拥抱世界", 寓意中华民族腾飞在世界之林, 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境界，立意高远。合唱团在艺术指导马国富 的指挥下，倾情演唱了“祝福祖国”、08年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合唱“欢乐颂”，尤其是压轴大合唱“欢乐颂”，在肖玲、张丽慧、储洪发和王欣的领唱和双钢琴的伴奏下，雄浑豪迈，气势不凡，为观众留下09金秋永恒的记忆和感怀。
“金秋月圆”晚会上亮点不少，除了上述节目外，晚会主持人是由曾任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李峰，特邀英文主持人郝凯西，两位女主持人台风优雅稳健，语言生动流畅，
魅力十足。弦乐队伴奏、民族舞蹈、节目的选择编排、以及舞台美术设计，都有匠心独运之处。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和夫人伉俪也饶有兴致地出席观赏演出。国内新闻单位高度重视
，晚会的演出还荣登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过，中央电视台将“金秋月圆”晚会定名华府侨界为台湾风灾举行的大型赈灾义演，此乃后话。
作为黄河艺术团的长年观众，深感华府地区卧虎藏龙，艺术人才荟萃，而黄河艺术团成员们为艺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奉献精神，尤其令人感佩至深。同时，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爱
好者，我也认为，在今次黄河艺术团的部分表演节目中，还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应尽力配合高雅的艺术演出活动，如婴幼儿的哭声和成年人的休闲短裤之类
，是不应出现在艺术表演中心的礼堂中的。就节目表演而言，一些以表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欢歌笑语的节目，由中老年演员担纲就显得不太适宜，不同的表演主题和艺术内容，在参演
的演员中应有相对应的年龄层界定。当然，有些节目由年长者表演，也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如当天晚会上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男声两重唱，由两位年资较长的演员演唱，听上去就显得清韵绕梁，颇有古风古韵；男声小合唱“故乡的云”中的年长者，更是将歌词中“我曾经豪情万丈…（现）已满怀疲惫、厌倦漂泊”的词曲意境表达得意味深长，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在本次演出中，黄河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对表演形式和表现方法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由王洛宾作曲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歌曲，节目由弦乐队伴奏，还有歌唱和舞蹈相结合，歌唱演员兼奏管乐，动态变化十足，布局很好。唯一不足的是，除了个别演员外，大部分管乐吹奏者临场
未能发挥得当，加上由萨克斯管吹奏出的短促低回的爵士曲调，同“在银色的月光下”悠长舒缓的曲调旋律不相协调融和，显得有些突兀。
黄河艺术团的这台“金秋月圆”晚会，在这个思念的季节，带给了华府的观众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和隽永的人生感怀，令人难忘。同时，黄河艺术团的优秀艺术家们对许多曲目和艺术表现方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我们期待着黄河艺术团今后的优质艺术表演活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和更多青年演员的参与，同大家欢喜见面。如果，每年春节，北京都有国内“春晚”登台，而每年中秋，美京也有海外“秋晚”亮相，那真是春花秋月，音韵相接；海内海外、好戏连台，大华府的侨胞，岂不乐哉！
Tuesday, August 25, 2009
读《改 革 历 程》
丘 霖
今年是八九民运二十周年。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除了香港以外，海外并没见到轰轰烈烈的纪念场面。如果说今年的周年纪念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当推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
录在海外出版一事。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遭到罢黜并被软禁的赵紫阳，生前通过录音方式，留下了对于改革进程和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录与个人思索。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
际，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囚犯》(Prisoner of the State) 于今年五月初在美国各书店面市，而中文版《改革历程》也在稍后出版发行。
赵紫阳这一名字，同我们过去在国内相当长一段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听说过"要吃粮，找紫阳"；我们学习过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见识过十三大时他率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同中外记者直接交流的实况报道；我们也观看过据说颇得赵紫阳支持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八
九年春夏期间，赵紫阳更是处在政局变动在风口浪尖上。一般来说，赵紫阳在民间享有温和与开明的声誉及形象，记得有一次在接受国外记者访问时，赵紫阳曾表示，他自信没有人会
用"强人"一词来形容他。十三大闭幕那会儿，我正在南京一处建设工地出差，晚上大家一起围着电视收看有关十三大的新闻节目。当看完了赵紫阳率同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实况
转播后，一位饱经风霜、德高望重的老工程师喝了一口茶，站起身来，象是在自言自语，却又语重心长地缓缓说道:"中国有希望啊。" 这一口茶，这一句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八九年五月学运正酣时，某日在上海的一所高校读到一篇言辞激烈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段这样问道：“看来赵紫阳此次已赢得大局，但，这难道是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吗”？六四之后，赵紫阳黯然下台，而我们上过街的职工都要写一篇“认识”，按“要求”把参与游行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在赵紫阳主政下的“错误舆论导向”，以求人人过关。之后，赵紫阳这一名字似乎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直到2005年一月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今年，适逢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当听说由赵紫阳口述的新书就要出版，心中自然是十分关注，正欲购买时，发现原文本来是中文的《改革历程》
暂不上市，却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国家囚犯》先行登堂入店。
赵紫阳回忆录的英语文本《国家囚犯》五月初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出版。西蒙舒斯特是美国出版界的重量级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924年，目前隶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年出版各类书籍两千余种，作者包括从约翰.杜威到吉米.卡特等美国著名人物。《国家囚犯》由Renee Chiang 翻译成英文， Adi Ignatisu 任编辑，这两人都有较深的中国渊源，Renee Chiang是香港人，1989年正在内地任教；Adi Ignatius 曾任华尔街时报记者，在赵紫阳时代负责报道中国新闻。中文版《改革历程》由赵紫阳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五月下旬出版。
据媒体报道，就在英文版的《国家囚犯》出版之际，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老新闻工作者杜导正，对该书英文版提出批评，认为“序言和标题不客观，扭曲了赵的原意，”并认为，现在不是出版该书的时机。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目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据闻，《炎黄春秋》是力
挺改革开放人士的重镇，读者大都是党内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杂志曾因发表拥护民主宪政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过。杜导正在香港《明报》上发表的声明强调，赵紫阳录音时尽力客观冷静，他肯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但该书的序言和标题夸大赵的个人功绩，那是不客观的，经不起历
史推敲。杜导正在中文版《改革历程》的序言，题目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在序言中杜导正说明了当时替赵紫阳录音的经过，他表示，赵紫阳巳逝世四年，当局仍未作出平反及正确评价。他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对得住历史、国家及人民，并引用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时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为序言的结语。
用了不长的时间，就读完了《改革历程》。这本书籍的设计、装订和印刷显得严谨、细致，书前有多幅赵紫阳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除了序言外，还有鲍彤写的导言，标题是：“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历史背景”。回忆录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代后记、赵紫阳年表、人名录和四篇赵紫阳的讲话、发言稿。读罢赵紫阳的回忆录，有两个感受比较深，一是，当年校园和坊间的一些同高
层人事及政局有关的传言，如赵紫阳与邓力群等人的角力、胡耀邦同老人们的政治纷争，竟然与事实相去不远，让我对中国式的"政治透明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是，当年推动经济改革，尤其是要“闯物价关”那会儿，我们所在单位都曾组织学习相关社论和宣传资料，领会和掌握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精神实质。但是，从《改革历程》一书中看，当时在高层人士中，对闯物价关并无严密的分析部署和通盘的评估掌控，整个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读来有惊心动魄之感。
一代领导人的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是，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代，都是一部非常具有参考作用的史料，也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软禁中发出的肺腑之
言，在中共近九十年的党史中属难得之作。杜导正在他为《改革历程》所书写的序言中说：赵紫阳“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因此，人们才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读完《改革历程》，我觉得这位新闻老前辈的话十分中肯，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同时，我也觉得，英文版的《国家囚犯》这一书名，同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于改革进程的回顾和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这一主题，并不契合。另外，在注解部分，编者对鲍彤被官方宣称
为“监视居住”而事实上遭到监禁一事的叙述，使用了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 “骇人听闻”，让人感觉措辞有些偏离对事实的陈述。
《改革历程》一书，展现的是赵紫阳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后尤其令人感佩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勇气和胸襟。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阅读《改革历程》，可籍此对当时崇尚
独立、追求理想的人生历程作一些思考和回顾。这，也是我阅读《改革历程》的一项附加收获。
今年是八九民运二十周年。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除了香港以外，海外并没见到轰轰烈烈的纪念场面。如果说今年的周年纪念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当推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
录在海外出版一事。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遭到罢黜并被软禁的赵紫阳，生前通过录音方式，留下了对于改革进程和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录与个人思索。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
际，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囚犯》(Prisoner of the State) 于今年五月初在美国各书店面市，而中文版《改革历程》也在稍后出版发行。
赵紫阳这一名字，同我们过去在国内相当长一段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听说过"要吃粮，找紫阳"；我们学习过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见识过十三大时他率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同中外记者直接交流的实况报道；我们也观看过据说颇得赵紫阳支持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八
九年春夏期间，赵紫阳更是处在政局变动在风口浪尖上。一般来说，赵紫阳在民间享有温和与开明的声誉及形象，记得有一次在接受国外记者访问时，赵紫阳曾表示，他自信没有人会
用"强人"一词来形容他。十三大闭幕那会儿，我正在南京一处建设工地出差，晚上大家一起围着电视收看有关十三大的新闻节目。当看完了赵紫阳率同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实况
转播后，一位饱经风霜、德高望重的老工程师喝了一口茶，站起身来，象是在自言自语，却又语重心长地缓缓说道:"中国有希望啊。" 这一口茶，这一句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八九年五月学运正酣时，某日在上海的一所高校读到一篇言辞激烈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段这样问道：“看来赵紫阳此次已赢得大局，但，这难道是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吗”？六四之后，赵紫阳黯然下台，而我们上过街的职工都要写一篇“认识”，按“要求”把参与游行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在赵紫阳主政下的“错误舆论导向”，以求人人过关。之后，赵紫阳这一名字似乎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直到2005年一月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今年，适逢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当听说由赵紫阳口述的新书就要出版，心中自然是十分关注，正欲购买时，发现原文本来是中文的《改革历程》
暂不上市，却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国家囚犯》先行登堂入店。
赵紫阳回忆录的英语文本《国家囚犯》五月初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出版。西蒙舒斯特是美国出版界的重量级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924年，目前隶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年出版各类书籍两千余种，作者包括从约翰.杜威到吉米.卡特等美国著名人物。《国家囚犯》由Renee Chiang 翻译成英文， Adi Ignatisu 任编辑，这两人都有较深的中国渊源，Renee Chiang是香港人，1989年正在内地任教；Adi Ignatius 曾任华尔街时报记者，在赵紫阳时代负责报道中国新闻。中文版《改革历程》由赵紫阳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五月下旬出版。
据媒体报道，就在英文版的《国家囚犯》出版之际，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老新闻工作者杜导正，对该书英文版提出批评，认为“序言和标题不客观，扭曲了赵的原意，”并认为，现在不是出版该书的时机。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目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据闻，《炎黄春秋》是力
挺改革开放人士的重镇，读者大都是党内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杂志曾因发表拥护民主宪政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过。杜导正在香港《明报》上发表的声明强调，赵紫阳录音时尽力客观冷静，他肯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但该书的序言和标题夸大赵的个人功绩，那是不客观的，经不起历
史推敲。杜导正在中文版《改革历程》的序言，题目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在序言中杜导正说明了当时替赵紫阳录音的经过，他表示，赵紫阳巳逝世四年，当局仍未作出平反及正确评价。他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对得住历史、国家及人民，并引用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时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为序言的结语。
用了不长的时间，就读完了《改革历程》。这本书籍的设计、装订和印刷显得严谨、细致，书前有多幅赵紫阳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除了序言外，还有鲍彤写的导言，标题是：“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历史背景”。回忆录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代后记、赵紫阳年表、人名录和四篇赵紫阳的讲话、发言稿。读罢赵紫阳的回忆录，有两个感受比较深，一是，当年校园和坊间的一些同高
层人事及政局有关的传言，如赵紫阳与邓力群等人的角力、胡耀邦同老人们的政治纷争，竟然与事实相去不远，让我对中国式的"政治透明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是，当年推动经济改革，尤其是要“闯物价关”那会儿，我们所在单位都曾组织学习相关社论和宣传资料，领会和掌握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精神实质。但是，从《改革历程》一书中看，当时在高层人士中，对闯物价关并无严密的分析部署和通盘的评估掌控，整个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读来有惊心动魄之感。
一代领导人的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是，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出版，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代，都是一部非常具有参考作用的史料，也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软禁中发出的肺腑之
言，在中共近九十年的党史中属难得之作。杜导正在他为《改革历程》所书写的序言中说：赵紫阳“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因此，人们才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读完《改革历程》，我觉得这位新闻老前辈的话十分中肯，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同时，我也觉得，英文版的《国家囚犯》这一书名，同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于改革进程的回顾和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这一主题，并不契合。另外，在注解部分，编者对鲍彤被官方宣称
为“监视居住”而事实上遭到监禁一事的叙述，使用了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 “骇人听闻”，让人感觉措辞有些偏离对事实的陈述。
《改革历程》一书，展现的是赵紫阳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后尤其令人感佩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勇气和胸襟。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阅读《改革历程》，可籍此对当时崇尚
独立、追求理想的人生历程作一些思考和回顾。这，也是我阅读《改革历程》的一项附加收获。
Wednesday, August 5, 2009
种 菜 乐
丘 霖
两年前，曾为文历数我家后院旧阳台的景观种种。在阳台上观景、读书或深呼吸，心中自是一片清凉，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式的赏心悦目，少了人的主动参与和投入。如一位同事曾
对我说：听上去你很喜欢音乐嘛，那你弹奏什么乐器呢？我答曰：None。同事闻之一笑：那你还不算是真正喜欢音乐啊！
话说去年夏天，我岳父母从加拿大来美国小住。岳父虽说是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但动手能力超强，他冒着酷暑挥汗在我们的后院硬是开出了一片菜地。这菜地虽不算大
，却得之不易。首先，这片泥地中积石很多，开地松土时还需要一一将大大小小的石块捡出清理干净；二则，我们的后院面对的是一片公共树林，大小动物出没其间，并常常“越界”觅食，为防止鹿只、松鼠和旱獭等入侵“扫荡”，岳父挥斧砍树，将较直的树干做成桩，再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九柱树干将菜地团团圈起，完成了我们家自迁入以来在后院的首次“圈地运动”。
菜地开成后，我一度担心未经申请批准，菜地在社区中的身份是否“合法”。其实，美国的家庭后院种菜风过去曾风行过好一阵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南草坪开辟了一块菜园，亲自种植各类蔬菜，以身作则倡导美国民众夫妻开荒、
自给自足。战争时期，人们将这种菜园叫做“胜利菜园”。统计数字显示，在“胜利菜园”的全盛时期，全美百分之四十的新鲜蔬菜水果供应来自人们的家庭后院。去年夏秋之后，美国经济严重滑坡，果蔬价格不断攀升，美国人民又开始转向自己的家庭后院“要菜”了。只不过，媒体将此番应运而生，却是卷土重来的家庭菜园，称作为“经济衰退菜园”。再后来，奥巴马入主白宫，第一夫人米雪尔师法埃丽诺在白宫种菜的照片竞相刊登在报端，其声势不亚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植树节上种树浇水的架势，我心想，有白宫撑腰，
咱菜园虽“黑”也“红”啊。
今春，我和孩子她妈开始频频光顾后院的那块菜地，做些施肥除草的农活。第一次做菜农，信心与经验皆严重匮乏。所幸，被半杯清茶社众兄弟尊称为“菜农哥”的文友之微，拔菜相助，将他田里健壮的数排韭菜移至我家，成了我们菜园里的第一道风景线。之微兄毕竟经验老到，环顾我家菜地后，认为菜园地势低洼，逢大雨排水不易。为了防
涝保收，菜农哥拿起铁锹, 带着我沿着菜园周围挖起了排水沟，不一会儿，水利工程告竣，我们俩在田边树荫下喝起凉白开，感觉岂是一个“爽”字了得。看到韭菜长得绿油油的，我和太太的种菜热情为之大增。之后，我们开始为菜园播种。第一年种菜，也不知这块地适合栽种何类菜蔬，于是决定广播菜籽菜苗，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视结果如何再定今后的种菜方向。我们的菜园长约五米，宽约四米，在那里我们先后种上了番茄、黄瓜、丝瓜、苦瓜、豆角、茄子、扁豆、芸豆、辣椒等蔬菜，然后在地里架
上供爬藤用的竹架子，施上肥料，万事俱备，只欠春风。数日后，当看到小苗破土而出，小秧奋力向上，心里一片美滋滋、喜洋洋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种得开心，吃得放心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了。我们为自己加入“新菜农”的行列而自豪，在体验劳动乐趣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植物生长的喜悦。培培土、施施肥、扶扶植物、浇浇水，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深吸几口气，遥望蓝天白云，亲近鸟语花香，真切地体
会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种菜栽果没有切身感受。眼下，当看到细小的黄瓜籽，发芽后抽出的藤丝紧紧地缠住竹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坚定地向上攀爬，
不断成长壮大，我感动于生命的力量坚定而执着，甚至觉得, 这是某种超然的力量在昭示着我们。
孩子她妈一天去菜地两次，雷打不动，每每还笑意写在脸上。问何故，答曰：每天一早一晚两次照看菜藤菜花，亲眼所见瓜、豆渐次长大，心中的喜悦莫大于此。如今，我们已用收获
来的菜蔬做了美味可口的家乡菜肴，如凉拌黄瓜、清炒扁豆、苦瓜小鱼、糖醋蒜头和韭菜盒子。自己种的菜新鲜自然不在话下，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更有明显的不同，常带着幽幽的清
香味 - 黄瓜也一点都不发涩，苦瓜清脆爽口，番茄色正、味甜，让我回忆起童年时生吃洋红番茄的滋滋香味。由于“根正苗红”的韭菜长势喜人，产量供大于求，已有能力收割送人，但与原产者菜农哥追着人送菜的频率和劲道相比，那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今年的夏天，我们常常以这样的形式来“拥抱”我们的菜地 - 清晨，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来到菜园，巡视新芽、新花和新果实, 以及飞舞其间辛勤劳作的的蜜蜂、蝴蝶；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后，提上一桶水，拿上一把小铲，再次来到“自留地”，这时天色渐晚，落霞照着天际和树林，树上倦鸟归巢，微风中还带着些许暑意，园中的瓜果又比早晨时长大了一些，... 浮生难得半日闲，快意原是如此的自然而简单。虽然我们的菜地不大，农活不重，但劳动也能让四肢不勤的我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夏天干起农活，一会儿就让你出一身汗，如此，去
健身房的费用也就省了下来。
晚上，我们有时会去邻里小区散步，一溜溜房子中，要辨认哪家住着华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 因为只要你走近他们的后院，那木围墙上爬了丝瓜、黄瓜、苦瓜等等东方菜蔬的，十之八九是华人的居所。由于有共同关心的话题，邻里的交流就可以超越今天天气如何如何的
泛泛而谈。 更重要的是，当我对邻居说我们喜欢新鲜蔬菜时，我的底气就显得有些充分，因为在今年，我们真的卷起袖子和裤腿当菜农了！
两年前，曾为文历数我家后院旧阳台的景观种种。在阳台上观景、读书或深呼吸，心中自是一片清凉，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式的赏心悦目，少了人的主动参与和投入。如一位同事曾
对我说：听上去你很喜欢音乐嘛，那你弹奏什么乐器呢？我答曰：None。同事闻之一笑：那你还不算是真正喜欢音乐啊！
话说去年夏天，我岳父母从加拿大来美国小住。岳父虽说是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但动手能力超强，他冒着酷暑挥汗在我们的后院硬是开出了一片菜地。这菜地虽不算大
，却得之不易。首先，这片泥地中积石很多，开地松土时还需要一一将大大小小的石块捡出清理干净；二则，我们的后院面对的是一片公共树林，大小动物出没其间，并常常“越界”觅食，为防止鹿只、松鼠和旱獭等入侵“扫荡”，岳父挥斧砍树，将较直的树干做成桩，再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九柱树干将菜地团团圈起，完成了我们家自迁入以来在后院的首次“圈地运动”。
菜地开成后，我一度担心未经申请批准，菜地在社区中的身份是否“合法”。其实，美国的家庭后院种菜风过去曾风行过好一阵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南草坪开辟了一块菜园，亲自种植各类蔬菜，以身作则倡导美国民众夫妻开荒、
自给自足。战争时期，人们将这种菜园叫做“胜利菜园”。统计数字显示，在“胜利菜园”的全盛时期，全美百分之四十的新鲜蔬菜水果供应来自人们的家庭后院。去年夏秋之后，美国经济严重滑坡，果蔬价格不断攀升，美国人民又开始转向自己的家庭后院“要菜”了。只不过，媒体将此番应运而生，却是卷土重来的家庭菜园，称作为“经济衰退菜园”。再后来，奥巴马入主白宫，第一夫人米雪尔师法埃丽诺在白宫种菜的照片竞相刊登在报端，其声势不亚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植树节上种树浇水的架势，我心想，有白宫撑腰，
咱菜园虽“黑”也“红”啊。
今春，我和孩子她妈开始频频光顾后院的那块菜地，做些施肥除草的农活。第一次做菜农，信心与经验皆严重匮乏。所幸，被半杯清茶社众兄弟尊称为“菜农哥”的文友之微，拔菜相助，将他田里健壮的数排韭菜移至我家，成了我们菜园里的第一道风景线。之微兄毕竟经验老到，环顾我家菜地后，认为菜园地势低洼，逢大雨排水不易。为了防
涝保收，菜农哥拿起铁锹, 带着我沿着菜园周围挖起了排水沟，不一会儿，水利工程告竣，我们俩在田边树荫下喝起凉白开，感觉岂是一个“爽”字了得。看到韭菜长得绿油油的，我和太太的种菜热情为之大增。之后，我们开始为菜园播种。第一年种菜，也不知这块地适合栽种何类菜蔬，于是决定广播菜籽菜苗，走“多样化发展”的道路，视结果如何再定今后的种菜方向。我们的菜园长约五米，宽约四米，在那里我们先后种上了番茄、黄瓜、丝瓜、苦瓜、豆角、茄子、扁豆、芸豆、辣椒等蔬菜，然后在地里架
上供爬藤用的竹架子，施上肥料，万事俱备，只欠春风。数日后，当看到小苗破土而出，小秧奋力向上，心里一片美滋滋、喜洋洋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种得开心，吃得放心
，如今，这个愿望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了。我们为自己加入“新菜农”的行列而自豪，在体验劳动乐趣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植物生长的喜悦。培培土、施施肥、扶扶植物、浇浇水，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深吸几口气，遥望蓝天白云，亲近鸟语花香，真切地体
会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种菜栽果没有切身感受。眼下，当看到细小的黄瓜籽，发芽后抽出的藤丝紧紧地缠住竹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坚定地向上攀爬，
不断成长壮大，我感动于生命的力量坚定而执着，甚至觉得, 这是某种超然的力量在昭示着我们。
孩子她妈一天去菜地两次，雷打不动，每每还笑意写在脸上。问何故，答曰：每天一早一晚两次照看菜藤菜花，亲眼所见瓜、豆渐次长大，心中的喜悦莫大于此。如今，我们已用收获
来的菜蔬做了美味可口的家乡菜肴，如凉拌黄瓜、清炒扁豆、苦瓜小鱼、糖醋蒜头和韭菜盒子。自己种的菜新鲜自然不在话下，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更有明显的不同，常带着幽幽的清
香味 - 黄瓜也一点都不发涩，苦瓜清脆爽口，番茄色正、味甜，让我回忆起童年时生吃洋红番茄的滋滋香味。由于“根正苗红”的韭菜长势喜人，产量供大于求，已有能力收割送人，但与原产者菜农哥追着人送菜的频率和劲道相比，那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今年的夏天，我们常常以这样的形式来“拥抱”我们的菜地 - 清晨，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来到菜园，巡视新芽、新花和新果实, 以及飞舞其间辛勤劳作的的蜜蜂、蝴蝶；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后，提上一桶水，拿上一把小铲，再次来到“自留地”，这时天色渐晚，落霞照着天际和树林，树上倦鸟归巢，微风中还带着些许暑意，园中的瓜果又比早晨时长大了一些，... 浮生难得半日闲，快意原是如此的自然而简单。虽然我们的菜地不大，农活不重，但劳动也能让四肢不勤的我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夏天干起农活，一会儿就让你出一身汗，如此，去
健身房的费用也就省了下来。
晚上，我们有时会去邻里小区散步，一溜溜房子中，要辨认哪家住着华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 因为只要你走近他们的后院，那木围墙上爬了丝瓜、黄瓜、苦瓜等等东方菜蔬的，十之八九是华人的居所。由于有共同关心的话题，邻里的交流就可以超越今天天气如何如何的
泛泛而谈。 更重要的是，当我对邻居说我们喜欢新鲜蔬菜时，我的底气就显得有些充分，因为在今年，我们真的卷起袖子和裤腿当菜农了！
Saturday, July 18, 2009
《未 完 成 交 响 曲》
丘 霖
在今年稍早的“来去集”中，我曾谈到当年时因为一位拉大提琴的邻居而迷上交响音乐会的往事。身临其境聆听交响乐，音响和视觉效果固然极佳，也是对交响乐曲的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但是，这里有一个审美成本问题。一张音乐会票所费不赀，不要说是学生，就是对有工资收入的人们来说，也不是可以常常负担得起的“文化高消费”。因此，买一台品质好一些的家庭音响设备，就成了我首要的购物目标。工作后，待积纂到足够钱的时候，我便急不可待地到商场买了一台菲力普立体声唱机。记得，当时柜台旁的另一位顾客还好意地嘀咕道：瞧这人怎么这样，也不开箱检查一下?
我急于回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家里有一张早几天刚买的舒伯特第八交响乐《未完成交响曲》的唱片。那时，CD 光碟刚刚露面，价格很贵，普通消费者大多还只能选购黑胶密纹大唱片和普通唱机。我是在靠近西藏路和南京路交口的上海音乐书店买的这张唱片。去年回上海时，路经西藏路和南京路口，发现八十年代时人潮如涌的那一片商店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地铁站和宽阔的公共地带。当时买那张唱片的时侯，我还没有听过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可能是因为舒伯特的盛名，或是演出乐团的权威性，也可能是《未完成交响曲》这一曲名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在尚未购买唱机的情况下，“超前”挑选了这张唱片，准备日后在家中一举完成对这部《未完成交响曲》的“审美历程”。
说起舒伯特的作品，人们对他的《圣母颂》、《鳟鱼》、《即兴曲》、《音乐瞬间》、《小夜曲》和《幻想曲》等音乐作品都耳熟能详。舒伯特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他的六百多首优美委婉的艺术歌曲，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耀眼的光辉，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舒柏特生活在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部分音乐风格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舒伯特完美的抒情意境令李斯特称他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然而，长期的困顿生活，使舒伯特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1828年11月19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舒伯特在维也纳溘然长逝，被人们崇敬地安葬在贝多芬墓旁。
《未完成交响曲》于1865年12月在维也纳首次公演，大获成功，立即成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代表作。可惜，舒伯特没能亲眼看见盛况。首次公演的那年，距舒伯特离开人世已经三十七年了。 舒伯特创作第八交响乐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我常常在想，如果上帝多给舒伯特几十年的生命，世界音乐史又会是如何一番景观呢？
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因为仅有两个乐章被后人称为《未完成交响曲》，而交响曲一般应有四个乐章。但是，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未完成交响曲》完全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忧郁的沉思、诗意的气氛、丰富而优美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意境充溢着整部交响曲，令人难以忘怀。她的第一乐章是悲剧性的。缓慢、低沉的引子神秘而阴郁，呈示部的主部主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唱，好似饱含着泪水的激笑，凄美动人。副部主题由大提琴深情地奏出，旋律优美的歌谣曲调明朗而纯朴，音乐转向愉快和兴奋。缠绵、温婉的小提琴重复着主部主题。展开部主要的情绪是痛苦的呻吟和艰难的抗争。再现部和尾声在感怀和伤感的意境中结束。第二乐章极具田园风光和抒情性，音乐比第一乐章明朗许多，主部宽广而温柔，副部朴实无华的牧歌主题深情地倾诉，整个乐章隐隐透着淡淡的冥思与遐想，最后，音乐在朦胧入睡似的恬静中结束。
乐评家们一直认为，《未完成交响曲》如果再加上其他乐章，均有画蛇添足的感觉。所以，《未完成交响曲》在形式上虽然未完成，但实际上是完整的，并因此而显得结构新颖，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未完成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忧伤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透明清纯、优美丰富的旋律，不加装饰和声，这种作曲手法非常新颖，这是《未完成交响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的重要原因。
说实话，对于交响乐，我比较钟爱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如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所表达的忧郁和挣扎、沉思与感怀，很能激荡我的心灵，令人思绪万千。我想，如果对奥地利作曲家们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句中国古话，大多数西欧音乐大师可能不会认同；而如果换了俄罗斯作曲家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应会深解其意的。但是，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中，我却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灵魂深处的悲欢与离合，阴晴和圆缺。而且，乐曲中虽不乏无奈、挣扎和苦苦追求的心绪表露，但是，整部作品的意境非常高远，美不胜收，交响乐的美感，尽在其中。来到美国的二十年时间里，我都未曾好好地静下心来欣赏《未完成交响曲》。最近，偶然在车中播放的音乐节目里听到了熟悉的“未完成”旋律，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刚到美国时的一个难忘时刻。
二十年前，我告别了太太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美国。我的美国之旅的第一站是西岸的洛杉矶。中午下了飞机后，至朋友家歇脚。由于时差关系，午饭后竟昏然大睡，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醒来，发现自己正孤独地处在一片漆黑中，朋友打工尚未回来，四周空无一人，昏睡醒来的晕眩，更令我的心情跌向谷底。于是，我在心中“正告”自己：快兴奋起来吧，你已经在梦寐以求的美国新大陆了！可是，这项“自我命令”对提振心情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开始拆包理箱，想借此为情绪打岔。当取出记事本时，一张女儿的照片从中滑落了出来，我拿起照片，端视着女儿可爱的小脸，泪水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甚至感觉自己已无力站立起来。随身的包中还有一个从国内带来的袖珍收音机，我打开收音机，带上耳机，慢慢搜寻着电台的交响音乐节目，忽然，耳边响起了非常优美和熟悉的旋律，那正是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婉约悠长的副部主题! 到美国的首日，天旋地转，不辨东西，唯有这部我喜爱的音乐作品，多少给了我带来了心灵上的慰籍。听着听着，我忽然想到，自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经历了很多的周折，终于实现愿望来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 但是，这手中女儿的照片和回响中的音乐旋律，分明是在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跨洋之旅，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今年稍早的“来去集”中，我曾谈到当年时因为一位拉大提琴的邻居而迷上交响音乐会的往事。身临其境聆听交响乐，音响和视觉效果固然极佳，也是对交响乐曲的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但是，这里有一个审美成本问题。一张音乐会票所费不赀，不要说是学生，就是对有工资收入的人们来说，也不是可以常常负担得起的“文化高消费”。因此，买一台品质好一些的家庭音响设备，就成了我首要的购物目标。工作后，待积纂到足够钱的时候，我便急不可待地到商场买了一台菲力普立体声唱机。记得，当时柜台旁的另一位顾客还好意地嘀咕道：瞧这人怎么这样，也不开箱检查一下?
我急于回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家里有一张早几天刚买的舒伯特第八交响乐《未完成交响曲》的唱片。那时，CD 光碟刚刚露面，价格很贵，普通消费者大多还只能选购黑胶密纹大唱片和普通唱机。我是在靠近西藏路和南京路交口的上海音乐书店买的这张唱片。去年回上海时，路经西藏路和南京路口，发现八十年代时人潮如涌的那一片商店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地铁站和宽阔的公共地带。当时买那张唱片的时侯，我还没有听过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可能是因为舒伯特的盛名，或是演出乐团的权威性，也可能是《未完成交响曲》这一曲名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在尚未购买唱机的情况下，“超前”挑选了这张唱片，准备日后在家中一举完成对这部《未完成交响曲》的“审美历程”。
说起舒伯特的作品，人们对他的《圣母颂》、《鳟鱼》、《即兴曲》、《音乐瞬间》、《小夜曲》和《幻想曲》等音乐作品都耳熟能详。舒伯特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他的六百多首优美委婉的艺术歌曲，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耀眼的光辉，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舒柏特生活在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部分音乐风格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舒伯特完美的抒情意境令李斯特称他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然而，长期的困顿生活，使舒伯特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1828年11月19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舒伯特在维也纳溘然长逝，被人们崇敬地安葬在贝多芬墓旁。
《未完成交响曲》于1865年12月在维也纳首次公演，大获成功，立即成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代表作。可惜，舒伯特没能亲眼看见盛况。首次公演的那年，距舒伯特离开人世已经三十七年了。 舒伯特创作第八交响乐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我常常在想，如果上帝多给舒伯特几十年的生命，世界音乐史又会是如何一番景观呢？
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因为仅有两个乐章被后人称为《未完成交响曲》，而交响曲一般应有四个乐章。但是，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未完成交响曲》完全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忧郁的沉思、诗意的气氛、丰富而优美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意境充溢着整部交响曲，令人难以忘怀。她的第一乐章是悲剧性的。缓慢、低沉的引子神秘而阴郁，呈示部的主部主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唱，好似饱含着泪水的激笑，凄美动人。副部主题由大提琴深情地奏出，旋律优美的歌谣曲调明朗而纯朴，音乐转向愉快和兴奋。缠绵、温婉的小提琴重复着主部主题。展开部主要的情绪是痛苦的呻吟和艰难的抗争。再现部和尾声在感怀和伤感的意境中结束。第二乐章极具田园风光和抒情性，音乐比第一乐章明朗许多，主部宽广而温柔，副部朴实无华的牧歌主题深情地倾诉，整个乐章隐隐透着淡淡的冥思与遐想，最后，音乐在朦胧入睡似的恬静中结束。
乐评家们一直认为，《未完成交响曲》如果再加上其他乐章，均有画蛇添足的感觉。所以，《未完成交响曲》在形式上虽然未完成，但实际上是完整的，并因此而显得结构新颖，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未完成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忧伤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透明清纯、优美丰富的旋律，不加装饰和声，这种作曲手法非常新颖，这是《未完成交响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的重要原因。
说实话，对于交响乐，我比较钟爱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如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所表达的忧郁和挣扎、沉思与感怀，很能激荡我的心灵，令人思绪万千。我想，如果对奥地利作曲家们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句中国古话，大多数西欧音乐大师可能不会认同；而如果换了俄罗斯作曲家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应会深解其意的。但是，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中，我却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灵魂深处的悲欢与离合，阴晴和圆缺。而且，乐曲中虽不乏无奈、挣扎和苦苦追求的心绪表露，但是，整部作品的意境非常高远，美不胜收，交响乐的美感，尽在其中。来到美国的二十年时间里，我都未曾好好地静下心来欣赏《未完成交响曲》。最近，偶然在车中播放的音乐节目里听到了熟悉的“未完成”旋律，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刚到美国时的一个难忘时刻。
二十年前，我告别了太太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美国。我的美国之旅的第一站是西岸的洛杉矶。中午下了飞机后，至朋友家歇脚。由于时差关系，午饭后竟昏然大睡，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醒来，发现自己正孤独地处在一片漆黑中，朋友打工尚未回来，四周空无一人，昏睡醒来的晕眩，更令我的心情跌向谷底。于是，我在心中“正告”自己：快兴奋起来吧，你已经在梦寐以求的美国新大陆了！可是，这项“自我命令”对提振心情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开始拆包理箱，想借此为情绪打岔。当取出记事本时，一张女儿的照片从中滑落了出来，我拿起照片，端视着女儿可爱的小脸，泪水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甚至感觉自己已无力站立起来。随身的包中还有一个从国内带来的袖珍收音机，我打开收音机，带上耳机，慢慢搜寻着电台的交响音乐节目，忽然，耳边响起了非常优美和熟悉的旋律，那正是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婉约悠长的副部主题! 到美国的首日，天旋地转，不辨东西，唯有这部我喜爱的音乐作品，多少给了我带来了心灵上的慰籍。听着听着，我忽然想到，自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经历了很多的周折，终于实现愿望来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 但是，这手中女儿的照片和回响中的音乐旋律，分明是在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跨洋之旅，还远远没有完成…
Thursday, July 9, 2009
寻 访 老 上 海 （五）
丘 霖
说到老上海，自然离不开上海的租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租界”两字又是何其的沉重。租界（Settlement）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租界是指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上海则是列强在中国设立第一个租界的城市。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
，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但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拥有立法权限。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简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
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商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
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上海, 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分别于l848和1849年在上海建立租界。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无力扩展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势力。所以美国自己不设立特区和租界，只是要求在其他国家的租界内
享有同等的特权，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844年8月美国任命了第一任领事费信登，但是他一直没有到任。随着美国在沪贸易的开展，1848年底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成了列强在远东的"冒险家乐园"。但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其经济繁荣的程度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城市之上，租界内的商务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对传播近代民主观念和科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租界内公共设施管理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也为部分政治流亡者和进步人士提供了庇护。
最近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提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围绕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中，政府高层人士对此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特区决策的批评者们“搞了一些材料，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可见，虽然“租界”已成为历史一页，但是它的影响力依然持续着，成为了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议题。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政当局就有意编撰一部《上海租界志》，但直到二00一年才最终定稿出版。《上海租界志》的前言表示：“... 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产生的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外国列强在租界进行的扩张、侵权，对中国民众的歧视和伤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一部租界史，其实质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众多外国侨民的入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而使租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
明的窗口。租界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相对有利的空间，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租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界打破禁区，客观而科学地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几年来，学术界有关租界研究的成果纷出，力求对租界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的文章时有发表，这一切，为我们编纂这部志书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本栏前几期的“寻访老上海”系列，介绍了部分上海租界内的名人故居。毫无疑问，上海的租界地区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聚居地，引领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风气之先。但是，正如《上海租界
志》的前言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上海租界中藏垢纳污之地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繁华街市的背后，也有着大量挤身于狭弄暗宅的社会底层人物，因
为他们的存在，使得上海城市的繁华总伴着一股苍凉和无奈。 曾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郭沫若，冬日的清晨在静安寺前的广场散步，看见衣衫褴褛的瞎眼女乞丐和她四岁女儿在街边母女情深、相依为命的一幕，不禁感慨万千：“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郭沫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街头发出的叹息和拷问，成为了大文学家的惊世名言。作为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大都市，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上海就一直是左翼革命者和激进思想家的
温床和策源地。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租界历史，给国人留下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海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屈辱和不幸。但是，如果要客观地考察租界的公共工程建设和
城市管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对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有人可能会因此背负上“洋奴”等罪名。《上海租界志》一编就是十数载，个中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晚清的中国，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紧锁的中国大门，
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和强者的姿态去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温良恭俭让”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时， "适者生存"的信条就开始代替了“无为而为”的千年古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六君子；从武昌起义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由此迈出了二十世纪自强不息的步伐。
当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寻访老上海，驻足眺望浦江两岸的旧貌和新颜，感受浦江上习习微风吹来的历史沧桑和时代气息，老上海的意义便会远远超出上海本身。（完）
说到老上海，自然离不开上海的租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租界”两字又是何其的沉重。租界（Settlement）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租界是指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上海则是列强在中国设立第一个租界的城市。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
，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但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拥有立法权限。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简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
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商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
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上海, 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分别于l848和1849年在上海建立租界。英国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无力扩展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势力。所以美国自己不设立特区和租界，只是要求在其他国家的租界内
享有同等的特权，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1844年8月美国任命了第一任领事费信登，但是他一直没有到任。随着美国在沪贸易的开展，1848年底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成了列强在远东的"冒险家乐园"。但客观上讲，上海开埠后，其经济繁荣的程度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城市之上，租界内的商务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对传播近代民主观念和科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租界内公共设施管理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也为部分政治流亡者和进步人士提供了庇护。
最近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提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围绕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中，政府高层人士对此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特区决策的批评者们“搞了一些材料，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可见，虽然“租界”已成为历史一页，但是它的影响力依然持续着，成为了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议题。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政当局就有意编撰一部《上海租界志》，但直到二00一年才最终定稿出版。《上海租界志》的前言表示：“... 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产生的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外国列强在租界进行的扩张、侵权，对中国民众的歧视和伤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一部租界史，其实质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众多外国侨民的入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而使租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
明的窗口。租界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相对有利的空间，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租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界打破禁区，客观而科学地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几年来，学术界有关租界研究的成果纷出，力求对租界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的文章时有发表，这一切，为我们编纂这部志书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本栏前几期的“寻访老上海”系列，介绍了部分上海租界内的名人故居。毫无疑问，上海的租界地区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聚居地，引领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风气之先。但是，正如《上海租界
志》的前言所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上海租界中藏垢纳污之地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繁华街市的背后，也有着大量挤身于狭弄暗宅的社会底层人物，因
为他们的存在，使得上海城市的繁华总伴着一股苍凉和无奈。 曾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郭沫若，冬日的清晨在静安寺前的广场散步，看见衣衫褴褛的瞎眼女乞丐和她四岁女儿在街边母女情深、相依为命的一幕，不禁感慨万千：“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郭沫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街头发出的叹息和拷问，成为了大文学家的惊世名言。作为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大都市，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上海就一直是左翼革命者和激进思想家的
温床和策源地。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租界历史，给国人留下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海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屈辱和不幸。但是，如果要客观地考察租界的公共工程建设和
城市管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对中国现代进程的推动，有人可能会因此背负上“洋奴”等罪名。《上海租界志》一编就是十数载，个中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晚清的中国，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紧锁的中国大门，
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和强者的姿态去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温良恭俭让”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时， "适者生存"的信条就开始代替了“无为而为”的千年古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六君子；从武昌起义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由此迈出了二十世纪自强不息的步伐。
当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寻访老上海，驻足眺望浦江两岸的旧貌和新颜，感受浦江上习习微风吹来的历史沧桑和时代气息，老上海的意义便会远远超出上海本身。（完）
寻 访 老 上 海 （四）
“寻访老上海”系列的开篇，介绍的多是位于上海虹口一带所谓“日租界”的名人旧宅。上海的租界有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英、美租界合并后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而“日租界”只是“公共租界”中北面日人聚居的一个区域，“八一三淞沪战役”后被日军完全控制，公共租界因此被分割成两个部分。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借地合并为“公共租界”，曾经力邀资浅的“法租界”加入，却被法国人断然拒绝。高雅的“高卢雄鸡”，不愿意和张扬的“约翰牛”、笨拙的“杨基佬”混在一起，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66年法国断然退出由美英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民族自豪感极强的法国人在文化、政治、外交、生活观念上特立独行，不愿与商业强势的英语民族混同起来，关于这一点，十九世纪的上海人就已经领教了。
上海法租界，位于现在的上海市卢湾和徐汇两区内，是近代中国四个法租界中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的一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沙面）
。最近国内一部非常走红的惊险电视连续剧《潜伏》，讲的就是发生在军统局天津站的地下谍报工作，其中有关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天津抢收敌产一节，相信其接受的目标多是在法租
界中那些身价不凡的洋楼洋产。四个在华法租界都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在华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
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的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 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日后就不可能对上海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东方巴黎”。据报道，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时，有人便指出:讲到“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和风情，法国建筑和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
可以这么说，上海最有情调的街道，大都集中于原法租界一代。我看了一篇题为“上海最值得逛的十条街”的报道，其中就有五条街道位于法租界地带，如衡山路酒吧一条街、绍兴路文化出版街、淮海路商业街等。就连在“最革命”的“文革”期间，孩子们都知道沪上的“上只角”指的是何处。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大院便设在法租界内洋楼林立的康平路上, 这里可能是全中国最洋派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了。上海的不少法租界地区有类似的街景特点：道路整洁，路上行人和车辆稀少，沿街参天的梧桐树遮掩着风格别致的建筑，幽雅静谧的街
道，散发着别致的欧陆风情。如果要罗列一下在上海法租界住过的达官贵人、名流雅士，恐怕离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录就相去不远了。
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军政要人、社会贤达，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到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再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国民政府陆军
总司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宋庆龄及父亲宋耀如，社会活动家杨杏佛，鲁迅夫人
许广平，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邹韬奋，实业家盛宣怀; 而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有科学家竺可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画家徐悲鸿、丰子恺、颜文梁，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郑君里、舒绣文、王人美、
赵丹；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盖叫天、俞振飞；作家巴金、郁达夫、史学家吕思勉、周谷成、王伯祥、谭其骧、李平心；经济学家孙冶方、陈翰笙，法学家施复亮，哲学家熊十力，戏剧
史专家赵景深，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称的潘序伦，...真可谓名流荟萃，鸿儒云集。
在上海的法租界地区，发生过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的；建于1929年的华懋公寓，一度是老上海最高的建筑，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北楼），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富盛名的国宾馆，七十年代因中美两国在此签署《上海公报》而闻名世界。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曾同父母和姐姐一起去过位于老锦江饭店北楼11层的“老夜上海”餐厅就餐，不过，与其说是去就餐，还不如说是去“怀旧”的。锦江饭店座落在市中心的茂名路上，靠近淮海路商业街，饭店的建筑、布局呈花园式酒店结构，三幢欧式建筑和两个花园协调排列。“老夜上海”餐厅的内部装潢布置，体现了30年代夜上海风情，圆形的天花板吊高两层，明清的古色吊灯，古典的壁炉，柔软的手工羊毛地毯，欧式古典餐桌椅及手绘工笔画墙面，墙上挂着各种老上海的生活照片，背景音乐播放
的是30、40年代的怀旧歌曲，或名曰“靡靡之音”，置身其间，恍如隔世。改革开放前，锦江饭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下榻的国宾馆，门禁森严，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现如今沪上一家比一家豪华壮观的酒店，早已把老锦江饭店挤
压得”花容失色”，但是，锦江饭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岁月沧桑，却是难以被取代的。
说到当年的租界名人，当然也包括叱咤租界风云、被称为上海滩帮派“三大流氓”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中，杜月笙称得上是当时上海夜生活的统治者。有五个姨太太的杜月笙在上海留下七处公馆，上面提到的文化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我见识过由他的两
处公馆改建的餐厅和会所– “老洋房花园饭店”和“笙馆”。这两处豪宅都是杜月笙给他四姨太的房产，解放后成为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办公楼。前几年，怀旧风吹及此地，办公楼摇身一变，“笙馆”和“老洋房花园饭店”应运而生，由于我的一位同学在绍兴路上的出版社工作，前两次回沪时都蒙老同学“接风”，分别在杜月笙的两家前公馆秉茶叙旧，笑谈当年。二十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前尘旧事交织在一起，都随着那缕缕茶烟和清朗的笑声，飘散而去…
上海法租界，位于现在的上海市卢湾和徐汇两区内，是近代中国四个法租界中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的一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沙面）
。最近国内一部非常走红的惊险电视连续剧《潜伏》，讲的就是发生在军统局天津站的地下谍报工作，其中有关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天津抢收敌产一节，相信其接受的目标多是在法租
界中那些身价不凡的洋楼洋产。四个在华法租界都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在华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
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的法租界，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说，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三大来源: 江南城镇传统，英美商业制度，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没有法租界，欧陆文化日后就不可能对上海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东方巴黎”。据报道，好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讨论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小香港”时期的文化时，有人便指出:讲到“中西文化交流”，融入香港本土社会的主要是英、美商业制度，在上海则多了一种正统的欧陆文化和风情，法国建筑和绘画、德国音乐、俄罗斯舞蹈...,原因无它，就是上海有过法租界，香港没有。
可以这么说，上海最有情调的街道，大都集中于原法租界一代。我看了一篇题为“上海最值得逛的十条街”的报道，其中就有五条街道位于法租界地带，如衡山路酒吧一条街、绍兴路文化出版街、淮海路商业街等。就连在“最革命”的“文革”期间，孩子们都知道沪上的“上只角”指的是何处。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大院便设在法租界内洋楼林立的康平路上, 这里可能是全中国最洋派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了。上海的不少法租界地区有类似的街景特点：道路整洁，路上行人和车辆稀少，沿街参天的梧桐树遮掩着风格别致的建筑，幽雅静谧的街
道，散发着别致的欧陆风情。如果要罗列一下在上海法租界住过的达官贵人、名流雅士，恐怕离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录就相去不远了。
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军政要人、社会贤达，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到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再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国民政府陆军
总司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宋庆龄及父亲宋耀如，社会活动家杨杏佛，鲁迅夫人
许广平，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邹韬奋，实业家盛宣怀; 而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有科学家竺可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教育家黄炎培，画家徐悲鸿、丰子恺、颜文梁，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郑君里、舒绣文、王人美、
赵丹；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盖叫天、俞振飞；作家巴金、郁达夫、史学家吕思勉、周谷成、王伯祥、谭其骧、李平心；经济学家孙冶方、陈翰笙，法学家施复亮，哲学家熊十力，戏剧
史专家赵景深，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称的潘序伦，...真可谓名流荟萃，鸿儒云集。
在上海的法租界地区，发生过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的；建于1929年的华懋公寓，一度是老上海最高的建筑，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北楼），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富盛名的国宾馆，七十年代因中美两国在此签署《上海公报》而闻名世界。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曾同父母和姐姐一起去过位于老锦江饭店北楼11层的“老夜上海”餐厅就餐，不过，与其说是去就餐，还不如说是去“怀旧”的。锦江饭店座落在市中心的茂名路上，靠近淮海路商业街，饭店的建筑、布局呈花园式酒店结构，三幢欧式建筑和两个花园协调排列。“老夜上海”餐厅的内部装潢布置，体现了30年代夜上海风情，圆形的天花板吊高两层，明清的古色吊灯，古典的壁炉，柔软的手工羊毛地毯，欧式古典餐桌椅及手绘工笔画墙面，墙上挂着各种老上海的生活照片，背景音乐播放
的是30、40年代的怀旧歌曲，或名曰“靡靡之音”，置身其间，恍如隔世。改革开放前，锦江饭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下榻的国宾馆，门禁森严，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现如今沪上一家比一家豪华壮观的酒店，早已把老锦江饭店挤
压得”花容失色”，但是，锦江饭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岁月沧桑，却是难以被取代的。
说到当年的租界名人，当然也包括叱咤租界风云、被称为上海滩帮派“三大流氓”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中，杜月笙称得上是当时上海夜生活的统治者。有五个姨太太的杜月笙在上海留下七处公馆，上面提到的文化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我见识过由他的两
处公馆改建的餐厅和会所– “老洋房花园饭店”和“笙馆”。这两处豪宅都是杜月笙给他四姨太的房产，解放后成为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办公楼。前几年，怀旧风吹及此地，办公楼摇身一变，“笙馆”和“老洋房花园饭店”应运而生，由于我的一位同学在绍兴路上的出版社工作，前两次回沪时都蒙老同学“接风”，分别在杜月笙的两家前公馆秉茶叙旧，笑谈当年。二十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前尘旧事交织在一起，都随着那缕缕茶烟和清朗的笑声，飘散而去…
寻 访 老 上 海 （三）
丘 霖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是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二十六日下午，来自中外乐坛的老、中、青三代音乐人聚会在上海交响乐团，在共同的记忆中怀念这首中国最美丽的乐曲。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年仅十八岁的小提琴独奏者俞丽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成功首演了由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俞丽拿拉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寂静无声
，数秒钟过后，掌声和喝彩如雷鸣响彻大厅，经久不息。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情景，如今已年届六十八岁的俞丽拿记忆犹新。她表示，当年没有想到的是，《梁祝》首演成功后，这首美
丽的乐曲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在有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几天前我读到《梁祝》作曲者之一陈钢同香港《文汇报》记者的一段访谈录 – “面对现今乐坛难出经典的窘状，陈钢感慨万千。他说，如今所谓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来自欧美、传过日本，再从港台输入内地，已成‘三手原创’，处于创作的下游。历史仿佛在嘲弄上海，过去许多老上海的歌曲传入港台，几十年后，‘老上海’反而从港台传入内地。 许多香港人都有种‘上海情节’，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李安的《色，戒》，里面都有老上海的片段，如今很多上海老歌要请费玉清、蔡琴唱才有味道，要香港的导演拍上海风情才有感觉。内
地大导演一碰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陈钢的这番话，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年的《上海滩》由港星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主题歌也是用粤语演唱，居然让上海人看得如痴如醉
，晚间一到电视剧放映时间，人人在家争睹、评说，平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竟变得万人空巷，一片安静，那时坊间便有“一放《上海滩》，上海就瘫掉了”之说。
说到“上海滩”中的这个滩字，有“学术超男”之称的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读城记》系列《上海滩》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
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
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
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
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
爱她也好，恨她也罢，上海这座并无深厚历史渊源的滩涂之城，居然撼动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古老国家，并主导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重要事件。上世纪初，上海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叫板抗争；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
"协进社"的社团，成为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活动基地；一九二一年，改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地正式成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曾
为“东方巴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滩在上世纪中叶，摇身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开启全中国“夺权”、“武斗”之先声...
关于上海人何以让人爱恨交织，甚至口诛笔伐，当今许多文人都对此花了不少笔墨试图加以解释和说明，如余秋雨之《上海人》、易中天的《上海滩》等，甚至连对岸的文化名人龙应
台女士也加入评说上海人的队伍，十几年前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啊，上海男人》一文。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九0年又来了美国，对上海的历史可谓知之甚少，所以名人们对上海的种种点评都让我感到获益匪浅，因此我也同意易中天在《上海滩》一文中的观察，即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上海，同
上海的租界历史和东西文化在此地的交汇是分不开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各地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当我们
阅读了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资料后，往往又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划一。就以被誉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
先生为例，他弃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定居，长期居住在公共租界北面、人称“日租界”的地区，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就取自于“租界”二字。其他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黄炎培、杨度、蔡元培、何香凝、邹韬奋、郭沫若、史良、茅盾、夏衍、等等等等，都曾择上海租界而居。上海之所
以在短时期内汇聚累积成如此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海派文化，同当年无数革命家、进步人士、文人墨客留在那里的足迹是分不开的。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是脍炙人口、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二十六日下午，来自中外乐坛的老、中、青三代音乐人聚会在上海交响乐团，在共同的记忆中怀念这首中国最美丽的乐曲。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年仅十八岁的小提琴独奏者俞丽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成功首演了由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俞丽拿拉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寂静无声
，数秒钟过后，掌声和喝彩如雷鸣响彻大厅，经久不息。回想起五十年前的情景，如今已年届六十八岁的俞丽拿记忆犹新。她表示，当年没有想到的是，《梁祝》首演成功后，这首美
丽的乐曲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在有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几天前我读到《梁祝》作曲者之一陈钢同香港《文汇报》记者的一段访谈录 – “面对现今乐坛难出经典的窘状，陈钢感慨万千。他说，如今所谓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来自欧美、传过日本，再从港台输入内地，已成‘三手原创’，处于创作的下游。历史仿佛在嘲弄上海，过去许多老上海的歌曲传入港台，几十年后，‘老上海’反而从港台传入内地。 许多香港人都有种‘上海情节’，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李安的《色，戒》，里面都有老上海的片段，如今很多上海老歌要请费玉清、蔡琴唱才有味道，要香港的导演拍上海风情才有感觉。内
地大导演一碰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陈钢的这番话，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年的《上海滩》由港星周润发和赵雅芝主演，主题歌也是用粤语演唱，居然让上海人看得如痴如醉
，晚间一到电视剧放映时间，人人在家争睹、评说，平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竟变得万人空巷，一片安静，那时坊间便有“一放《上海滩》，上海就瘫掉了”之说。
说到“上海滩”中的这个滩字，有“学术超男”之称的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读城记》系列《上海滩》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
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
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
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
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
爱她也好，恨她也罢，上海这座并无深厚历史渊源的滩涂之城，居然撼动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古老国家，并主导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重要事件。上世纪初，上海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叫板抗争；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
"协进社"的社团，成为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活动基地；一九二一年，改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地正式成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曾
为“东方巴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滩在上世纪中叶，摇身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开启全中国“夺权”、“武斗”之先声...
关于上海人何以让人爱恨交织，甚至口诛笔伐，当今许多文人都对此花了不少笔墨试图加以解释和说明，如余秋雨之《上海人》、易中天的《上海滩》等，甚至连对岸的文化名人龙应
台女士也加入评说上海人的队伍，十几年前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啊，上海男人》一文。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九0年又来了美国，对上海的历史可谓知之甚少，所以名人们对上海的种种点评都让我感到获益匪浅，因此我也同意易中天在《上海滩》一文中的观察，即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上海，同
上海的租界历史和东西文化在此地的交汇是分不开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各地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当我们
阅读了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资料后，往往又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划一。就以被誉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
先生为例，他弃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定居，长期居住在公共租界北面、人称“日租界”的地区，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就取自于“租界”二字。其他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黄炎培、杨度、蔡元培、何香凝、邹韬奋、郭沫若、史良、茅盾、夏衍、等等等等，都曾择上海租界而居。上海之所
以在短时期内汇聚累积成如此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海派文化，同当年无数革命家、进步人士、文人墨客留在那里的足迹是分不开的。
寻 访 老 上 海 （二）
丘 霖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前去位于人民广场东北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在展示馆二楼的历史文化名城厅中，陈列有许多有关老上海的文字史料和珍贵图片，驻足参观之余，还在
老上海地标之一的外白渡桥模型旁留了影。那段时间，上海的外白渡桥正在拆卸修缮之中，我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在桥的模型旁留影，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来美国之前，我们家住在上海市区的北面，如果要去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和其他繁华的市中心地段，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自小时候起，这座桥在我的心里就代表着通往繁荣闹市的
一个入口。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白渡桥, 是近现代上海兴衰荣辱的见证人，桥梁所处的重要交通位置和上部桁架的钢结构造型，使得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海派文化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百多年来承载着上海数代人关于“外婆桥”的童年回忆。
日前,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读到：记载上海沧桑历史的城市地标—外白渡桥百年来首度移桥大修后（外白渡桥除桥墩以外部分被从原处拆下，送往上海船厂进行大修，再运至原址复位，重现原貌），于四月八日至十日开放游览，大批市民和游客闻讯
纷至沓来，人们或欢喜过桥，或驻足回味,整个外白渡桥俨然成为一个嘉年华大会场，一股老上海的集体记忆由此泛起。
闻名中外的外白渡桥处于苏州河下游河口，濒临黄浦江，周边遍布“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俄国驻沪领事馆（1916年至今）、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等著名历史建筑，是上海市区连接沪北、沪东的重要通道, 以及苏州河两岸与外滩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现今人们看到的外白渡桥，其实已经是“白渡”家族的第三代“儿孙”了。
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英国人威尔斯和二十余人集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150多年前，苏州河上几乎没有一座桥，人来人往都靠摆渡船摆渡过河。其时威尔斯等人造桥纯粹为牟利，人行需交“过桥税”，且只向华人收税，外国侨民车辆及仆役一概免去。继之，上海居民愤起抗争，粤人詹若愚在今日的山西路口设置义渡，免费接送两岸过路华人，以示不屈。因市民不用付钱，乃称之
为“白渡”。 租界工部局迫于众怒难犯，于1876年在威尔斯桥近侧造了木质浮桥，过桥免费。因其毗邻外滩公园，当年被命名为“公园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 ，并在桥头立铜质纪念碑刻字记载（1949年后铜碑被毁），而百姓则直呼为“外摆渡桥”。 从此，这里过桥不再付费，而威尔斯桥则由工部局收购后拆除。这也是第二代外白渡桥的由来。 后来数十年，民间渐将“外摆渡桥”读成“外白渡桥”，于是，“外白渡桥” 的桥名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木桥几经补修，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工部局决定另建钢桥代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桥竣工。该桥上部结构为下承式简支铆接钢珩架，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桥面铺设电车轨道。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由当时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持修造，钢材从英国进口，由英国工程人员完成整座桥梁的设计和架设，这就是第三代外白渡桥的原型了。
同其他名城相比，于近代崛起的上海城，历史谈不上悠久，但是，发生在外白渡桥上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却是惊天动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有“革命元勋”之称的陈其美奉命派人在此桥上刺杀了袁系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上打响了孙袁对垒的重要一役；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攻打上海，数万难民通过外白渡桥逃离日军轰炸的场
面，曾经震惊世界，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对此有较为真实的再现。当时，中国军队也曾在桥头筑起街垒，抵抗日寇，激战中，数百日军不堪中国军队的炮火，慌不择路逃过外白渡桥，被租界英军缴械，关进外滩公园；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军百万大军下江南，直逼上海。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据守在苏州河北百老汇大厦等高楼之中，并在外白渡桥上堆起炸药、欲炸毁该桥以阻挡解放军前进，聂
凤智军长指挥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先头部队，及时割断导火索，使外白渡桥化险为夷。当年五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也曾在桥上列队经过，宣告曾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之正式解放……
提到电影《太阳帝国》，不能不令人回想起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人称“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因此得“孤岛”之称，战争期间孤岛地区涌进了40万中国难民。
在淞沪会战中，日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市中区，从外白渡桥经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上海东北区一带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后，日军
在连接桥南英美租界和桥北虹口日占区的外白渡桥中央，派驻荷枪实弹的哨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凡是要过桥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必须在离哨兵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向
日军哨兵行大和民族的九十度鞠躬礼，然后保持这一姿势，一直等到哨兵发出一声像是驱赶牲口的吼声，才允许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和黑暗往事，在李安导演
的影片《色.戒》中有悲沉的再现，令作为观众的我在感到铭心刻骨的同时，感谢李安对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后代能记取伤痛，不忘国耻。其实，在李安导演的《色.戒》中，有许多处不露声色的历史场景再现，如上海汪伪地盘上的阴森冷酷、黑牢中的恐怖悚然、日军的野蛮狠毒，以及学生和民众们高昂的爱国激情、国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气概
……, 此乃“寻访老上海”的题外之话，就此打住。
去年秋天回沪探亲时，前去位于人民广场东北侧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参观。在展示馆二楼的历史文化名城厅中，陈列有许多有关老上海的文字史料和珍贵图片，驻足参观之余，还在
老上海地标之一的外白渡桥模型旁留了影。那段时间，上海的外白渡桥正在拆卸修缮之中，我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在桥的模型旁留影，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来美国之前，我们家住在上海市区的北面，如果要去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和其他繁华的市中心地段，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自小时候起，这座桥在我的心里就代表着通往繁荣闹市的
一个入口。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白渡桥, 是近现代上海兴衰荣辱的见证人，桥梁所处的重要交通位置和上部桁架的钢结构造型，使得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海派文化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百多年来承载着上海数代人关于“外婆桥”的童年回忆。
日前,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读到：记载上海沧桑历史的城市地标—外白渡桥百年来首度移桥大修后（外白渡桥除桥墩以外部分被从原处拆下，送往上海船厂进行大修，再运至原址复位，重现原貌），于四月八日至十日开放游览，大批市民和游客闻讯
纷至沓来，人们或欢喜过桥，或驻足回味,整个外白渡桥俨然成为一个嘉年华大会场，一股老上海的集体记忆由此泛起。
闻名中外的外白渡桥处于苏州河下游河口，濒临黄浦江，周边遍布“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俄国驻沪领事馆（1916年至今）、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等著名历史建筑，是上海市区连接沪北、沪东的重要通道, 以及苏州河两岸与外滩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现今人们看到的外白渡桥，其实已经是“白渡”家族的第三代“儿孙”了。
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英国人威尔斯和二十余人集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150多年前，苏州河上几乎没有一座桥，人来人往都靠摆渡船摆渡过河。其时威尔斯等人造桥纯粹为牟利，人行需交“过桥税”，且只向华人收税，外国侨民车辆及仆役一概免去。继之，上海居民愤起抗争，粤人詹若愚在今日的山西路口设置义渡，免费接送两岸过路华人，以示不屈。因市民不用付钱，乃称之
为“白渡”。 租界工部局迫于众怒难犯，于1876年在威尔斯桥近侧造了木质浮桥，过桥免费。因其毗邻外滩公园，当年被命名为“公园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 ，并在桥头立铜质纪念碑刻字记载（1949年后铜碑被毁），而百姓则直呼为“外摆渡桥”。 从此，这里过桥不再付费，而威尔斯桥则由工部局收购后拆除。这也是第二代外白渡桥的由来。 后来数十年，民间渐将“外摆渡桥”读成“外白渡桥”，于是，“外白渡桥” 的桥名约定俗成地沿袭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木桥几经补修，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工部局决定另建钢桥代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桥竣工。该桥上部结构为下承式简支铆接钢珩架，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桥面铺设电车轨道。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由当时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持修造，钢材从英国进口，由英国工程人员完成整座桥梁的设计和架设，这就是第三代外白渡桥的原型了。
同其他名城相比，于近代崛起的上海城，历史谈不上悠久，但是，发生在外白渡桥上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却是惊天动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有“革命元勋”之称的陈其美奉命派人在此桥上刺杀了袁系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上打响了孙袁对垒的重要一役；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攻打上海，数万难民通过外白渡桥逃离日军轰炸的场
面，曾经震惊世界，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对此有较为真实的再现。当时，中国军队也曾在桥头筑起街垒，抵抗日寇，激战中，数百日军不堪中国军队的炮火，慌不择路逃过外白渡桥，被租界英军缴械，关进外滩公园；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军百万大军下江南，直逼上海。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据守在苏州河北百老汇大厦等高楼之中，并在外白渡桥上堆起炸药、欲炸毁该桥以阻挡解放军前进，聂
凤智军长指挥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先头部队，及时割断导火索，使外白渡桥化险为夷。当年五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也曾在桥上列队经过，宣告曾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之正式解放……
提到电影《太阳帝国》，不能不令人回想起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人称“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因此得“孤岛”之称，战争期间孤岛地区涌进了40万中国难民。
在淞沪会战中，日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市中区，从外白渡桥经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上海东北区一带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后，日军
在连接桥南英美租界和桥北虹口日占区的外白渡桥中央，派驻荷枪实弹的哨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凡是要过桥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必须在离哨兵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向
日军哨兵行大和民族的九十度鞠躬礼，然后保持这一姿势，一直等到哨兵发出一声像是驱赶牲口的吼声，才允许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和黑暗往事，在李安导演
的影片《色.戒》中有悲沉的再现，令作为观众的我在感到铭心刻骨的同时，感谢李安对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后代能记取伤痛，不忘国耻。其实，在李安导演的《色.戒》中，有许多处不露声色的历史场景再现，如上海汪伪地盘上的阴森冷酷、黑牢中的恐怖悚然、日军的野蛮狠毒，以及学生和民众们高昂的爱国激情、国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气概
……, 此乃“寻访老上海”的题外之话，就此打住。
寻 访 老 上 海 （一）
丘 霖
前一期的来去集里谈到了欣赏民乐时所心生之重回年少梦乡的遐思和感怀，以及涌动的一股难抑的思乡之情。其实，我出生、长大于上海，少时未曾在乡间住过，像“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只是从书本上和音像作品中得到的画面，自小深植于心灵之间。因此，月前在赏乐时心中泛起的思乡之情，应说成是思念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更为准
确。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由上海来到美国，待生活稍稍安定点后，每隔二、三年回沪上看望父母亲和姐姐，飞回美国后也总写一些回乡有感之类的短文。我离开家乡的这二十年，是上海变化
发展最快的二十年，在目睹眼花缭乱的巨变的同时，每次我还总是想找回一些老上海的感觉，这其实也不算太困难，如走访一下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和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等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最近的一次返乡之旅是在去年的深秋。回到美国后，在“半杯网”（tea4soul.org）张贴了一篇名为“上海见闻”的杂谈，并向半杯杯友们提议展开“上海色.戒游”- 参观张爱玲故居和凯司令咖啡馆等，不意竟得到杯友们的热情回应。作为大城市的上海，那里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观光景点，如外滩、陆家嘴金融中心、豫园和南京路等等，如果在
上海走马观花的话，游客很容易被光鲜亮丽的商店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所“吞没”，而忘了上海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深厚的人文名城，仅仅是上海的名人故居，便多得令人目不暇给。沪上的名人故居，除了叱咤风云、改变历史的政治人物外，以文人墨
客居多，而文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人生足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或忧郁，或柔美，或壮烈，或辉煌，黄炎培 、蔡元培、瞿秋白、聂耳、曹聚仁、鲁迅、茅盾、丁玲、丰子恺、叶圣陶、冯雪峰、巴金、沈尹默、张爱玲、郭沫若……他们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上海，用自己的生命篇章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这是上海的巨大精神财富（现在多称为“软实力”）之所在，也是当今文学和历史“朝圣者”们不能不前往瞻仰的“文化遗迹”。写下“文化遗迹”这几个字后，我心中不免生出一阵苍凉感 – 那都是昨日沪上的绝代风华，而当下的上海，除了华丽的高楼大厦外，又能给今人的后代们留下多少精神遗绪呢？
上海的名人故居多，多得不胜枚举，本期的短文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北四川路一带讲起。
讲到老上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上海的主要租界，即公共（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而这四川北路一带原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人称"日本租界"。有一种误解认为，英租界里都是住的英国人，法租界住的都是法国人，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租界中的外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据资料显示，从1853年起，在上海租界人口中，华人（包括华侨）一直占了95％，可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住在租界，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有日本留学和生活经历者住在日租界里；还有一些游学欧美的文化名人也多住在英、法租界中。在日租界中，溧阳路、山
阴路、多伦路和四川北路上的文人故居较为集中。我的大姑妈，生前就住在溧阳路上，小时候每次去姑妈家，我都爱走在树林茂密和幽静恬适的溧阳路上，一旁的洋房虽年久失修，而
且由多家人家分住，但是，宽阔花园中的红色砖式楼房，依然透出当年的尊贵之气。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条街上的西式住宅中，曾住过曹聚仁、郭沫若等大学者。
在四川北路另一端，离溧阳路不远处的多伦路，虽只是弯弯的小街一条，却拥有“现代文学重镇”的美名。三十年代中国一群左联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柔石等人，曾在此密集地进行文学交流和讲学活动，现在的多伦路201弄2号还留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与纪念馆，而不少左翼文学健将们的故居也多在这条小路上。另外，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更使得多伦
路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除了名人故居遗址外，多伦路上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包括“筷子博物馆”（多伦路191号）、目前亚洲最大的一家古钱币展览馆（四川北路203弄35号原汤公馆）、南京钟博物馆（多伦路193号）、文风奇石藏馆（多伦路189号）等。其他的私人收藏馆还有：藏书票馆、集报馆、古陶瓷收藏馆等。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将多伦路改建为“文化名人街”，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以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古玩字画、书屋文苑、茶室吧廊成为国内外游客怀旧休闲、文化观光，体味“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好去处。
山阴路132弄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是一处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式里弄房屋，鲁迅故居陈列着主人生前用过的珍贵物品和写作用具。故居按照鲁迅当年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
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南窗糊着彩色玻
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花具，窗边壁上的日历维持着原状：民国25年（1936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鲁迅逝世的日期和时间。三楼前间有阳台和卧室，除一张大床外，室内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在这里鲁迅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
。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在山阴路上，还有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以及瞿秋白和茅盾的旧居，而茅盾的旧居就在鲁迅故居对面。
走出闹中取静的住宅区就来到车水马龙的四川北路, 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但是，名人旧址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有秋瑾旧居遗址（四川北路1515弄91号），正是在这里, 秋瑾在发行了《中国女报》；拉摩斯公寓旧居位于四川北路2099号，鲁迅和冯雪峰曾居住于此, 著名作家巴金在这幢大楼的三楼生活了18年，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后二部《春》、《秋》和名著《寒夜》的创作 。四川北路2050号，现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原是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曾保护过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遗憾的是，这里的名人旧址日后大多成为一般民居或商号，没有作为历史故
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驻足、徜佯在这一带的街区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在你的身边汇聚着、飘散着。
前一期的来去集里谈到了欣赏民乐时所心生之重回年少梦乡的遐思和感怀，以及涌动的一股难抑的思乡之情。其实，我出生、长大于上海，少时未曾在乡间住过，像“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只是从书本上和音像作品中得到的画面，自小深植于心灵之间。因此，月前在赏乐时心中泛起的思乡之情，应说成是思念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更为准
确。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由上海来到美国，待生活稍稍安定点后，每隔二、三年回沪上看望父母亲和姐姐，飞回美国后也总写一些回乡有感之类的短文。我离开家乡的这二十年，是上海变化
发展最快的二十年，在目睹眼花缭乱的巨变的同时，每次我还总是想找回一些老上海的感觉，这其实也不算太困难，如走访一下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和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等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最近的一次返乡之旅是在去年的深秋。回到美国后，在“半杯网”（tea4soul.org）张贴了一篇名为“上海见闻”的杂谈，并向半杯杯友们提议展开“上海色.戒游”- 参观张爱玲故居和凯司令咖啡馆等，不意竟得到杯友们的热情回应。作为大城市的上海，那里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观光景点，如外滩、陆家嘴金融中心、豫园和南京路等等，如果在
上海走马观花的话，游客很容易被光鲜亮丽的商店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所“吞没”，而忘了上海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深厚的人文名城，仅仅是上海的名人故居，便多得令人目不暇给。沪上的名人故居，除了叱咤风云、改变历史的政治人物外，以文人墨
客居多，而文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人生足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或忧郁，或柔美，或壮烈，或辉煌，黄炎培 、蔡元培、瞿秋白、聂耳、曹聚仁、鲁迅、茅盾、丁玲、丰子恺、叶圣陶、冯雪峰、巴金、沈尹默、张爱玲、郭沫若……他们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上海，用自己的生命篇章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这是上海的巨大精神财富（现在多称为“软实力”）之所在，也是当今文学和历史“朝圣者”们不能不前往瞻仰的“文化遗迹”。写下“文化遗迹”这几个字后，我心中不免生出一阵苍凉感 – 那都是昨日沪上的绝代风华，而当下的上海，除了华丽的高楼大厦外，又能给今人的后代们留下多少精神遗绪呢？
上海的名人故居多，多得不胜枚举，本期的短文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北四川路一带讲起。
讲到老上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当年上海的主要租界，即公共（英、美）租界和法租界。而这四川北路一带原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人称"日本租界"。有一种误解认为，英租界里都是住的英国人，法租界住的都是法国人，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租界中的外国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据资料显示，从1853年起，在上海租界人口中，华人（包括华侨）一直占了95％，可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住在租界，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有日本留学和生活经历者住在日租界里；还有一些游学欧美的文化名人也多住在英、法租界中。在日租界中，溧阳路、山
阴路、多伦路和四川北路上的文人故居较为集中。我的大姑妈，生前就住在溧阳路上，小时候每次去姑妈家，我都爱走在树林茂密和幽静恬适的溧阳路上，一旁的洋房虽年久失修，而
且由多家人家分住，但是，宽阔花园中的红色砖式楼房，依然透出当年的尊贵之气。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条街上的西式住宅中，曾住过曹聚仁、郭沫若等大学者。
在四川北路另一端，离溧阳路不远处的多伦路，虽只是弯弯的小街一条，却拥有“现代文学重镇”的美名。三十年代中国一群左联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柔石等人，曾在此密集地进行文学交流和讲学活动，现在的多伦路201弄2号还留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与纪念馆，而不少左翼文学健将们的故居也多在这条小路上。另外，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更使得多伦
路成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除了名人故居遗址外，多伦路上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包括“筷子博物馆”（多伦路191号）、目前亚洲最大的一家古钱币展览馆（四川北路203弄35号原汤公馆）、南京钟博物馆（多伦路193号）、文风奇石藏馆（多伦路189号）等。其他的私人收藏馆还有：藏书票馆、集报馆、古陶瓷收藏馆等。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将多伦路改建为“文化名人街”，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和“修旧如初”的原则，再现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以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古玩字画、书屋文苑、茶室吧廊成为国内外游客怀旧休闲、文化观光，体味“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好去处。
山阴路132弄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这是一处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式里弄房屋，鲁迅故居陈列着主人生前用过的珍贵物品和写作用具。故居按照鲁迅当年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
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南窗糊着彩色玻
璃纸，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烟具和花具，窗边壁上的日历维持着原状：民国25年（1936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鲁迅逝世的日期和时间。三楼前间有阳台和卧室，除一张大床外，室内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在这里鲁迅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
。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在山阴路上，还有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以及瞿秋白和茅盾的旧居，而茅盾的旧居就在鲁迅故居对面。
走出闹中取静的住宅区就来到车水马龙的四川北路, 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但是，名人旧址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有秋瑾旧居遗址（四川北路1515弄91号），正是在这里, 秋瑾在发行了《中国女报》；拉摩斯公寓旧居位于四川北路2099号，鲁迅和冯雪峰曾居住于此, 著名作家巴金在这幢大楼的三楼生活了18年，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后二部《春》、《秋》和名著《寒夜》的创作 。四川北路2050号，现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原是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曾保护过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遗憾的是，这里的名人旧址日后大多成为一般民居或商号，没有作为历史故
居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驻足、徜佯在这一带的街区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在你的身边汇聚着、飘散着。
"天 使 与 魔 鬼"
依我过去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美国社会的主流宗教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而天主教在美国的影响力并不像她在欧洲和中南美洲那样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和同事聊天时，我发现美国人信奉天主教的并不在少数，而且很多私立学校都是天主教会办的.其实，天主教学校构成了美国私立中、小学的最大部分，其学生多于一半的私立学校在校生之总和，而其它宗教团体所办的学校仅占私立学校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作为北美新移民社区的成员，我们似乎很少讨论该送孩子去哪所私立学校就读的问题，在我所住的蒙哥马利郡，一个好的公立学校学区周围，往往都会住有不少华人家庭.我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既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一天，一位同事同我谈起她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大吐苦水，说私立学校的申请难、费用大，而我在电脑上看到她寻访的学校，竟多是天主教学校.我们的讨论时间持续得很短，因为我对天主教学校根本是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决定同女儿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天使与魔鬼》
(Angels and Demons).选择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有三，一是正回家过暑假的女儿表示有兴趣；二是诗人文友路阳曾大力推荐丹•布朗所著的同名小说，只因自己闲杂事情太多，没能定下心来阅读，去看一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算对路诗人的热心导读有半个交待；第三，因为日前与同事的那场短暂对话，觉
得自己应多方面了解些天主教文化才是.
2006年上映的《达芬奇密码》相信不少影迷还有印象，这部《天使与魔鬼》也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丹•布朗是美国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多为将密码学与科技、宗教、历史、艺术相结合的惊悚悬疑小说，目前他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五部作品预计将于今年九月上架.虽然电影《天使与魔鬼》后于《达芬奇密码》上映，但实际上《天使与魔鬼》并不是续集，而是前传(该小说早于《达芬奇密码》一书三年面世).
电影《天使与魔鬼》的故事情节从大型强子对撞器的实验开始.在虔诚的信徒心目中，上帝的存在毋庸置疑，可是从来却没有科学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列奥纳多，毕生致力于以科学证明上帝确实存在，经过多年努力，经由实验成功制造出人类所知最具威力的能源──“反物质”.“反物质”拥有超级强大的力量，甚至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就在列奥纳多准备公布这一重大成果前夕，却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不但眼珠被挖走，胸口上还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印记，之后，多位被绑架的主教先后遇害，胸口上都烙有相同的
神秘印记.哈佛大学密码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临危受命前往梵蒂冈进行调查，意大利科学家维多莉娅和教皇内侍帕特里克成为其助手和联络人.经过一番搜证和分析，罗伯特•兰登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光明会据说成立于公元1600年，是集结了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与医师等知识分子的秘密会社，他们的信念和理论与天主教会相悖，为了逃避迫害，光明会员秘密隐藏了四百年，但他们的势力仍悄悄渗透进各
地重要机构中，俟机从事动摇罗马天主教会基础的工作.电影中，令人震惊的剧情是，失窃的“反物质”据传藏在梵蒂冈城某处，而这一天正是梵蒂冈举行闭门会议的重要日子，全球各地的红衣主教们聚集在西斯庭教堂内，投票选出下一任教宗人选.如果在24小时内找不出幕后黑手藏匿“反物质”的地点，那么致命的大爆炸就会摧毁整个梵蒂冈城.为了拯救全世界的宗教圣地、宗教领袖和大批民众，罗伯特•兰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才智，沿着400多年的历史轨迹，破译晦涩艰深的宗教密码，力挽狂澜于既倒……
惊悚片往往都引人入胜，但是，丹•布朗的悬念作品，集最新科技、历史、宗教艺术和文化、天主教圣规、符号学等于一体，而电影通过对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高科技加工，用案情和悬念将罗马城内和梵蒂冈中风格各异的
教堂等著名而恢宏的宗教场所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天使与魔鬼》之所以比一般惊悚片更引人入胜，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天使与魔鬼》更像是一部令人目不暇接的风光片，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绘画和雕塑，如伯尼尼的宗教
神殿和米开朗基罗的传世杰作，接踵而至，闪亮登场，其中穿插贯通着的是案情的悬念、历史的深遂、和宗教文化的奥密背景.我虽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当看到人类基于对人生和死亡之意义的苦苦思考和不懈探索，而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与物质遗产，审美之情油
然而生.
记得《达芬奇密码》上映时，罗马天主教会曾对此展开猛烈抨击，认为丹•布朗蓄意抹黑天主教，亵渎神灵.但是，这次《天使与魔鬼》在初夏时节登上银幕时，罗马天主教会却显得十分平静，有人认为这是梵蒂冈汲取教训，不再为丹•布朗和电影《天使与魔鬼》“免费造势”.但是，我觉得，《天使与魔鬼》的内容较之《达芬奇密码》而言，其宗教上的揭密性和争议性少了很多，可能这才是此次天主教会保持沉默的主因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使与魔鬼》开片时描述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就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城外.读者一定还记得去年九月有关大型强子对撞器的报道.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CERN) 集合了来自大约80个国家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首次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一束氢原子核（即质子）发射到其最新的粒子加速器──价值80亿美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长达27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中，以重演宇宙诞生或“宇宙大爆炸”之后十亿分之一秒的景象，希望解开生命源头之谜.当时反对此项试验的人士担心实验结果可能形成小黑洞而吞噬地球，并形容这是“末日实验”，一时，世界末日论传言四起.不过CERN的发言人否认试验将会有任何灾难后果 ，最后测试获得成功，而地球也安然无恙.在电影《天使与魔鬼》拍摄期间，正巧遇上研究中心启动大型强子对撞器，让剧组工作人员都兴奋不己，认为艺术创作走到了科学实验的前面.这也使得电影《天使与魔鬼》产生了“未演先轰动”的观众期待效应.
看完《天使与魔鬼》，对天主教并没有增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电影就是电影，娱乐性是首要的.我想，虽然我与同事关于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对话时间不会因此而变得长些，但是我却发现，同女儿的跨代文化交流在看完电影之后，又多了不少有意义的话题...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决定同女儿去看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天使与魔鬼》
(Angels and Demons).选择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有三，一是正回家过暑假的女儿表示有兴趣；二是诗人文友路阳曾大力推荐丹•布朗所著的同名小说，只因自己闲杂事情太多，没能定下心来阅读，去看一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算对路诗人的热心导读有半个交待；第三，因为日前与同事的那场短暂对话，觉
得自己应多方面了解些天主教文化才是.
2006年上映的《达芬奇密码》相信不少影迷还有印象，这部《天使与魔鬼》也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丹•布朗是美国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多为将密码学与科技、宗教、历史、艺术相结合的惊悚悬疑小说，目前他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五部作品预计将于今年九月上架.虽然电影《天使与魔鬼》后于《达芬奇密码》上映，但实际上《天使与魔鬼》并不是续集，而是前传(该小说早于《达芬奇密码》一书三年面世).
电影《天使与魔鬼》的故事情节从大型强子对撞器的实验开始.在虔诚的信徒心目中，上帝的存在毋庸置疑，可是从来却没有科学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列奥纳多，毕生致力于以科学证明上帝确实存在，经过多年努力，经由实验成功制造出人类所知最具威力的能源──“反物质”.“反物质”拥有超级强大的力量，甚至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就在列奥纳多准备公布这一重大成果前夕，却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不但眼珠被挖走，胸口上还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印记，之后，多位被绑架的主教先后遇害，胸口上都烙有相同的
神秘印记.哈佛大学密码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临危受命前往梵蒂冈进行调查，意大利科学家维多莉娅和教皇内侍帕特里克成为其助手和联络人.经过一番搜证和分析，罗伯特•兰登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光明会据说成立于公元1600年，是集结了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与医师等知识分子的秘密会社，他们的信念和理论与天主教会相悖，为了逃避迫害，光明会员秘密隐藏了四百年，但他们的势力仍悄悄渗透进各
地重要机构中，俟机从事动摇罗马天主教会基础的工作.电影中，令人震惊的剧情是，失窃的“反物质”据传藏在梵蒂冈城某处，而这一天正是梵蒂冈举行闭门会议的重要日子，全球各地的红衣主教们聚集在西斯庭教堂内，投票选出下一任教宗人选.如果在24小时内找不出幕后黑手藏匿“反物质”的地点，那么致命的大爆炸就会摧毁整个梵蒂冈城.为了拯救全世界的宗教圣地、宗教领袖和大批民众，罗伯特•兰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才智，沿着400多年的历史轨迹，破译晦涩艰深的宗教密码，力挽狂澜于既倒……
惊悚片往往都引人入胜，但是，丹•布朗的悬念作品，集最新科技、历史、宗教艺术和文化、天主教圣规、符号学等于一体，而电影通过对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高科技加工，用案情和悬念将罗马城内和梵蒂冈中风格各异的
教堂等著名而恢宏的宗教场所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天使与魔鬼》之所以比一般惊悚片更引人入胜，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天使与魔鬼》更像是一部令人目不暇接的风光片，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绘画和雕塑，如伯尼尼的宗教
神殿和米开朗基罗的传世杰作，接踵而至，闪亮登场，其中穿插贯通着的是案情的悬念、历史的深遂、和宗教文化的奥密背景.我虽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当看到人类基于对人生和死亡之意义的苦苦思考和不懈探索，而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与物质遗产，审美之情油
然而生.
记得《达芬奇密码》上映时，罗马天主教会曾对此展开猛烈抨击，认为丹•布朗蓄意抹黑天主教，亵渎神灵.但是，这次《天使与魔鬼》在初夏时节登上银幕时，罗马天主教会却显得十分平静，有人认为这是梵蒂冈汲取教训，不再为丹•布朗和电影《天使与魔鬼》“免费造势”.但是，我觉得，《天使与魔鬼》的内容较之《达芬奇密码》而言，其宗教上的揭密性和争议性少了很多，可能这才是此次天主教会保持沉默的主因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使与魔鬼》开片时描述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就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城外.读者一定还记得去年九月有关大型强子对撞器的报道.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CERN) 集合了来自大约80个国家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首次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一束氢原子核（即质子）发射到其最新的粒子加速器──价值80亿美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长达27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中，以重演宇宙诞生或“宇宙大爆炸”之后十亿分之一秒的景象，希望解开生命源头之谜.当时反对此项试验的人士担心实验结果可能形成小黑洞而吞噬地球，并形容这是“末日实验”，一时，世界末日论传言四起.不过CERN的发言人否认试验将会有任何灾难后果 ，最后测试获得成功，而地球也安然无恙.在电影《天使与魔鬼》拍摄期间，正巧遇上研究中心启动大型强子对撞器，让剧组工作人员都兴奋不己，认为艺术创作走到了科学实验的前面.这也使得电影《天使与魔鬼》产生了“未演先轰动”的观众期待效应.
看完《天使与魔鬼》，对天主教并没有增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电影就是电影，娱乐性是首要的.我想，虽然我与同事关于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对话时间不会因此而变得长些，但是我却发现，同女儿的跨代文化交流在看完电影之后，又多了不少有意义的话题...
百 分 之 百 的 美 丽
丘 霖
春天的华府，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享誉大华府地区的钢琴家杨佳月和她的音乐伙伴们，联袂于五月十五日晚在华盛顿圣殿访客中心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名为《春之声音乐会》的独奏
、独唱和重唱音乐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向华府地区的音乐爱好者献上了一台将声乐和器乐、古典与现代揉合为一体的中外名曲音乐晚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和多样化的曲目与形式，
受到此间乐迷们的喝彩和高度评价。
由旅美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这台风韵独特的音乐盛会，节目精彩多元、名曲荟萃，艺术感和抒情性兼具。虽然是在周五晚上举行，音乐会仍吸引了众多乐迷前往观赏，整个音乐厅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听众只能驻足聆听。音乐会上，参演的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厚的舞台魅力。著名小提琴家、任教于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高翔教授，同钢琴家杨佳月一
起演奏优美动人的中国乐曲“渔舟唱晚”、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 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等中外名曲。自二十七岁起便在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任教的的高翔教授, 曾被“华盛顿邮报”赞誉为"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他杰出的音乐技艺受到美国乐评人士的普遍关注，称他“是可以与 Joshua Bell, Gil Shaham，郎朗等相媲美的世界一流独奏家。”当晚，华府的音乐爱好者们有幸见证了这位著名艺术家的卓越风采和高超琴艺。可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演出的前夜，高翔突然角膜发病，但是第二天他仍坚持抱病前来华府参加演
出，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顿，高翔在临上场前仍需休息静养。然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却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高翔在演奏前对乐曲的解说，中西合璧，声情并茂，在演奏时倾
情演绎，浑然忘我，深长的意境、隽永的美感跃然弦上，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在音乐会上，钢琴家杨佳月除了全场伴奏外，还独奏了中国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著名钢琴曲。三首乐曲风格迥异，在杨佳月的弹奏下，时而喜气飞扬，时而深沉婉约，美不胜收。杨佳月是这台音乐会的灵魂人物，她以细腻、丰富而敏
锐的音乐感悟，以及在和声及对位方面的精深造诣，将独唱歌曲改编成多声部重唱曲目搬上舞台，手法清新流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整个音乐会的曲目组合和形式安排，都体现了
杨佳月深厚的功力和匠心独运的巧思。
为大华府听众所熟悉的、来自纽约的歌唱家丁羔，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独唱歌曲有黄自的"踏雪寻梅"、中南美洲民歌“Besame Mucho”、意大利歌曲“Di Spagna sono la bella”、以及“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等。女高音歌唱家白海波献上新疆歌曲“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歌唱家彭瑜的倾情独唱曲目是“桥”。三位歌唱家的优美嗓音和舞台魅力，展现出了他们精深的艺术造诣与兼收并蓄的宽阔审美情怀。
音乐会中的合唱曲目同样是中西合璧，精彩纷呈。著名歌唱家裔国芳，李航燕，王小红，张丽慧，彭瑜演唱了由杨佳月改编的中外抒情歌曲和经典老歌，如：“月之故乡”、“三十里铺”、“红彩妹妹”、“Music of the Night”, “ Bring Him Home”, “Over the Rainbow” 等，充分展现声乐之美以及和声的悠扬、浑厚，加上艺术家们的动静组合，挥洒自如，舞台效果绝佳。而甄理捷悠扬的萨克斯管独奏和伴奏，也为音乐会增添一道风味独特的风景线，
他和王小红合作表演的格什温名曲“夏日”（Summer Times），散发着新奥尔良式的浓郁爵士风情，曲调悠长，柔美亮丽。李航燕的民歌唱法和西洋唱法变化跨越巨大，而她却运用自如，在两种唱法上皆有出色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大华府地区著名建筑及开发商 Foulger-Pratt Co. 的创建人、年逾九旬的企业家佛杰（Mr. Sid Foulger）为此次音乐会提供全额赞助，让华府的乐迷们得以免费欣赏到这台高品质的音乐晚会。记得，有一次佛杰先生曾说起，他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但是华盛顿地区是他最喜爱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和宁静安逸的生活环境的理想结合处。他认为，选择来华府地区的安家落户者都是很有境界和智慧的人。热爱音乐的佛杰，不仅多次对华府地区的艺
术演出活动给与了慷慨的资助，他的爱心和善良还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偏远地区。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佛杰先后十二次走访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在广西山区的一处偏
远乡村，他出资兴建了一所小学和宿舍，修筑了山间道路，向当地的残疾人捐款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外，他还向当地一所中学就读的学生承诺，如果有学生考上南宁大学，他
就资助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已有多名学生正接受"老佛杰"的资助，开始他们的大学生生活。在当天的音乐会上，组织者们通过音像放映，介绍了这位爱心老人的动人事迹，全体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佛杰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应主持人胡
宏的邀请，老人再次走上舞台，亲自弹奏了德彪西的著名钢琴曲“月光梦幻曲”，爱心老人的优美乐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对于音乐会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著名歌唱家裔国芳表示，“我们排练、演奏演唱的曲目并不在于追求什么票房价值，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应，场上场下的真情互动，尤其令人感佩。虽然在美国做艺术家大不易，但我们钟情于艺术，矢志不渝，
无怨无悔，华府有这么好的观众, 大家的内心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作为音乐爱好者，我曾参加过不少次的音乐和声乐艺术表演活动，正如同歌唱家裔国芳所说的，《春之声音乐会》上热情、爱乐、好礼的观众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佳观众群体之一。
春之声是清新、美妙的，而集高雅音乐与高尚爱心为一体的《春之声音乐会》，带给了人们以无限的艺术美感和春天畅想。小提琴家高翔教授在演奏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前对听众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此言妙哉！而我想要说的是，《春之声音乐会》中可敬的艺术家和他们动人的旋律与天籁般的歌声，那是百分之
百的美丽！
春天的华府，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享誉大华府地区的钢琴家杨佳月和她的音乐伙伴们，联袂于五月十五日晚在华盛顿圣殿访客中心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名为《春之声音乐会》的独奏
、独唱和重唱音乐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向华府地区的音乐爱好者献上了一台将声乐和器乐、古典与现代揉合为一体的中外名曲音乐晚会，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和多样化的曲目与形式，
受到此间乐迷们的喝彩和高度评价。
由旅美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这台风韵独特的音乐盛会，节目精彩多元、名曲荟萃，艺术感和抒情性兼具。虽然是在周五晚上举行，音乐会仍吸引了众多乐迷前往观赏，整个音乐厅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听众只能驻足聆听。音乐会上，参演的艺术家们展现了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厚的舞台魅力。著名小提琴家、任教于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高翔教授，同钢琴家杨佳月一
起演奏优美动人的中国乐曲“渔舟唱晚”、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 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等中外名曲。自二十七岁起便在德拉瓦州大学音乐学院任教的的高翔教授, 曾被“华盛顿邮报”赞誉为"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他杰出的音乐技艺受到美国乐评人士的普遍关注，称他“是可以与 Joshua Bell, Gil Shaham，郎朗等相媲美的世界一流独奏家。”当晚，华府的音乐爱好者们有幸见证了这位著名艺术家的卓越风采和高超琴艺。可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演出的前夜，高翔突然角膜发病，但是第二天他仍坚持抱病前来华府参加演
出，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劳顿，高翔在临上场前仍需休息静养。然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却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高翔在演奏前对乐曲的解说，中西合璧，声情并茂，在演奏时倾
情演绎，浑然忘我，深长的意境、隽永的美感跃然弦上，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在音乐会上，钢琴家杨佳月除了全场伴奏外，还独奏了中国乐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著名钢琴曲。三首乐曲风格迥异，在杨佳月的弹奏下，时而喜气飞扬，时而深沉婉约，美不胜收。杨佳月是这台音乐会的灵魂人物，她以细腻、丰富而敏
锐的音乐感悟，以及在和声及对位方面的精深造诣，将独唱歌曲改编成多声部重唱曲目搬上舞台，手法清新流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整个音乐会的曲目组合和形式安排，都体现了
杨佳月深厚的功力和匠心独运的巧思。
为大华府听众所熟悉的、来自纽约的歌唱家丁羔，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独唱歌曲有黄自的"踏雪寻梅"、中南美洲民歌“Besame Mucho”、意大利歌曲“Di Spagna sono la bella”、以及“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等。女高音歌唱家白海波献上新疆歌曲“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歌唱家彭瑜的倾情独唱曲目是“桥”。三位歌唱家的优美嗓音和舞台魅力，展现出了他们精深的艺术造诣与兼收并蓄的宽阔审美情怀。
音乐会中的合唱曲目同样是中西合璧，精彩纷呈。著名歌唱家裔国芳，李航燕，王小红，张丽慧，彭瑜演唱了由杨佳月改编的中外抒情歌曲和经典老歌，如：“月之故乡”、“三十里铺”、“红彩妹妹”、“Music of the Night”, “ Bring Him Home”, “Over the Rainbow” 等，充分展现声乐之美以及和声的悠扬、浑厚，加上艺术家们的动静组合，挥洒自如，舞台效果绝佳。而甄理捷悠扬的萨克斯管独奏和伴奏，也为音乐会增添一道风味独特的风景线，
他和王小红合作表演的格什温名曲“夏日”（Summer Times），散发着新奥尔良式的浓郁爵士风情，曲调悠长，柔美亮丽。李航燕的民歌唱法和西洋唱法变化跨越巨大，而她却运用自如，在两种唱法上皆有出色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大华府地区著名建筑及开发商 Foulger-Pratt Co. 的创建人、年逾九旬的企业家佛杰（Mr. Sid Foulger）为此次音乐会提供全额赞助，让华府的乐迷们得以免费欣赏到这台高品质的音乐晚会。记得，有一次佛杰先生曾说起，他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但是华盛顿地区是他最喜爱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和宁静安逸的生活环境的理想结合处。他认为，选择来华府地区的安家落户者都是很有境界和智慧的人。热爱音乐的佛杰，不仅多次对华府地区的艺
术演出活动给与了慷慨的资助，他的爱心和善良还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偏远地区。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佛杰先后十二次走访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在广西山区的一处偏
远乡村，他出资兴建了一所小学和宿舍，修筑了山间道路，向当地的残疾人捐款用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外，他还向当地一所中学就读的学生承诺，如果有学生考上南宁大学，他
就资助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已有多名学生正接受"老佛杰"的资助，开始他们的大学生生活。在当天的音乐会上，组织者们通过音像放映，介绍了这位爱心老人的动人事迹，全体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佛杰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应主持人胡
宏的邀请，老人再次走上舞台，亲自弹奏了德彪西的著名钢琴曲“月光梦幻曲”，爱心老人的优美乐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对于音乐会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著名歌唱家裔国芳表示，“我们排练、演奏演唱的曲目并不在于追求什么票房价值，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应，场上场下的真情互动，尤其令人感佩。虽然在美国做艺术家大不易，但我们钟情于艺术，矢志不渝，
无怨无悔，华府有这么好的观众, 大家的内心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作为音乐爱好者，我曾参加过不少次的音乐和声乐艺术表演活动，正如同歌唱家裔国芳所说的，《春之声音乐会》上热情、爱乐、好礼的观众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佳观众群体之一。
春之声是清新、美妙的，而集高雅音乐与高尚爱心为一体的《春之声音乐会》，带给了人们以无限的艺术美感和春天畅想。小提琴家高翔教授在演奏克莱斯勒的“爱的喜悦”和格什温的“It Ain’t Necessary So”前对听众们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此言妙哉！而我想要说的是，《春之声音乐会》中可敬的艺术家和他们动人的旋律与天籁般的歌声，那是百分之
百的美丽！
《念 故 乡》
丘 霖
先前的“来去集”中曾为文介绍了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文章贴至半杯网（tea4soul.org）后，文友路阳在他的评论中，就《自新大陆》 第二乐章中的“思乡”主题作了说明，他写道：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由英国管独奏，后又加入双簧管和长笛等木管乐器和圆号等铜管乐器的第一主题被冠以“思乡曲”，是德沃夏克融合交响表现手段和北美大陆音乐元素的传神之作，已经被广泛改编成不同的音乐形式。第二主题是长笛和双簧管交替奏出的优美旋律，紧接着出现的欢快舞蹈旋律像是
波西米亚人丰收后的庆祝。结束前又由英国管再现了“思乡”主题。酷爱音乐与文学的路阳兄被“半杯”众文友们称为“路诗人”，他的这段说明言简意赅、既专业又传神，令人叫绝。
另一位“半杯”文友倪凡，也是一位科学家兼音乐迷，工作之余还参加华盛顿地区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一日晚，倪凡打来电话，除了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哥伦
比亚盛华合唱团将于今春参加“海华文艺季”的合唱汇演，而他们表演的合唱曲目之一就是德沃夏克作曲的《念故乡》。
说到《念故乡》这首歌曲, 我们中很多人对她并不会陌生，因为《念故乡》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就流传到中原大地。当年, 德沃夏克的学生以“自新大陆”中第二乐章的思乡主题为基础, 填词而成一首独唱歌曲, 取名为《回家》(《Going Home》)，这就是中文版《念故乡》的源头。
《自新大陆》 中的“思乡”主题本身是一个慢板,音乐优美而感伤，这一旋律以后被配上怀念故乡的歌词内容，扣人心弦，充满了思乡游子的忧郁情思, 在美国演出时,令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沾巾。德沃夏克曾表示：“这些美丽而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有人说《自新大陆》撷取了美国黑人灵歌《Going Home》的章节，不过也有人说是德沃夏克在纽约时，他的助手作曲家波雷把《自新大陆》的手稿转成各种不同乐器的乐谱时，谱出了《Going Home》的旋律，再由德沃夏克的学生斐雪填词，成为脍炙人口的《念故乡》歌词：
Going home, going home
I'll be going home
Quiet light, some still day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Going to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olk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ll the friends I knew
Nothing's lost, all's gain
No more fret nor pain
No more stumbling on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oam no more
......
这首思乡的歌谣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汉语的歌词，言约意长，词韵俱佳，一时间风行全国，传唱甚广：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同享从前
乐，同享从前乐。”
五月九日的“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上，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在彭瑜的指挥下，倾情演唱《念故乡》这首乡恋的歌谣，歌声时而浑厚低沉，时而情深悠长，把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闻之不禁令人思绪飞扬，感怀万千。过去曾听说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中国歌曲，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她的中文歌词，朴素自然，琅琅上口，一气呵成，意味深长，与其说是汉译而来，还
不如说是源自本土的词曲作品。
“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那天的上午，"半杯清茶社"邀请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巫宁坤教授主讲有关翻译及文学创作的甘苦，出席座谈会的"半杯"文友们同巫宁坤教授和华府学界闻人刘缘子、陈一川、傅建中、张郎郎等就汉英互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对翻译始终抱有兴趣，当天在听了宿儒
和文友们所列举和讨论的经典汉译案例后，深感"信、达、雅" 境界之高，非中西学养深厚者难以企及也。当晚，再次聆听到由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念故乡》，被优美的乐曲和歌词的意境所深深感染。《念故乡》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足以证明歌词的感人和隽永，"信、达、雅"之真意，《念故乡》中可窥一二。在网上搜寻《念故乡》的填译词者半天，只找到“由郑萍因、李抱忱填配”一句，我孤陋寡闻，不知两位前辈是何方大家，在此就教于读者诸君。
先前的“来去集”中曾为文介绍了德沃夏克的交响曲《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by Antonín Dvořák），文章贴至半杯网（tea4soul.org）后，文友路阳在他的评论中，就《自新大陆》 第二乐章中的“思乡”主题作了说明，他写道：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由英国管独奏，后又加入双簧管和长笛等木管乐器和圆号等铜管乐器的第一主题被冠以“思乡曲”，是德沃夏克融合交响表现手段和北美大陆音乐元素的传神之作，已经被广泛改编成不同的音乐形式。第二主题是长笛和双簧管交替奏出的优美旋律，紧接着出现的欢快舞蹈旋律像是
波西米亚人丰收后的庆祝。结束前又由英国管再现了“思乡”主题。酷爱音乐与文学的路阳兄被“半杯”众文友们称为“路诗人”，他的这段说明言简意赅、既专业又传神，令人叫绝。
另一位“半杯”文友倪凡，也是一位科学家兼音乐迷，工作之余还参加华盛顿地区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一日晚，倪凡打来电话，除了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哥伦
比亚盛华合唱团将于今春参加“海华文艺季”的合唱汇演，而他们表演的合唱曲目之一就是德沃夏克作曲的《念故乡》。
说到《念故乡》这首歌曲, 我们中很多人对她并不会陌生，因为《念故乡》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就流传到中原大地。当年, 德沃夏克的学生以“自新大陆”中第二乐章的思乡主题为基础, 填词而成一首独唱歌曲, 取名为《回家》(《Going Home》)，这就是中文版《念故乡》的源头。
《自新大陆》 中的“思乡”主题本身是一个慢板,音乐优美而感伤，这一旋律以后被配上怀念故乡的歌词内容，扣人心弦，充满了思乡游子的忧郁情思, 在美国演出时,令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沾巾。德沃夏克曾表示：“这些美丽而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在美国黑人的音乐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贵的音乐流派所 包含的一切要素。” 有人说《自新大陆》撷取了美国黑人灵歌《Going Home》的章节，不过也有人说是德沃夏克在纽约时，他的助手作曲家波雷把《自新大陆》的手稿转成各种不同乐器的乐谱时，谱出了《Going Home》的旋律，再由德沃夏克的学生斐雪填词，成为脍炙人口的《念故乡》歌词：
Going home, going home
I'll be going home
Quiet light, some still day
I'm just going home
It's not far, just close by
Through an open door
Work all done, care laid by
Going to fear no more
Mother's there expecting me
Father's waiting, too
Lots of folk gathered there
All the friends I knew
All the friends I knew
Nothing's lost, all's gain
No more fret nor pain
No more stumbling on the way
No more longing for the day
Going to roam no more
......
这首思乡的歌谣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汉语的歌词，言约意长，词韵俱佳，一时间风行全国，传唱甚广：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同享从前
乐，同享从前乐。”
五月九日的“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上，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在彭瑜的指挥下，倾情演唱《念故乡》这首乡恋的歌谣，歌声时而浑厚低沉，时而情深悠长，把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闻之不禁令人思绪飞扬，感怀万千。过去曾听说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中国歌曲，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她的中文歌词，朴素自然，琅琅上口，一气呵成，意味深长，与其说是汉译而来，还
不如说是源自本土的词曲作品。
“海华文艺季”合唱汇演那天的上午，"半杯清茶社"邀请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巫宁坤教授主讲有关翻译及文学创作的甘苦，出席座谈会的"半杯"文友们同巫宁坤教授和华府学界闻人刘缘子、陈一川、傅建中、张郎郎等就汉英互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对翻译始终抱有兴趣，当天在听了宿儒
和文友们所列举和讨论的经典汉译案例后，深感"信、达、雅" 境界之高，非中西学养深厚者难以企及也。当晚，再次聆听到由哥伦比亚盛华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念故乡》，被优美的乐曲和歌词的意境所深深感染。《念故乡》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足以证明歌词的感人和隽永，"信、达、雅"之真意，《念故乡》中可窥一二。在网上搜寻《念故乡》的填译词者半天，只找到“由郑萍因、李抱忱填配”一句，我孤陋寡闻，不知两位前辈是何方大家，在此就教于读者诸君。
黄 玫 瑰 红 玫 瑰
丘 霖
每年的2月14日, 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
来到美国后，总不免入乡随俗，虽然自己对这个洋节一知半解，但也总想尝试着浪漫地过一下这一年一度的日子。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想到要给太太送一束鲜花表达心意，下了
班搭完地铁后就先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家超市，在鲜花柜台前驻足选花。在过节送礼上，我向来是“拖到最后族”之一员。往年都是下班后在地铁站外的小摊那儿买束玫瑰回家，今年因为想到还要去超市购物，可以顺便在那儿买花，于是就急急地乘上地铁往城外赶。可能那天到了店里的时间已经
太晚，节前的花柜里剩下的花束都不太吸引人，倒是一束黄玫瑰在周边红色的鲜花包围中显得亭亭玉立，绰约多姿。于是我打开冷藏室的门，缓缓提起那一束我中意的黄玫瑰，轻轻将
花束放在购物篮中，然后前往其它柜台继续我的节前选购。七、八点间的晚饭时间，超市中顾客并不多，诺大的店面显得多少有点儿冷清。我从鲜花柜台朝另一端的冷冻食品柜走去，
过道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正在货架前找着什么，驼着背的她撑着助行推车慢慢地左右打量着，当看到我正朝向她走过去时，老妇人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不是，是我的购物篮
上。老妇人满头白发，面容慈祥，年轻时拥有的清丽面容依稀可辨。她眯着眼睛，看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从她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中，我确定她不是在寻求帮助，于是我便微笑着从
她的身边走过。刚过去几步，身后传来了那位老人略带沙哑却很认真的声音- “Buy her red roses！” 我回过头去，但见那老妇人仍盯着我蓝里的黄玫瑰花束，又对我重复了一遍她刚才的“指令性”建议- “Buy her red roses”，不过这回语气比先前的那次放和缓了许多。诧异之间，我不知如何回应她的“指令”，正想问黄玫瑰和红玫瑰之间的涵义差别时，老妇人却开口问道：“Does she like yellow roses？”我多少有点惭愧地摇头说我并不确知，于是，老妇人侧起头微笑着再次向我善意地“命令”道- “Then buy her red roses”。她的神态和蔼亲切，发自内心的话语却很执著，俨然是花神芙罗拉的代言人，让不解花意的我感到除了执行她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向老人恭敬地答了一声“will do”，就原路折返向花柜而去。走到拐角处，回头望去，发现老妇人仍拄着她的助行推车，目送着我的背影，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在鲜花柜台售货员的帮助下，我在冷藏柜中比较靠里的位置终于找到一束不错的红玫瑰。回家的路上，老人的身影和她那句“Buy her red roses”的“命令”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弥漫着，挥之不去。我对自己没有带着红玫瑰去向老人道别并致谢，或者询问她一下关于黄玫瑰和红玫瑰的不同寓意而感到有些愧疚和遗憾。那位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只身一人在商场购物，我猜想，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可能已经离她而去，如今她只有独自一人在心中感怀曾经使她缠绵、令她心醉的浪漫日子。也许，她的心上人曾经买错了
情人节的鲜花；也许，她们曾在红色的玫瑰花瓣上走向了婚礼的殿堂；也许，她曾经坐在玫瑰花车上头戴桂冠接受人们的欢呼和献花……，人到老时，浮华散尽，孓然一身，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那天我所遇见的这位年迈妇人，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岁月的沧桑给她留下了无情的印记，但是，在
我看来，老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无比的年轻、善良和光彩照人。当她遇到我这个在情人节前夜买花的陌路人，虽然只是一句听似简单的“Buy her red roses”，寥寥一言和真诚的微笑，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我相信，在老太太的一生中，她曾收到过鲜花无数，也十分了解玫瑰花对爱人的意义和在感情天平上的份量。那晚，老人有自家
的用品要添置，出外购物对她而言也一定有诸多的不便，但是，她为了一个偶遇的情人节买花者和一位素昧平生的受花人，老妇人愿意停下购物，长时间拄着扶轮站在商场的一角，以
一种近似庄严的口吻，向一个不知所以的路人传递着关于鲜花的情感故事。应该承认，我过去在情人节买花送花时，多少有一些“行礼如仪”的任务感，今次老太太的出现，则为情人节送花给自己的另一半赋予了全新的意涵，一种我不曾体会过的庄重和虔诚。同时，我也确信，以后当我遇见陌生人在为如何挑选情人节玫瑰
花而犹豫不决时，我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长久以来，我时时在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到中年尤甚，而今年情人节前那晚同老妇人的邂逅，冥冥之中好像给了我某种启示 - 让真诚、善良和美丽播撒开来，并代代相传，这也许就是历史长河瞬间中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每年的2月14日, 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
来到美国后，总不免入乡随俗，虽然自己对这个洋节一知半解，但也总想尝试着浪漫地过一下这一年一度的日子。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想到要给太太送一束鲜花表达心意，下了
班搭完地铁后就先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家超市，在鲜花柜台前驻足选花。在过节送礼上，我向来是“拖到最后族”之一员。往年都是下班后在地铁站外的小摊那儿买束玫瑰回家，今年因为想到还要去超市购物，可以顺便在那儿买花，于是就急急地乘上地铁往城外赶。可能那天到了店里的时间已经
太晚，节前的花柜里剩下的花束都不太吸引人，倒是一束黄玫瑰在周边红色的鲜花包围中显得亭亭玉立，绰约多姿。于是我打开冷藏室的门，缓缓提起那一束我中意的黄玫瑰，轻轻将
花束放在购物篮中，然后前往其它柜台继续我的节前选购。七、八点间的晚饭时间，超市中顾客并不多，诺大的店面显得多少有点儿冷清。我从鲜花柜台朝另一端的冷冻食品柜走去，
过道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正在货架前找着什么，驼着背的她撑着助行推车慢慢地左右打量着，当看到我正朝向她走过去时，老妇人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不是，是我的购物篮
上。老妇人满头白发，面容慈祥，年轻时拥有的清丽面容依稀可辨。她眯着眼睛，看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从她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中，我确定她不是在寻求帮助，于是我便微笑着从
她的身边走过。刚过去几步，身后传来了那位老人略带沙哑却很认真的声音- “Buy her red roses！” 我回过头去，但见那老妇人仍盯着我蓝里的黄玫瑰花束，又对我重复了一遍她刚才的“指令性”建议- “Buy her red roses”，不过这回语气比先前的那次放和缓了许多。诧异之间，我不知如何回应她的“指令”，正想问黄玫瑰和红玫瑰之间的涵义差别时，老妇人却开口问道：“Does she like yellow roses？”我多少有点惭愧地摇头说我并不确知，于是，老妇人侧起头微笑着再次向我善意地“命令”道- “Then buy her red roses”。她的神态和蔼亲切，发自内心的话语却很执著，俨然是花神芙罗拉的代言人，让不解花意的我感到除了执行她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向老人恭敬地答了一声“will do”，就原路折返向花柜而去。走到拐角处，回头望去，发现老妇人仍拄着她的助行推车，目送着我的背影，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在鲜花柜台售货员的帮助下，我在冷藏柜中比较靠里的位置终于找到一束不错的红玫瑰。回家的路上，老人的身影和她那句“Buy her red roses”的“命令”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弥漫着，挥之不去。我对自己没有带着红玫瑰去向老人道别并致谢，或者询问她一下关于黄玫瑰和红玫瑰的不同寓意而感到有些愧疚和遗憾。那位行动不便
的老妇人只身一人在商场购物，我猜想，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可能已经离她而去，如今她只有独自一人在心中感怀曾经使她缠绵、令她心醉的浪漫日子。也许，她的心上人曾经买错了
情人节的鲜花；也许，她们曾在红色的玫瑰花瓣上走向了婚礼的殿堂；也许，她曾经坐在玫瑰花车上头戴桂冠接受人们的欢呼和献花……，人到老时，浮华散尽，孓然一身，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那天我所遇见的这位年迈妇人，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岁月的沧桑给她留下了无情的印记，但是，在
我看来，老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无比的年轻、善良和光彩照人。当她遇到我这个在情人节前夜买花的陌路人，虽然只是一句听似简单的“Buy her red roses”，寥寥一言和真诚的微笑，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我相信，在老太太的一生中，她曾收到过鲜花无数，也十分了解玫瑰花对爱人的意义和在感情天平上的份量。那晚，老人有自家
的用品要添置，出外购物对她而言也一定有诸多的不便，但是，她为了一个偶遇的情人节买花者和一位素昧平生的受花人，老妇人愿意停下购物，长时间拄着扶轮站在商场的一角，以
一种近似庄严的口吻，向一个不知所以的路人传递着关于鲜花的情感故事。应该承认，我过去在情人节买花送花时，多少有一些“行礼如仪”的任务感，今次老太太的出现，则为情人节送花给自己的另一半赋予了全新的意涵，一种我不曾体会过的庄重和虔诚。同时，我也确信，以后当我遇见陌生人在为如何挑选情人节玫瑰
花而犹豫不决时，我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长久以来，我时时在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到中年尤甚，而今年情人节前那晚同老妇人的邂逅，冥冥之中好像给了我某种启示 - 让真诚、善良和美丽播撒开来，并代代相传，这也许就是历史长河瞬间中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布 拉 格 之 春"
丘 霖
年初的"来去集"短篇中，谈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和盛况。当提到全球的交响乐盛事时，除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外，人们不能不论及另一项享誉世界的音乐盛会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布拉格之春” 这一名词有二重涵义，一是政治上的，一是音乐上。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和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布拉格之春”指的是１９６８年初
开始的一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旨在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８月２０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以二十万大军闪电般入侵捷克，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
才告终结。 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The Prague Spring Music Festival)，则要比“布拉格之春”运动历史长些，举办至今整整６０多个年头，可说是长盛不衰，享誉全球。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历史，得先从捷克爱乐乐团开始。这个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著名乐团，前身是捷克民族剧院管弦乐团，１８９６年正式更名为捷克爱乐乐团，同年在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月前的"来去集"曾为文介绍)亲自指挥下，演奏了他的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１９４６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欢欣，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重新燃起捷克人的文化和艺术激情。
当年５月１１日，为纪念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为期三周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就此拉开帷幕。音乐节开幕之初就"马到成功"，首届盛会吸引了各国音乐大师如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参加。在随后的六十年中，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等世界级音乐家都曾与布拉格之
春联系在一起，与其他乐坛大师共同造就了音乐节的辉煌历史。
自１９５２年开始，在捷克音乐之父斯美塔那的忌日 - ５月１２日这天，音乐节都会演奏斯美塔那 (Bedrich Smetana) 的名作 ─ 交响诗《我的祖国》，并成为音乐节固定的传统曲目保留至今。与本土血脉相连的音乐家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的作品，以及与布拉格渊源颇深的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在旅居布拉格期间创作了包括交响曲《布拉格》在内的多部名曲)，也是音乐节的主要经典曲目。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每年都有不同主题，其中音乐节的一项传统项目是大提琴和风琴比赛，这也是一年一度重要的国际音乐竞赛。大提琴比赛尤其意义深远，因为最著名的《ｂ小调大提
琴协奏曲》就是由德沃夏克创作的，它也是决赛阶段的指定比赛曲目，在整支交响乐团伴奏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手参赛演出。音乐赛事体现出音乐节浓厚的民族色彩，同时也
不断巩固捷克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布拉格之春"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也正得益于此。
而说到"布拉格之春"浓厚的民族色彩，当首推捷克音乐史上的灵魂人物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是他们让捷克音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斯美塔那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在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方面，斯美塔那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虽极少直接采用民歌主题，作品却处处充满了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的风
格及意味。斯美塔那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作曲家，对祖国和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他的音乐中。斯美塔那的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娘》等，器乐作品方面，标题交响诗套曲
《我的祖国》最为著名，她像一幅富于浪漫诗意的壮阔画卷，抒发了作曲家对祖国深沉挚爱的感情。《我的祖国》是斯美塔那标题交响音乐的杰出代表作，作曲家在继承李斯特首创的
单乐章交响诗体裁的前提下，通过统一的构思和主题贯穿的手法，创造性地将六首各自独立的交响诗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新的“交响诗套曲”结构。他的音乐作品植根于捷克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并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在立意和结构上均有创新的音乐作品成为后来史诗性交响乐
写作的范本。
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交响诗《沃尔塔瓦河》，是一首撼人心魄、充满无限魅力和诗情画意的交响音乐，也是斯美塔那作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曲中所描写的沃尔塔瓦河
由南向北纵贯美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引子中运用长笛和单簧管的音色，逼真地描绘了沃尔塔瓦河源头的两支山泉，潺潺流水，渐渐汇入大河，大河流过回响着猎人号角
的森林, 奏出最为著名的河流奔腾的主题，展示了沃尔塔瓦河瑰丽宽广的景象。随着河水的奔流，一个村庄出现在河岸，村中传来捷克民间的波尔卡舞曲，这是农民在欢乐地举行婚礼。乐声渐
渐远去，河水向前奔流，月光下一群水仙女唱着歌，在水面嬉戏。穿过峡谷，沃尔塔瓦河的激流冲击着石坎和峭壁，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沃尔塔瓦河流过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河面渐渐
变得宽广，最终，沃尔塔瓦河波涛滚滚流向无尽的远方，这是一段激奋而欢乐的音乐，旋律抒情明媚，音乐在史诗般的音响中，随着小提琴的波动旋律滚滚而前，宛如河水从容地流向
天际…
话题再回到作为政治运动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在历史上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国家，受外族统治似乎从未停止过：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将捷克这片山林环绕、郁郁葱葱的国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捷克民族虽
然苦难深重，但波希米亚人那种和平、善良、快乐的天性却似乎从未改变过。在欧洲文化和音乐史上，捷克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布拉格更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古都之一，布拉
格的老城区诞生和养育了欧洲文化史上无数伟大的人物。1968年夏天，捷共中央推动的民主化运动 “布拉格之春”被长驱直入的苏军坦克碾碎后，布拉格电台的广播里响起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她宽广、雄浑和悠长的旋律，在布拉格上空飞翔着，回荡着，寄托着无数捷克人民心中对祖国
与家园真挚的情感和执著的信念, 就像他们的母亲河 - 伏尔塔瓦河的波涛一般，坚定而从容……
年初的"来去集"短篇中，谈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和盛况。当提到全球的交响乐盛事时，除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外，人们不能不论及另一项享誉世界的音乐盛会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布拉格之春” 这一名词有二重涵义，一是政治上的，一是音乐上。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和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布拉格之春”指的是１９６８年初
开始的一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旨在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８月２０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以二十万大军闪电般入侵捷克，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
才告终结。 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The Prague Spring Music Festival)，则要比“布拉格之春”运动历史长些，举办至今整整６０多个年头，可说是长盛不衰，享誉全球。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历史，得先从捷克爱乐乐团开始。这个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著名乐团，前身是捷克民族剧院管弦乐团，１８９６年正式更名为捷克爱乐乐团，同年在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月前的"来去集"曾为文介绍)亲自指挥下，演奏了他的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１９４６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欢欣，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重新燃起捷克人的文化和艺术激情。
当年５月１１日，为纪念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为期三周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就此拉开帷幕。音乐节开幕之初就"马到成功"，首届盛会吸引了各国音乐大师如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参加。在随后的六十年中，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等世界级音乐家都曾与布拉格之
春联系在一起，与其他乐坛大师共同造就了音乐节的辉煌历史。
自１９５２年开始，在捷克音乐之父斯美塔那的忌日 - ５月１２日这天，音乐节都会演奏斯美塔那 (Bedrich Smetana) 的名作 ─ 交响诗《我的祖国》，并成为音乐节固定的传统曲目保留至今。与本土血脉相连的音乐家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的作品，以及与布拉格渊源颇深的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在旅居布拉格期间创作了包括交响曲《布拉格》在内的多部名曲)，也是音乐节的主要经典曲目。
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每年都有不同主题，其中音乐节的一项传统项目是大提琴和风琴比赛，这也是一年一度重要的国际音乐竞赛。大提琴比赛尤其意义深远，因为最著名的《ｂ小调大提
琴协奏曲》就是由德沃夏克创作的，它也是决赛阶段的指定比赛曲目，在整支交响乐团伴奏下，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手参赛演出。音乐赛事体现出音乐节浓厚的民族色彩，同时也
不断巩固捷克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布拉格之春"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也正得益于此。
而说到"布拉格之春"浓厚的民族色彩，当首推捷克音乐史上的灵魂人物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是他们让捷克音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斯美塔那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是捷克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在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方面，斯美塔那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虽极少直接采用民歌主题，作品却处处充满了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的风
格及意味。斯美塔那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作曲家，对祖国和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他的音乐中。斯美塔那的主要作品有歌剧《被出卖的新娘》等，器乐作品方面，标题交响诗套曲
《我的祖国》最为著名，她像一幅富于浪漫诗意的壮阔画卷，抒发了作曲家对祖国深沉挚爱的感情。《我的祖国》是斯美塔那标题交响音乐的杰出代表作，作曲家在继承李斯特首创的
单乐章交响诗体裁的前提下，通过统一的构思和主题贯穿的手法，创造性地将六首各自独立的交响诗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新的“交响诗套曲”结构。他的音乐作品植根于捷克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并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在立意和结构上均有创新的音乐作品成为后来史诗性交响乐
写作的范本。
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交响诗《沃尔塔瓦河》，是一首撼人心魄、充满无限魅力和诗情画意的交响音乐，也是斯美塔那作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曲中所描写的沃尔塔瓦河
由南向北纵贯美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引子中运用长笛和单簧管的音色，逼真地描绘了沃尔塔瓦河源头的两支山泉，潺潺流水，渐渐汇入大河，大河流过回响着猎人号角
的森林, 奏出最为著名的河流奔腾的主题，展示了沃尔塔瓦河瑰丽宽广的景象。随着河水的奔流，一个村庄出现在河岸，村中传来捷克民间的波尔卡舞曲，这是农民在欢乐地举行婚礼。乐声渐
渐远去，河水向前奔流，月光下一群水仙女唱着歌，在水面嬉戏。穿过峡谷，沃尔塔瓦河的激流冲击着石坎和峭壁，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沃尔塔瓦河流过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河面渐渐
变得宽广，最终，沃尔塔瓦河波涛滚滚流向无尽的远方，这是一段激奋而欢乐的音乐，旋律抒情明媚，音乐在史诗般的音响中，随着小提琴的波动旋律滚滚而前，宛如河水从容地流向
天际…
话题再回到作为政治运动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在历史上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国家，受外族统治似乎从未停止过：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将捷克这片山林环绕、郁郁葱葱的国土视为自己的后花园。捷克民族虽
然苦难深重，但波希米亚人那种和平、善良、快乐的天性却似乎从未改变过。在欧洲文化和音乐史上，捷克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布拉格更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古都之一，布拉
格的老城区诞生和养育了欧洲文化史上无数伟大的人物。1968年夏天，捷共中央推动的民主化运动 “布拉格之春”被长驱直入的苏军坦克碾碎后，布拉格电台的广播里响起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她宽广、雄浑和悠长的旋律，在布拉格上空飞翔着，回荡着，寄托着无数捷克人民心中对祖国
与家园真挚的情感和执著的信念, 就像他们的母亲河 - 伏尔塔瓦河的波涛一般，坚定而从容……
羌 管 悠 悠 霜 满 地
丘 霖
年初的几期“来去集”中，谈了自己欣赏交响乐的一些感受。我自小便喜爱听音乐，包括交响乐。记得上初中时得一袖珍收音机，晚上常常在被窝里轻轻地打开小收音机收听各类音乐广播节目。那时袖珍收
音机的音质相当糟糕，我却乐此不疲，怡然自得。我的邻居中有一位拉大提琴的艺术家，在上海的一个乐团任大提琴师，他有时会邀上几位邻里的青年人去听他练琴，而我总是欣然前
往。对我来说，悠扬深长的大提琴声，总是那么的悦耳好听、动人心弦。有一天，大提琴师说他们的乐团要在音乐厅演出，于是，我就成了当晚音乐会的“特邀”听众。第一次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交响乐团的整场演出，当时那个临场感受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很晚回到家后仍激动地久久难以入睡。从此以后，电视和收音机中的音乐对我不再具有吸
引力了，我开始时常留意报纸上有关音乐会的广告和新闻...
来到美国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这类活动几成生活中的绝响，而更要命的是，有一阵还特别害怕听到我曾十分喜爱的维瓦尔第的《四季》组曲。那时我在一家“走高级路线”的中餐馆打工，除了中餐外，这家餐馆还提供西式正餐服务，而餐馆在晚间正餐时间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可想而知，美丽、舒缓和优雅的《四季》组曲，在
我压力沉重、身心俱疲时留给我的心境和记忆是颇为不堪的，以致于在离开餐馆后的很长的时间里，我尽量避免去听这组过去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优美乐曲。
当在美国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后，我们还会选择在节庆或生日之时一家去音乐厅“审美”一下；而电脑网路技术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轻按指尖便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音乐表演节目，在书桌旁近距离观赏音乐家们的精湛演出。无论是在音乐会现场还是在书房，古典音乐及交
响音乐依然时时让我激动、震撼和入迷。然而，最近我发现，有一类乐曲却让我心生古典音乐不曾带给我的遐思和感怀，有时甚至是止不住的感伤。那类音乐，就是民乐。
一日，我去马州洛城的美心超市购物，走进熙熙攘攘的店里，正准备挑些早餐餐点时，忽闻笛乐飘来，轻快幽雅的旋律，如林中鸟语，似谷涧泉水，扬起我内心的一股亲切感和喜悦之
情，再细一听，乐曲原来是根据王菲演唱的<<红豆>>改编而成的笛子曲。王菲的这首情歌曾流行一时，也是我女儿最喜欢的中文歌之一，由悠扬清脆的笛子吹奏，听来别有一番风味。在结账时，<<红豆>>结束后的背景音乐换成了由笛子吹奏的张柏芝的<<星语心愿>>，这也是一首女儿非常喜爱的中文歌，深情婉约，煞是好听。女儿从小在美国长大，很少有机会领略到民族乐器的美妙和意境，心想如果给她买上这张笛子曲，也许会加深女儿对民乐
之美的了解和感受。于是我便向收银员询问这张正在播放的CD的名字，年轻的收银员说她不是很清楚放的究竟是哪张碟片，不过她建议我去隔壁的音像店在有关笛子的音乐CD中找一找。果然，旁边那家音像店的营业员为我找出了不少笛子音乐碟片。根据在超市听到的乐曲顺序，我确信一盒包装不错，印有中国笛子字样和笛子及山水图案的两片装CD，就是我想要找到的国乐碟片。回到家后，取出碟片，再次欣赏由笛子演奏的<<红豆>>和<<星语心愿>>，不错，那正是我在超市听到的美妙乐曲。
按着CD中乐曲的顺序接着往下听，《又见炊烟》、《家乡》、《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歌》、《弯弯的月亮》... 纯净动听的笛声，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谣，在诗一般的意境中如清风扑面而来，悠悠响起，环绕心间，为我带来纵情于青山绿水、峡谷清泉般的诗情快意。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悠扬
的笛声了，她拂去了岁月的风尘，让我重回到年少时的梦乡，我的眼前仿佛是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般天籁之音，摄人心魄，启人幽思。不知不觉中，随着阵阵笛声我的脑海里泛起了王之涣的那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和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那一声长叹。屋外树影摇曳，屋内清韵绕梁，半杯清茶在手，满怀愁肠无语，刹那间的遐想和恍惚，竟让人莫名的伤感起来。天高，水长，横笛声声锁空楼，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沉吟良久, 竟浑然不知身在何方，今世何世……
那晚，我还是让那美妙的笛声伴我夜读。太太闻乐而来，竟也和着乐曲，陶醉其中，其乐融融。过了一会儿，她悄悄离去，又提着相机重回客厅，远远地拍下了乐声中读书的我。太太
过去一直视摄影为“畏途”，从不会主动拿起相机拍照，我笑问为何今晚突有"奇举"，太太答曰: 无关读者，笛声使然。
年初的几期“来去集”中，谈了自己欣赏交响乐的一些感受。我自小便喜爱听音乐，包括交响乐。记得上初中时得一袖珍收音机，晚上常常在被窝里轻轻地打开小收音机收听各类音乐广播节目。那时袖珍收
音机的音质相当糟糕，我却乐此不疲，怡然自得。我的邻居中有一位拉大提琴的艺术家，在上海的一个乐团任大提琴师，他有时会邀上几位邻里的青年人去听他练琴，而我总是欣然前
往。对我来说，悠扬深长的大提琴声，总是那么的悦耳好听、动人心弦。有一天，大提琴师说他们的乐团要在音乐厅演出，于是，我就成了当晚音乐会的“特邀”听众。第一次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交响乐团的整场演出，当时那个临场感受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很晚回到家后仍激动地久久难以入睡。从此以后，电视和收音机中的音乐对我不再具有吸
引力了，我开始时常留意报纸上有关音乐会的广告和新闻...
来到美国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这类活动几成生活中的绝响，而更要命的是，有一阵还特别害怕听到我曾十分喜爱的维瓦尔第的《四季》组曲。那时我在一家“走高级路线”的中餐馆打工，除了中餐外，这家餐馆还提供西式正餐服务，而餐馆在晚间正餐时间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可想而知，美丽、舒缓和优雅的《四季》组曲，在
我压力沉重、身心俱疲时留给我的心境和记忆是颇为不堪的，以致于在离开餐馆后的很长的时间里，我尽量避免去听这组过去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优美乐曲。
当在美国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后，我们还会选择在节庆或生日之时一家去音乐厅“审美”一下；而电脑网路技术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轻按指尖便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音乐表演节目，在书桌旁近距离观赏音乐家们的精湛演出。无论是在音乐会现场还是在书房，古典音乐及交
响音乐依然时时让我激动、震撼和入迷。然而，最近我发现，有一类乐曲却让我心生古典音乐不曾带给我的遐思和感怀，有时甚至是止不住的感伤。那类音乐，就是民乐。
一日，我去马州洛城的美心超市购物，走进熙熙攘攘的店里，正准备挑些早餐餐点时，忽闻笛乐飘来，轻快幽雅的旋律，如林中鸟语，似谷涧泉水，扬起我内心的一股亲切感和喜悦之
情，再细一听，乐曲原来是根据王菲演唱的<<红豆>>改编而成的笛子曲。王菲的这首情歌曾流行一时，也是我女儿最喜欢的中文歌之一，由悠扬清脆的笛子吹奏，听来别有一番风味。在结账时，<<红豆>>结束后的背景音乐换成了由笛子吹奏的张柏芝的<<星语心愿>>，这也是一首女儿非常喜爱的中文歌，深情婉约，煞是好听。女儿从小在美国长大，很少有机会领略到民族乐器的美妙和意境，心想如果给她买上这张笛子曲，也许会加深女儿对民乐
之美的了解和感受。于是我便向收银员询问这张正在播放的CD的名字，年轻的收银员说她不是很清楚放的究竟是哪张碟片，不过她建议我去隔壁的音像店在有关笛子的音乐CD中找一找。果然，旁边那家音像店的营业员为我找出了不少笛子音乐碟片。根据在超市听到的乐曲顺序，我确信一盒包装不错，印有中国笛子字样和笛子及山水图案的两片装CD，就是我想要找到的国乐碟片。回到家后，取出碟片，再次欣赏由笛子演奏的<<红豆>>和<<星语心愿>>，不错，那正是我在超市听到的美妙乐曲。
按着CD中乐曲的顺序接着往下听，《又见炊烟》、《家乡》、《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牧歌》、《弯弯的月亮》... 纯净动听的笛声，伴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谣，在诗一般的意境中如清风扑面而来，悠悠响起，环绕心间，为我带来纵情于青山绿水、峡谷清泉般的诗情快意。我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悠扬
的笛声了，她拂去了岁月的风尘，让我重回到年少时的梦乡，我的眼前仿佛是满目青山，绿草茵茵，白云悠悠在天边，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般天籁之音，摄人心魄，启人幽思。不知不觉中，随着阵阵笛声我的脑海里泛起了王之涣的那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和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那一声长叹。屋外树影摇曳，屋内清韵绕梁，半杯清茶在手，满怀愁肠无语，刹那间的遐想和恍惚，竟让人莫名的伤感起来。天高，水长，横笛声声锁空楼，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沉吟良久, 竟浑然不知身在何方，今世何世……
那晚，我还是让那美妙的笛声伴我夜读。太太闻乐而来，竟也和着乐曲，陶醉其中，其乐融融。过了一会儿，她悄悄离去，又提着相机重回客厅，远远地拍下了乐声中读书的我。太太
过去一直视摄影为“畏途”，从不会主动拿起相机拍照，我笑问为何今晚突有"奇举"，太太答曰: 无关读者，笛声使然。
中 美 战 略 经 济 对 话
两周前，"半杯清茶社" 邀请著名新闻工作者、前《中国时报》驻华府特派员、专栏作家傅建中先生发表题为"中美外交之回顾"的演讲，并同半杯社友及侨界人士进行座谈和交流，以此纪念中美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三十周年。傅建中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从历史的纵深和世界舞台的广度，分析说明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中美领导人的互动轶闻和背景资料，以及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间众多的政治人物和外交事件在傅建
中先生的演讲中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到今日，从昔日的敌人，已俨然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怀想，在他看来，“中美联合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全球经济系统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这个共同体拥有全世界13%的大陆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总量。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单个经济体而言，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的最大债权国。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打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蜜月还会继续延续，彼此为对方提供经济增长的燃料。未来美中两国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完全
有共治世界的可能。
正当人们憧憬着“中美国”时代的到来，推测新总统奥巴马首次出访可能造访北京时，中美经贸磨擦却在近日浮出水面。美国候任财长盖特纳于参院审批他的任命案期间，在致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美国新政
府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甚至表示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已故的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 1979年建交、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盖特纳此言既出，又再次让人们回想起李慎之先生的“逢九必变”论。不过，中美间不少的国际问题分析家们都认为：根据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趋向，“逢九必变”律在今年或被突破。
盖特纳曾任纽约联储行行长，早年学过中文，并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主修“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人士，许多报道指出：盖特纳 “学过中文和日文，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今天国际市场的语言。” 但是，盖特纳的一番“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表示，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意外。不过，有评论家指出，保尔森推动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相关协商机制将保留，而新财长盖特纳无疑仍将是美制定对华财经政策的执牛耳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的，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成功举办五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
、能源节约、促进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领域共取得了近150项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双方协商对话的进程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众所周知，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财长曾是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手，对此投入的心力甚多。前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时，我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部分华裔员工们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去会场提供相关会议服务和帮助。去年六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位于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
军官校举行，美国方面对会谈显得相当重视，会谈前后在海军官校分别举行冷餐会和大型晚宴，欢迎由王岐山副总理率领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大型晚宴上还有高水准的艺术表演节目
为来宾助兴，除了保尔森财长和多位其他内阁部长作陪外，时任国务卿莱斯也专程从华府赶来海军官校赴会，可谓盖冠云集, 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的工作时，还有一项收获 – 请王岐山副总理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上签名。
一九八三年《走向未来》丛书面世，该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论”成为这套丛书的特征和标志，其中的许多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除了前年已过世的包遵信担任主编外，丛书的
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顶尖学者和高层智囊，如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而编委中还有王岐山的大名在列。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发端、
社会影响和其后的命运，笔者曾于前年的一期“来去集”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当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怀着对“走向未来”的憧憬，常常在新华书店找寻最新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那套丛书爱不释手。在同王岐山副总理简短交谈时，我发现这位主管中国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对他二十五年前参与编辑的
《走向未来》丛书仍然有很深厚的情感，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欣然提笔在书上印有编委姓名的扉衬页签上他的名字，还同我谈起了其他几本他认为质量不错的丛书书籍。
温故而知新。王岐山副总理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在想，日后他也许会根据与美国谈判对手打交道的经历，撰写一本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共同“走向未来”的专著, 那一定不乏真知灼见。
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中美领导人的互动轶闻和背景资料，以及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间众多的政治人物和外交事件在傅建
中先生的演讲中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到今日，从昔日的敌人，已俨然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怀想，在他看来，“中美联合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全球经济系统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这个共同体拥有全世界13%的大陆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总量。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单个经济体而言，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的最大债权国。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打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蜜月还会继续延续，彼此为对方提供经济增长的燃料。未来美中两国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完全
有共治世界的可能。
正当人们憧憬着“中美国”时代的到来，推测新总统奥巴马首次出访可能造访北京时，中美经贸磨擦却在近日浮出水面。美国候任财长盖特纳于参院审批他的任命案期间，在致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美国新政
府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甚至表示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已故的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 1979年建交、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盖特纳此言既出，又再次让人们回想起李慎之先生的“逢九必变”论。不过，中美间不少的国际问题分析家们都认为：根据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趋向，“逢九必变”律在今年或被突破。
盖特纳曾任纽约联储行行长，早年学过中文，并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曾主修“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人士，许多报道指出：盖特纳 “学过中文和日文，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今天国际市场的语言。” 但是，盖特纳的一番“不能保证延续与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表示，还是让观察家们感到意外。不过，有评论家指出，保尔森推动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相关协商机制将保留，而新财长盖特纳无疑仍将是美制定对华财经政策的执牛耳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的，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成功举办五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
、能源节约、促进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领域共取得了近150项成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双方协商对话的进程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众所周知，
盖特纳的前任保尔森财长曾是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手，对此投入的心力甚多。前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时，我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部分华裔员工们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去会场提供相关会议服务和帮助。去年六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位于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
军官校举行，美国方面对会谈显得相当重视，会谈前后在海军官校分别举行冷餐会和大型晚宴，欢迎由王岐山副总理率领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大型晚宴上还有高水准的艺术表演节目
为来宾助兴，除了保尔森财长和多位其他内阁部长作陪外，时任国务卿莱斯也专程从华府赶来海军官校赴会，可谓盖冠云集, 让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的工作时，还有一项收获 – 请王岐山副总理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上签名。
一九八三年《走向未来》丛书面世，该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员，因而“科学方法论”成为这套丛书的特征和标志，其中的许多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除了前年已过世的包遵信担任主编外，丛书的
顾问中不乏当时的顶尖学者和高层智囊，如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咨、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而编委中还有王岐山的大名在列。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发端、
社会影响和其后的命运，笔者曾于前年的一期“来去集”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当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怀着对“走向未来”的憧憬，常常在新华书店找寻最新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对那套丛书爱不释手。在同王岐山副总理简短交谈时，我发现这位主管中国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对他二十五年前参与编辑的
《走向未来》丛书仍然有很深厚的情感，面对我这个陌生人，他欣然提笔在书上印有编委姓名的扉衬页签上他的名字，还同我谈起了其他几本他认为质量不错的丛书书籍。
温故而知新。王岐山副总理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在想，日后他也许会根据与美国谈判对手打交道的经历，撰写一本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共同“走向未来”的专著, 那一定不乏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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